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四点：（一）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二）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三）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四）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这篇文章中没有探讨到的问题是，作为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什么样的地缘战略角色。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在世界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之间，看到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进而对国家的总体地缘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个球体，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群，都可以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从地理、生态、人口分布、人类文明史等诸多方面考察，真正能成为世界中心的国家屈指可数。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具有正统国家的含义。顾名思义，中国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中国”体现了先民在面对广袤的天下时，对国家地缘时空的自我定位。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才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西方世界把“中国”诠释为“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middle kingdom，或 central state，middle state），是有其理由的。不过，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正式成为国名，“中华民族”的称呼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自遭受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东洋”日本之后，视自己为“中央之国”的观念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历史上，西方国家曾将中国与印度、埃及，甚至还有俄罗斯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东方”归属虽然最先是西方国家传教士和学者对“他者”的身份构建，但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却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大部都在中国的西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重心地处中国的“远西”。朝鲜半岛、日本是中国的“近东”，美国对中国来说则是跨越太平洋的“远东”。就这一地理方位而言，中国确实是“中央之国”。如果不是近代西欧压倒性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文明，中国未必会自视为东方国家。同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它的一大片内陆领土可以说是中亚或南亚的一部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与其说同东亚国家接近，不如说同中亚、南亚的近邻更有亲缘关系。
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此后中国的“东方”认同，又强化于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的两大政治军事同盟被称为“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而中国又处于“东方阵营”中的东方。“东方”的地缘政治概念，遂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挂起钩来，深化了中国人的“东方”定位意识，而“西方”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代名词。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到：“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这句话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
上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主张。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毛泽东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划分的形成，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冷战初期“东方—西方”的地缘战略观念，而且中国有意成为抗衡来自“北极熊”威胁的中坚力量。正如中共党史专家冷溶所指出的：“‘一条线’，是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
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抵御北方威胁的“一条线”战略。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邓小平这番讲话的时代背景看，“东西”指的是苏联为首的“东方”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争霸，带来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当今世界的“东方”成为一个模糊概念，已经不再是某种军事政治集团和政治制度的代称。同时，“西方”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被广泛使用，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还提出了将俄罗斯和土耳其包括在内的“大西方”概念。
此外，中国的“东方观”一直受到美国地缘战略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在太平洋的西岸和东岸，但两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国是东方国家——是同地理概念相悖的。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亚进行了四场战争：1898年为夺取菲律宾同西班牙进行的战争、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其中第一场战争的结果是，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独立后的菲律宾至今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以至于影响到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之争的态度。后三场战争则直接同中国相关。19世纪中叶美国用军事手段敲开日本的海上门户，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此后便一直在战略上把东亚看成一个整体。美国将西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占为自己的领土，二战后又将关岛建为军事基地，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跳板。当代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涉外机构，都把对华事务放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框架中处理（欧洲一些大国包括俄罗斯也有这种传统和倾向）。最典型的是，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分别被视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里分管对华关系的主要负责人。在美国的官方语言和一般人理解中，“亚洲”和“东亚”是混用的。一度甚嚣尘上的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论调，其实主要是“重返东亚”，同南亚稍有关联，而同中亚、西亚基本无关。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和大学课程设置也大都把“中国研究”置于“东亚研究”之内。无形之中，美国对华政策被视为仅仅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亚”真正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将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相连接，东盟成立后的地区合作、日本经济腾飞、东亚“四小龙”齐头并进，都是将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靠山。苏联曾一度通过越南挤进东南亚地区，但不久就丧失了影响力。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纷纷丢掉了在东南亚的原有地盘。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曾受到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北部边境四个方向的严重威胁，分别同美国和苏联发生过军事对抗。改革初期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一个主要对象是东亚。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东亚，同时也给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了巨大动力和活力。