回到1991年，当时的印度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显然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巨型“行乞者”。始于1991年的经济改革使印度逐渐具有竞争力，GDP增速达到9%，俨然成了潜在的超级大国。
然而，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 —— GDP增速腰斩至4.5%，在很多方面，印度已经变得毫无竞争力。更糟糕的是，印度政客们甚至停止了激励印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努力。如今，印度专注于补贴、准备金及针对各式各样票仓的特殊措施，却忽略了竞争的影响力。
这将最终导致破产而非包容性增长。
1991年陷入危机后，印度持续数年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来重获竞争力。卢比大幅贬值，废除工业许可证制度与《垄断与限性贸易行为法》（Monopolies and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MRTP）规定的许可证制度，实行自由化贸易，进口关税由300%逐渐削减至2005年的10%左右；公共部门垄断企业，如电信和炼油行业向私人开放，由此产生了世界上发展最迅速、最廉价的电信服务和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导向型冶炼厂；开放国外投资使印度转变为全球小型汽车集散中心；许多跨国公司如通用电气（GE）的涌入，使印度成为全球研究发展中心；私营部门的开放引发了软件/商务流程外包（BPO）革命。
货物出口占GDP比重由5%上升至15%。服务出口增长更为迅速，同时印度成为了全球软件业的领军者。卢比也表现坚挺，至2008年，卢比兑美元汇率已从2002年的50：1升值至40：1。持续增强的竞争力使印度成了潜在超级大国，但这一切却突然烟消云散。过去三年，GDP增速直线下落，产业与出口发展停滞，经常账户逆差急剧增长，卢比近乎崩溃。有鉴于此，一年前，政府开始着手采取改革措施，却再难重现以往的活力。
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新措施并未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制定政策、法规时忽视竞争力的固有政治思维定势。政客们想当然地认为，竞争力一直存在，并只想从增长带来的利益中分一杯羹。不幸的是， 忽视竞争力意味着增长的消失，利益进而荡然无存。
1997年，时任印度财长的齐丹巴拉姆（Chidambaram）在提出“梦幻预算（dream budget）”时，称印度将持续稳定地将进口关税降至东盟的水平，以促进印度参与同亚洲四小龙的竞争，不仅在税率方面更包含其他各个，从而成为另一个新亚洲小龙。印度确实做到了。但是，统一进步联盟（UPA）政府并未将这一切作为未来制定政策的参照，却将增长视作理所当然的事，而不再努力提高竞争力。莫曼汉·辛格（Manmohan Singh）最终同美国签订了核能协议，却因胆怯而未将国际通行责任履行相关条款加入法案，结果连俄罗斯都不打算向印度出售反应堆了。
印度确实需要新规则来守卫自身的环境和文化。但是，在新规则和法规的形成过程中，有人考虑过我们的规则同与我们竞争国家规则是否具有可比性吗？没有。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合理的土地征用政策，但新法律却要求，任何土地前都要经过社会影响的评估和专家组许可。我们的竞争国存在如此耗费时间的法律吗？他们一定坚持80%的土地拥有者允许时才能征用吗？他们给工人、企业和其非土地拥有者否决的权力吗？他们将复兴的重担强加到企业或政府身上吗？
法庭维权与NGO恶化了情况，尽管它们出于好意。绿色法庭禁止了对未经环保许可的砂矿进行开采，结果造成合法的砂原料大量短缺，致使非法采集成风。这种病态禁令的一个典型后果就是，如今开发一个新煤矿要花12年。在一些邦，连合法的铁矿都被禁止开采。其他亚洲竞争者们也禁止此类矿石的开采吗？如果没有，这对印度的竞争力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法庭、NGO和政客们似乎都不在。大量粗制滥造且未经任何成本-效益分析的新法律法规被制定出来，用以判别对竞争力的影响。在2013年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印度的营商便利度由第131位下降至第134位，创业便利度位居第177位，获得施工许可方面于第183位，合同实施度列第186位。然而，这些因缺乏竞争力导致的糟糕表现，仍没有促使政客们作出改变。印度的国内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却未被意识到，仅仅放任经济进行自我纠正。难道只有再度陷入危机，才能使政客们集中注意力吗？
注：本文原题名为“A Nation That Has Forgotten about Competing”。本文作者为卡托研究所世界自由与繁荣中心研究员。本文于2013年11月17日刊于印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