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跨越式”的全面发展。中拉高层互访日益频繁，政治互信不断深化。2004—2012年间，胡锦涛主席先后5次出访拉美国家，2000年至今访问中国的拉美国家元首、议长、政府首脑合计近百人次；中拉多边协作日益扩大，中拉整体合作取得积极进展。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2年6月，温家宝总理就推进中拉整体合作提出成立中拉合作论坛等15项举措；中拉经贸关系发展尤为迅速，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149.4亿美元激增到2012年的2612.43亿美元，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10.38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19.36亿美元。中国还完成了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中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内涵更加丰富，文化交往尤为迅速。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在拉美国家建立了20多家孔子学院。2012年，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在拉美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未来五年向拉美国家提供5000个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名额，并倡议举办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201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增加了拉美分论坛，中拉关系议题引起广泛关注。①
总之，随着中拉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强。众所周知，拉美地区历来被美国视作其“后院”，中国在该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大自然会引起美国方面的一些反应。事实上，在2004年11月胡锦涛访问拉美四国后，美国的一些右翼团体就开始制造舆论，强调中拉关系的迅速发展必然威胁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对此，中国学者江时学和吴洪英先后撰文，指出了所谓“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的错误，同时也强调美国因素在中拉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①
程洪和于燕在回顾2001至2010年中拉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美国因素在其中的影响，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②。已故青年学者朱鸿博则认为，尽管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但美国尚未将中国视为其在拉美的强有力竞争对手，也并未因中国的崛起而调整其对拉美地区的政策③。还有一些学者强调，美国国内对于中拉关系的发展存在不同的看法，国会、媒体等右翼团体持批判态度，学术界相对比较客观，而行政部门的态度比较谨慎④。孙洪波则提出了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八大疑虑，尽管未能深入探讨，但指出了美国态度发生变化的客观事实⑤。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在意识形态挑战、能源竞争、军事威胁和破坏门罗主义原则等方面的“忧虑”及其对中美拉三边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对意识形态挑战的忧虑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在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相去甚远，美国国内有一批政客、评论家和学者历来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20世纪70年代后的冷战时期，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为了利用中国来掣肘前苏联的扩张，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比较理智的对华政策，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被暂时搁置起来。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防止在西欧和东亚出现对美国至高无上地位提出挑战的任何全球性对手”，便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⑥。
当时，有可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只有迅速崛起的中国，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也就应运而生。1992年9月17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刊《政策研究》登载罗斯·芒罗的文章，强调说：“这一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和重商主义的中国，现在渐渐对美国基本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提出重大的挑战。”⑦
1995年8月4日，《华盛顿时报》也载文称：“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⑧
可见，一些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担心从骨子里说源自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评论家倍感威胁，他们提出要限制中国的崛起。对此，美国的一位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别的超级大国具有与我们敌对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那么不让它崛起将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⑨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左派政党纷纷在一些拉美国家的大选中获胜，如委内瑞拉查韦斯(HugoChavéz)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1999)、玻利维亚莫拉莱斯(JuanEvoMorales)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2006)、厄瓜多尔科雷亚(ＲafaelCorrea)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2007)等。这些左派政党反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和霸权主义，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和“社群社会主义”等主张，并将之付诸实践。当中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正常外交关系，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时，往往会触碰到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评论家的“意识形态神经”。2004年9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玛丽·安纳斯塔西娅·奥格雷迪的文章强调，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不断扩大，“使中国日益成为美国自己后院中的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中国在拉美的崛起会使美国为控制非法移民、武器走私、毒品交易和洗钱而做出的努力变得复杂，因为中国正在与那些对美国上述努力不太友好的拉美国家进行合作。这些拉美国家可能会利用中国来挑战美国的霸权”①。2005年4月6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了题为“中国在西半球影响”的听证会。该小组委员会主席丹·博尔顿(DanBurton)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产主义中国以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大量贸易协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而侵入拉丁美洲”，我们应该“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活动为一种霸权力量之进入西半球”②。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发展到一些微观层面。2012年，美国学者阿列尔·阿玛尼撰文称，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迅速发展，其结果会使中国向拉美地区“输出腐败”。他说：“来自中国的真正危险可能不是制成品出口，而是传统商业实践中的非正规性和暗箱操作，它们将在拉丁美洲找到颇受欢迎的土壤，进而削弱该地区的法制和民主”，“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更为紧密的一体化将导致积极的经济结果和协同效应，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也会加深该地区的腐败”③。
