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外需增长速度大幅下降，虽然2010年和2011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2012年以来的数据再次显示了国际经济增长乏力。针对如何应对外需可能的长期低迷，目前的研究基本都是从需求的角度寻求对策，即通过促进内需来抵御外需下降的负面影响。虽然需求方面的政策可以迅速缓解经济之痛，但是过度的需求政策容易加剧经济的不平衡，给经济埋下长期的通胀隐患。与之不同的是，本报告试图从长期视角出发，指出应对外需持续低迷的供给方面的政策着力点，以期能够在保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同时抵御通胀压力。
图1 出口和进口的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一、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明显高于非贸易部门使得外需下降带来整体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库兹涅兹所强调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有利的结构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动收入的提高，反过来也会促进结构的变化。回顾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就是一个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与其他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一样，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促使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转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对外开放使中国较快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大幅提高了可贸易部门[①对于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划分学术界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但是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给出了两类明确标准。其一是由De Gregorio（1994）和Engel（1999）提出的，当一个部门的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超过10%则被认为是可贸易部门，否则被认为是非贸易部门；其二是有Bems（2008）给出的，Bems将商业部门认为是一个基准的可贸易部门，只要某部门的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超过商业部门，则被认为是贸易部门，否则视为非贸易部门。根据这两项标准，对于中国来说绝大多数制造业都属于可贸易部门；而大多数服务业以及农业、建筑业以及电力等部门则属于非贸易部门。不过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在分析的过程中会简单地将制造业视为可贸易部门，而将服务业视为非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可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同时可贸易部门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对非贸易部门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
从这一过程来看，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自于其相对非贸易部门而言拥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②Feder（1982）的研究指出，由于出口导致了更高的设备利用效率、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的激励、国际竞争的压力、以及管理效率的提高，使得出口部门边际效率要高于非出口部门。]。图2给出了中国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变化。首先从图2左半部分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年均7.5%，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了1978年的10倍；而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只有5.3%，比可贸易部门低了两个百分点以上。另外Dong He等人（2012）利用行业和企业数据对本世纪以来的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估计，指出2001～2010年期间，可贸易部门TF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而非贸易部门仅达到2.4%，要比可贸易部门低2.5个百分点。
图2 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生产率的变化 注：由于就业数据的限制，左图简单将工业部门视为可贸易部门，而将服务业作为非贸易部门；对右图，作者将大多数制造业（不包括食品加工业）归为可贸易部门；而将农业、电力以及大多数服务业视为非贸易部门。另外还有一些由于数据不足的原因没有列入研究。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左图）；Dong He等（2012）（右图）。
国际经验同样表明，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提高速度要快于非贸易部门。图3给出了日本和韩国1980～2005年间不同部门TFP的增长率。可以看出，日本制造业的TFP增长最快，年均1.67%；电气水行业、农业和服务业的TFP增长较慢，年均增速不足1%；而采掘业和建筑业TFP甚至是负增长。对于韩国，TFP整体增长速度要远高于日本，其中电气水、制造业以及农业的TFP增长速度较高，超过5%；而采掘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的TFP较低，尤其是服务业，TFP年均增速不足2%。如果将制造业部门看成可贸易部门，而其他行业看成非贸易部门，可以得到与中国同样的结论。
图3 日韩各部门TFP的增长率（1980～2005年） 资料来源：REITI（经济产业研究所）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d03.html.
从供给角度来看，因为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明显快于非贸易部门，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可贸易部门的迅速扩张，进而带来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来看，也正是因为外部需求的下降，导致了高速增长的可贸易部门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进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
二、中国出口和可贸易部门的较慢增长将是未来的常态
从全球环境来看，欧美债务危机仍然十分严峻，主要经济体接二连三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纷纷卷土重来；同时有望带领全球经济回归正常增长轨道的新技术革命尚未真正显现。据此可以预期，慢增长将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济的常态。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中国出口将很难恢复之前的高速增长。
图4 亚洲新兴经济体实际汇率及出口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左图：许宪春（2002）；右图：World Bank：WDI.