迄今为止，中国同包括美国、加拿大、东盟、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仍然远远超过同欧、俄、印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地理位置上的东方而非西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航空和陆地交通迅速发展、东亚对中东与非洲的能源资源需求扩大、美国“反恐战争”以来的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等诸多因素的改变，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有的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亚洲”（indo-pacific asia，又称“印太亚洲”）的地理框架，并据此思考所谓全球权力向亚太转移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缘政治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无形中受到销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领导者”，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的势头显然遇到了阻力，“东亚共同体”设想风光不再，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印度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应运而生，此后日益活跃；中国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同西部边境外各国关系发展迅速；欧洲在东亚不甘落后，亚欧会议（asem）从成立之初的2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51个；美国热衷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冲淡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国家则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地区之外。第一届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3年3月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已悄然成为帮助中东和南亚加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度只关心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别处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许多亚洲国家破天荒地开始将眼光投向‘本地区之外’，并开始以积极得多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南亚的外交事务、发展难题和安全事务。”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亚欧大陆是“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则是“两洋一陆”的大国。中欧美三大政治经济板块具有各自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生存空间”巨大，分别发展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融合。印、俄、日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长期面临着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难题。一个兼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性质，且以地缘经济为更突出特征的宏观体系，也许可以据此而建构。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是沟通传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桥梁国家”
建国初期，中国遭受欧美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北方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经贸伙伴变为北美、西欧和东亚国家，同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发展中国家大多地处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而发达国家大多在北半球，于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绝大部分领土地处北回归线以北，从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尽管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自称为“南方国家”，也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相似的历史地位和政治主张经常使中国与它们走到一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该集团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77国集团加中国”的新合作模式，中国全面参加了与该集团有关的会议和活动。
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成为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规定的战略目标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预见，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虽然全球发展趋势有难以确定的因素，但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然存在。如果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在此期间得以成功实现，那么届时将完全脱离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行列，同其他发达国家或北方国家并驾齐驱。换言之，无论从主观愿望看，还是从客观发展趋势看，中国都不会“将发展中国家进行到底”。
事实上，今日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
首先，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国内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之总和。发达经济体通常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学者格兰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2013年3月撰文指出，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两倍于其他金砖国家，未来十年中这一差距可能继续拉大，所以“中国不属于金砖国家”，倒是其他四国可以算作同一级别的“肋骨国家”（ribs）。据阿利森计算，中国现在的商品出口额是其他四个金砖国家总和的两倍，外汇储备是它们总和的三倍，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它们总和的两倍，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30%。
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载人航天飞船、高铁等国家工程“大手笔”，让世界上很多人感觉中国“不像”发展中国家，于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其中有些是发达国家才应当主要承担的义务）。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据说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欧洲国家）和环境污染，又使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更大的国内外压力。但中国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和稳定、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网络与太空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诸多方面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不能仅仅被视为是应对国际压力、改善国际形象的需要，更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即中国以量力而行、权责对等的方式承担国际义务是促进自身长远利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其次，3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在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中形成了一个新月形——从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穿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直至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再到南亚北部。在南方国家庞大的“人口膨胀带”里，青年人比例高，失业率高，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冲突。南方国家人口激增，北方国家原有人口缩减，老龄化问题突出。由此带来的全球人口大规模地从南向北移动，给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加拿大补充了劳动力，但也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社会负担，引发了族群、宗教矛盾和社会骚乱。
在人口发展的南北反差和矛盾中，中国仿佛置身度外。尽管中国向海外的劳务输出数量越来越大，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非法移民，但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在全球的国际劳工和移民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同时，中国海外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去南方国家。随着国内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出现，预计中国人口向外移动不会持续扩大，而某些南方国家向中国输送劳工和移民的现象则已经出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虽不如日本和俄罗斯那样严重，但已同某些欧洲国家类似，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要突出一些。在完善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和俄罗斯的共同关切会越来越多。