二、对能源争夺的忧虑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2012年的石油净进口量达到3.71亿吨；中国在2002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进口国，石油净进口量在2012年达到2.84亿吨。其中，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在2011年达到创纪录的56.5%，海外石油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海外石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确保自己的海外石油供应。除了非洲、前苏联地区以外，拉丁美洲是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从拉美国家的石油进口份额也随之不断上升。对于中国在拉美国家石油投资和进口的不断增长，美国方面深表“忧虑”，担心中国与其争夺能源。2005年3月1日，《纽约时报》刊发胡安·法雷罗的文章强调，中国加大与拉美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引起了美国一些高官们的“担忧”。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助理便说：“年复一年地，本半球都没有得到美国的重视，如今中国人正在利用这一点。他们正在利用我们不太关注拉丁美洲的事实。”④
同年7月，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听证会共设有8个议题，其中第5个议题是“中国走进拉丁美洲”，由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达马托(ＲichardD""""Amto)主持，他强调说：“中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几乎在所有大陆上都在不断增长。中国对能源和初级产品的需求是其在全球日益增加活动和出现的关键原因。本委员会的职责在于评价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是如何影响着世界能源的供应和需求拉动行为的。……我们还将考察北京如何进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以及其活动是如何影响美国和我们的利益的。”⑤
参议员泰德·斯蒂芬斯(TedStevens)和众议员丹尼斯·哈斯特德(DannisHastert)说：“中国正在进入西半球，特别是委内瑞拉，来寻求能源供应。如果中国成为美洲能源的主要买家，将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针对中国在西半球日益增加的活动，美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协调的综合战略，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政策应对的基础”⑥。2006年6月22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拉丁美洲的能源安全”举行了听证会。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拉里·克莱格(LarryE．Craig)强调说：“我知道，中国正在离我们海岸线50英里的地方修建石油钻井平台。委内瑞拉最近就从中国购买了18套石油钻井平台。而且，查韦斯无数次地说，他将寻求向中国出口石油来取代向美国的出口。”①
2008年6月11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在西半球的新挑战”举行了听证会，博尔顿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扩大在西半球影响的忧虑。他说：“拉丁美洲对于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它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原材料，特别是能源供应。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是美国在全球寻求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主要竞争者。”“众所周知，石油是有限的，中美之间的竞争是零和游戏。中国摄取全球石油越多，美国发电厂、商用卡车和家庭供热系统可以使用的石油就越少。”②
三、对军事领域威胁的忧虑
战后初期，美国通过《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确立了以其为主导的美洲安全合作体系，使拉丁美洲成为其领导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后院”，任何非美洲国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都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于任何与前苏联有着紧密关系的拉美国家政府，一律采取积极的干涉政策，有时不惜动用武力。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行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的长期制裁和封锁，1973年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1979年后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干预，无一不体现出美国对“共产主义威胁”和前苏联军事存在的“忧虑”。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拉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之间的军事交流活动也开始有所发展。2004年9月，中国向海地派出了第一支到西半球执行任务的维和部队；2008年，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委内瑞拉达成4.06亿美元的合同，帮助该国发射“西蒙·玻利瓦尔卫星”；2010年，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部长级的军事高官互访就达9人次；2011年9—11月，中国的海军医疗船“和平方舟”号在加勒比地区进行“2011和谐使命”的活动；2012年11月11—22日，第一届中拉高级防务论坛在北京举行，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6个拉美国家军队领导人应邀参加。总的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军事交流是完全透明的，是国与国之间正常外交关系的体现。
然而，美国对于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军事交流活动同样倍感“忧虑”。博尔顿在2005年4月的国会听证会上就指责说：“1990年以来，中国已经在拉美地区出售了约240枚萨姆导弹，其中一些落入毒品恐怖分子手中。”③
2006年，《华盛顿时报》首席军事记者比尔·格茨撰文称：“中国不但训练拉美军官，还向拉美悄悄出售武器，如向玻利维亚出售新型的肩扛式防空导弹，为古巴提供军火，与巴西联合研发具有军事用途的卫星，且继去年向委内瑞拉出售JYL-1机动防空雷达之后，还可能向它出售FC-1战斗机。这正把委内瑞拉绑在越来越依赖中国技术的平台上。”④
同年11月，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声称“除了贸易关系外，中国还与一些拉美国家发展了军事交流和高规格的互访。拉丁美洲的一些军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接受教育和训练，……中国对委内瑞拉、古巴和玻利维亚的支持削弱了拉美的民主改革进程，危及拉美政府和商界提高透明度的努力”，从而也就危及美国民主价值观念在本地区的传播。⑤
2012年，美国学者伊文·艾利斯(Ｒ．EvanEllis)指出：“中国与拉美的军事交往意味着：美国会发现自己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在某些方面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在安全合作、军火采购和人员训练等方面，拉美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除美国之外的其它选择。这很可能会改变该地区各国讨价还价的策略，它涉及到基地使用、情报共享、联合行动、准许美国在该地区直接行动等方面的问题，尤其在缉毒、反恐作战等领域。”①