另外从国际经验来看，回顾那些同样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促进经济快速崛起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规律：伴随这些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实际汇率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升值。图4的左半部分给出了亚洲五个经济体从1960年到1990年间本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的变化情况。从图中的数据显示的结果来看，这一期间日元、新元、韩元、港币和台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都有所升值。其中升值最多的日本，其实际汇率上升了240%。平均来看，这五个经济体实际汇率平均上升了119%。实际汇率的升值在一定程度验证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快速追赶的经济体通常在高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名义汇率的升值或者国内通胀的加剧。
实际汇率升值直接影响着这些经济体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直接导致出口增长速度的明显下滑。图3的右半部分给出1960年以来不同时期日韩出口的增长情况。数据显示，不论是率先崛起的日本，还是后起之秀的韩国都经历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下滑。日本由上个世纪60年代年均15%的增长速度下降到过去二十年5%以下；而韩国更是从30%下滑到10%以下。
这些成功崛起的亚洲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是，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经历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过程[③过去的5～10年中，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开始不断升值。]，出口的增长速度也不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而且从人均GDP的比较来看，中国目前与日韩高速出口阶段结束时处于大致接近的发展阶段。这些都表明未来中国出口和可贸易部门的较慢增长将是一种常态。
三、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以抵消可贸易部门的持续疲软
影响可贸易部门增长的既有国外的需求，也有国内的需求（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以及投资需求）。根据最新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外需、居民与政府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分别占制造业最终需求的41%、25%和34%。外需所占比重明显超过其他两类国内需求。这足以说明中国可贸易部门对外依存度非常之高以及外部需求对制造业部门增长的重要性。外需增速的下滑意味着要想保持可贸易部门较高增速，需要加速国内需求。长期来看，消费和投资是否可以替代外需成为贸易部门快速增长的拉动力需要分析。
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已经接近50%。无论是从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投资率已经基本没有提升的空间。社科院工经所最近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认为，“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而且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另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④这里的劳动年龄指的是15～59岁。]已经开始下降，同时人口的老龄化和总抚养率未来都将快速上升。无论是从需求还是从资金供给角度来看，未来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从历史数据来看，消费需求相对于外需和投资需求更加稳定，增长的速度也要明显地低于外需和投资需求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消费率一致不断下降的直接原因。消费的增长直接取决于收入的增长，而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⑤对于消费的增长，目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过高的收入差距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穷人的消费倾向要高于富人。但是收入差距的缩小必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最近发布的《201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是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已成为全球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外部需求增速下滑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也会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下滑。另外从国际比较来看，Ma和Lu（2010）的研究认为，与世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居民对于制造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与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匹配，较大差距表现为服务需求的不足。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未来对可贸易部门的国内需求以更快速度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四、提高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才是保持适当经济增速、抵御通货膨胀压力的长久之策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未来外需增长速度的下滑将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而对于可贸易部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也几乎不可能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因此未来可贸易部门很难保持与过去一样的高速增长。虽然短期可以通过宽松的宏观政策来刺激国内对可贸易部门需求的增长，但是可能的结果就是通胀的压力的加大。因此未来要想抵消外需下滑对整个经济的不利影响，促进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促进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带动居民消费的增长，这样才能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
图5 中国的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GDP平减指数（2000年为100） 注：与图2类似，这里将工业部门视为贸易部门，而将服务业部门视为非贸易部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从本世纪以来的通胀构成来看，非贸易部门是推动整体通胀的主要推手。图5给出了本世纪以来我国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价格指数[⑥这里采用部门的GDP平减指数来反映部门产出价格指数变化，由于各部门的增加值率的差异，部门GDP平减指数可能会与部门产出价格指数存在一定差异。]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本世纪以来可贸易部门的价格累计上涨了46%，而同期非贸易部门的价格累计上涨了67%。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年均上涨幅度要比可贸易部门高1.3个百分点。同时还可以发现，2006年之前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价格上涨的幅度差异不大[⑦Dong He（2012）指出的2004～2005年发生的SARS抑制了当时服务业价格的上涨。如果剔除这个因素的影响，可能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要更快。]，而2006年之后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幅度明显要快于可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更快的价格上涨正是前面提到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作用的过程，即可贸易部门快速增长带动了可贸易部门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升，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将其传导至了非贸易部门，由于非贸易较低的生产率，从而导致了非贸易部门更快的价格上涨。
要缓解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提高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对于非贸易部门来说，最大的成本是人力成本。而人力成本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工资水平的上涨幅度；另一方面，则是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工资越高，人力成本越高；而生产率水平越高，单位人力成本则越低。另外，Jorgensen（2007）研究发现，1990年日本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的一半以上来自非贸易部门。与日本一样，中国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更多地表现在非贸易部门。换句话说，中国的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提高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降低非贸易部门的成本和价格，从而降低可贸易部门使用非贸易部门产品的投入成本，最终可以降低可贸易部门的成本，提高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需求的迅速下滑导致了高生产率的可贸易部门增长速度下降是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下滑的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出口增长大幅下滑已经成为亚洲依靠出口导向政策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共同经历的典型化事实。因此未来中国出口保持较低的增速将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加之国内对可贸易部门的需求快速增长的可能较小，未来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可能很难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的态势。因此促进低生产率的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保持整体经济的增长动力将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提高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对于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和提高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也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Jorgenson， D， Nomura K.2007.The Industry Origins of the U.S.-Japan Productivity Gap.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19（3）：315～412.
〔2〕He， Dong， Zhang， Wenlang， Han， Gaofeng and Wu， Tommy T.， Productivity Growth of the Non-Tradable Sectors in China （March 19，2012）。HKIMR Working Paper No.08/2012.http://ssrn.com/abstract＝2025802.
〔3〕De Gregorio， J.，A.Giovannini and H.C.Wolf （1994），“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radables and Non-Tradables Infl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8（6）：1225～44.
〔4〕Engel， C.（1999），“Accounting for U.S.Real Exchange Rate Chang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7（3）（June）：507～38.
〔5〕Izani Ibrahim（2002），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Jurnal Pengurusan 21（2002）3～18.
〔6〕Edward， S.（1993）。Opennes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XXXI（Sept）：1358～1393.
〔7〕Feder， G.（1982）。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59～73.
〔8〕林毅夫、李永军：“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9〕Moshe Syrquin，2007.“Kuznets and Pasinetti on the Study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ICER Working Papers 46-2007，ICER-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10〕Kuznets，Simon，1955，“Toward a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in R.Lekachman （ed.），National Policy for Economic Welfare at Home and Abroa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1〕Kuznets，Simon，1973，“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3：24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