再次，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摩擦也在增多。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倚仗丰富的自然资源出口初级产品，而中国则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大力发展制造业。据美国一家大型经济信息调研机构ihs的数据，2010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已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恢复了曾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期的地位。基于国际分工以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在中国形成了产业中心。如何借鉴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准并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是同发达经济体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制造业正遭遇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用工成本上升、出口疲软、产业转型升级等挑战，而在国际上则处于“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掀起工业化浪潮的追赶。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南北关系理论思维和分析框架是有缺陷的。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处理南北矛盾、缩小南北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要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中国政府对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但却显著的变化。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分别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则号召“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却将这一提法改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后，中国官方正式文件不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这份白皮书谈到了“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中国不断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但是，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却没有提到“南北差距扩大”或“南南合作框架”问题，只说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完全不公正、不合理，但是需要改革。这份系统阐述中国对世界看法的白皮书还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为更多国家提供了通过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实现振兴的历史条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
上述官方思想的调整意味深长。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未来十年的中国》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实际上正在介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是南南关系，而且是南北关系、北北关系，在这三个维度上中国都面对着对话的格局。中国需要对非西方地区有更多的理解和了解。在对非西方地区的关系上，如果中国重复过去欧洲人的道路，将会引发新的冲突，甚至引发国际地缘秩序的变化。因此，未来中国在传统型、多样性、区域关系、内部关系等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定位的时候充分考虑”。
诚然，中国戴着“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还要走很长甚至可能很曲折的路，中国同其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和共识在增加。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识也在增加。中国不是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造反派”，而是推进渐进改革的“建设者”。如果说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是某种“异类”的话，它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中间国家”，是沟通传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桥梁国家”，它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很难归入哪一“类”，但却需要融入整个世界。
地缘战略大棋局思考：承东启西，承南启北，在亚欧大陆以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
综上所述，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如此看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地缘战略，可以形成一些基本思路。
本文中的“地缘战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虽然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是相对稳定的，但地缘战略却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应当看到，当代全球政治的新趋势正在不断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理念，有学者甚至提出应加入“地缘技术”、“地缘宗教”等新的分析维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曾有过不同的地缘政治定位，同某些国家建立过军事同盟关系，应对过来自不同地理方位的安全威胁。今天多数国内论者认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东方，来自海上，即美国和日本。海权和海洋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同时，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堪忧，出现某种爆炸性的局面并直接危害中国安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地缘经济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正在形成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第一个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组成的东亚或环太平洋经济区；第二个是美国牵头的北美经济区，或将向南扩展为西半球经济区；第三个是以欧盟主要国家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或将逐渐覆盖东欧、俄罗斯，对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施加影响。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建设东亚经济圈，甚至形成以人民币、日元为核心的东亚货币体系，以便在同美欧的政治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今天，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贸易关系和总体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双边贸易额远超其他作为单个国家统计的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则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超过中日贸易。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恰恰同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来自同一个方向、同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矛盾现象福兮祸兮，耐人寻味。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和战略互疑加深，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明显带有牵制防范中国的意图；中日关系紧张，对抗因素增加，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大受影响，双边关系在未来若干年内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不能排除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在东海、南海同相关国家的主权争议此起彼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相对稳定，但“台独”远未销声匿迹，美国对台军售的阴影也随时会重新笼罩到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上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在同两位美国资深战略学者的访谈中，忧心忡忡地评论道，“中国终将面临一项重大决定”，即是否要取代美国，在亚洲充当霸主。在中美对立、中日对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再谈“东亚一体化”或“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已经远离现实，或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维持同美国以及东亚各国关系的大局稳定，才能保证中国同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继续扩大。这是中国“东方”地缘战略的核心。
中国在东部方向上进行战略经营的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但如果往中国西部境外看，那里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中国可以利用的潜在机遇很多。如果说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话，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则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经济困难、民族和教派矛盾、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国内和跨国问题。中、美、俄、印、日、英、法等大国在这些地区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潜力较大，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由于西部境外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投资机会很多，中国向西部国家拓展利益，符合自己的长远战略需要。
更重要的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决定了亚欧大陆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指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分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因此，布热津斯基强调：“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美国这个“非亚欧大国”尚且有战略家如此重视这一大陆板块的地缘政治意义，称之为“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美国也确实力图在此获得主导地位，中国应当如何在亚欧大陆布局造势，就更值得深思了。
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面发展趋势看，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大中东”地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一种看似有理的中国应对思路是，中国绝不能陷入“大中东”的泥淖，而应该将这里的乱局留给美欧去收拾；这个地区愈乱，美国愈无法抽身到亚太地区遏制中国。这种思路的令人质疑之处在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大中东”的动乱将迅速祸及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地区外大国想不闻不问、独善其身，不仅做不到，而且会损害自身利益与安全。2011年利比亚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直接经济损失，就是明证。另外，中国西部境外的安全形势恶化，也会影响国内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加大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的风险。所以，中国应当严密注视“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以各种手段加大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而不是仅仅做一些原则性的外交表态。同理，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非洲某些国家的内乱，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
在亚欧大陆的棋局中博弈，还应当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西亚北非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由于西部境外若干地区的动乱因素，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是应当未雨绸缪的。
中国的人流物流经由陆地和空中进入西部比过去便捷得多，中国公司承包或中国援建的公路、铁路在中亚、中东、南亚遍地开花。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都在开发建设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权和海洋战略不重要。恰恰相反，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对中国同亚欧大陆日益密切的联系至为关键，但中国不应用传统的陆权思维去看待海洋或海权问题，即把眼光局限于中国的近海。中国加强海上安全的活动，包括在非洲之角附近同各国合作打击海盗，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
美国《华盛顿时报》早在2005年初即披露了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能源的未来”的内部报告，声称中国正在采取一项“珍珠链战略”，在从南海到中东的海上航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保护其能源利益并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中国外交部门随即予以否认与驳斥。其实，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样一种主要出于保护自身地缘经济利益的印度洋战略谋划。2013年2月，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又撰文谈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他既未确认、亦未指责中国有这样一项计划，同时指出，“珍珠链”不一定意味着海军基地本身。“除了更加依赖中东能源以外，中国也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东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采。印度洋处在二者之间：它是21世纪欧亚世界的海上枢纽，日益将东亚与中东紧密相连。就此而言，瓜达尔、汉班托特、皎漂等地可以成为中东与东亚之间的物流中心和产品运输的仓储设施。”卡普兰的观点值得重视和借鉴。中国舰船从南海驶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需要使用若干补给基地，是天经地义的事。环印度洋地区本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架起桥梁的重要桥墩。
中国还可以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实施一种“开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利益扩展战略。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内陆和沿边的开放，不仅要从国内审视国际，也要更加注重从国际反观国内，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兼顾与融合，为“西部大开发”等国内发展战略的实施树立更加稳固和更具效力的国际战略支柱。温家宝总理在201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深化沿海开放与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格局；坚持把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汇合点”。借鉴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战略，把“走出去”当作中国产业链的海外延伸，是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应有之义。开发能源、矿产、农业、林业、渔业等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中国应当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在亚欧大陆以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而不以恢复“华夏秩序”、追求“东亚霸主”或“亚洲霸主”为目标。只有营造出一个安全、繁荣的周边环境，同新兴大国和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才有更好的基础去同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只有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竞争共处、互利共赢的关系，才能稳住自己的周边。中国不应因周边问题的困扰而在地区治理、全球治理领域缩手缩脚，而应更加主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积累有利于解决周边问题的战略资源和国际政治资本。中国战略家郑必坚指出：“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即是说，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引申来说，“全方位的战略构想”，从地缘空间来看，就是“东西南北”各方。
从本质上说，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冷酷的，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基于道义或意识形态的。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利用和把握国际力量的平衡。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在2002年提出，要以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来构筑国际体系。其要旨无非是拉近美国同所有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距离，使之比这些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令美国在其所在的所有三角关系中都处于“顶角”位置。
从客观情况看，中国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大国竞相“平衡”的对象，但中国在一个多维、复杂的世界中腾挪移转、纵横捭阖的空间，实际上较过去更大了。当今大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共存”特征越发明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力量平衡”。为此，应当拉近而非疏远中国同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等重要国家之间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东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地区的战略。同时，应将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环保等功能性问题同地缘政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形成“和平发展大战略”。中国的长远目标应是成为“以天下为己任”（即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全球大国。同时，中国也应避免妄自尊大，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
不言而喻，更艰巨而首要的任务是国内发展。中国的国内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收入分配不够均衡、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等等。这些瓶颈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而扩大开放可以为开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一轮改革进程提供“倒逼效应”。
最后，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需要激情和理想来填充。毛泽东在1935年长征结束时写的《念奴娇·昆仑》一词中畅想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尚且有放眼世界的诗意想象力，近80年后的中国战略家和领导者，就更应具有胸怀全球全人类的气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