我们从这些政治家和学者们的言论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对中拉军事交流的“忧虑”。
四、对挑战门罗主义的忧虑
美国历来对拉美抱有的那种特殊情结，使其对任何美洲以外的国家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有所顾虑”。早在拉美独立运动时期，一些美国政治家就开始形成一种“美洲意识”。例如，亨利·克莱(HenryClay)1816年2月在国会发言时强调，美国的政治利益与正在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南美各国非常相似，一种“美洲感情”把美国与这些新国家不可解脱地联系在一起。1820年3月，克莱再次强调说：“现在我们能够建立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我们可以成为中心，整个美洲将能同我们一致行动。”②
1823年12月2日，美国詹姆斯·门罗(JamesMonroe)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非殖民原则”。这就是美拉关系史上著名的“门罗宣言”。门罗宣言的问世，“说明美国对拉美政策已经走向成熟，标志着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确立”③。
门罗总统在咨文中宣称：“(神圣)同盟诸国的政治制度与美洲的制度本质上不同”，美洲和欧洲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这就是作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理论基础的“美洲体系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咨文进一步强调，欧洲国家“把它们的制度伸张到这个半球的任何部分的任何企图，对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有危害，我们不曾干涉过任何欧洲国家的现存殖民地或属地，而且将来也不会干涉”。门罗咨文认为，对于那些获得独立并且已为美国承认的美洲国家，任何欧洲国家进行的干涉，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此即所谓“不干涉原则”。而“非殖民原则”强调，“今后欧洲任何国家不得把美洲大陆上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地的对象”④。
“门罗宣言”的上述三项原则互相关联，相辅相成，构成了后来的“门罗主义”政策体系。“门罗主义”强调，美国不允许美洲以外的任何国家涉足美洲地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门罗主义”主要针对英国等欧洲列强对拉美国家的干涉；⑤20世纪前半叶，“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扩大对拉美国家影响、排斥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重要武器；冷战时期，“门罗主义”的基本逻辑成了美国抵御前苏联对西半球渗透的重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门罗主义”的思维成了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家“担心”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扩大与拉美国家经贸联系，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造成危害的基本出发点。⑥
正如吴洪英所说，“美国对世界其他大国‘走近’拉美一直十分敏感”⑦，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尖锐对立的中国开始“走近”拉丁美洲，美国的这些政治家们能不感到“忧虑”吗？2005年4月6日，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图菲尔—德莱耶(Teufel-Dreyer)女士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的证言便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上述“忧虑”。她说：“中国正在利用拉丁美洲来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将对门罗主义带来严重的挑战。”⑧
博尔顿也强调说：“我们应该始终在门罗主义的框架下看待拉美问题，我们有我们的关切：查韦斯、卡斯特罗(Castro)、奥尔特加(Ortega)、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及他们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我们对此必须予以特别关注。”①
五、结论
可见，对于中国与拉美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的一些政治家、评论家和学者确实是充满了“忧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持有这种态度的美方人士，当为少数。他们大多来自于右翼政治团体或智库，如美国国防部中国军事研究中心、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思想库，以及《旗帜周刊》、《华盛顿时报》等右翼媒体。他们不仅担心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扩张”，对中国在其他地区的正常关系也颇为“忧虑”。例如，2008年6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ForeignＲelations)的学者伊丽莎白·埃科诺米(ElizabethC．Economy)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强调说：“中国在非洲的渗透对于美国在该地区推进民主政治的事业和保持其商业竞争力的努力提出了明确的挑战”。②
而且，美国右翼人士的“忧虑”本身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意识形态、能源和军事方面的“忧虑”，是他们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心的具体表现，而对破坏门罗主义传统的顾虑则是其他所有“忧虑”的思想根源。
实际上，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国内的反应并不都是“忧虑”。一些学者认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拉美的经济增长，符合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里奥丹·罗特(ＲiordanＲoett)提出，西半球并不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中拉关系的发展主要是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中国因素稳定了拉美的经济增长，美国不应将之看作是一种威胁”③。美洲对话组织的丹尼尔·埃里克森(DanielP．Erikson)说：“尽管中国在拉美的扩张可能意味着美国一些商业部门的潜在损失，但重要的是，贸易并不是零和游戏。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活动正在刺激着拉美的经济增长，为拉美的经济稳定和福利做出了贡献，这是符合美国愿望的。”④
还有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强调，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仍然无法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压倒性优势，因而不足为虑。2005年9月20日，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专门讨论“中国在拉美的挑战或机会”问题。参议员诺姆·科尔曼(NormColeman)在致辞中强调：“总的说来，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超越美国。美拉贸易要比中拉贸易多10倍，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甚至不到美国的零头。我们与拉美在历史、价值和地理上的联系也是中国望尘莫及的。”⑤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戴维·兰普顿(DavidM．Lampton)也认为，“中国日益多地进入拉丁美洲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并不是一场危机”⑥。
正如辛西娅·沃森(CynthiaA．Watson)所说，“中国卷入拉丁美洲的程度如今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在全球化时代，中拉之间的联系必然要比过去更加密切”⑦，中拉关系的发展不会因为美国一些人士的“忧虑”而放慢步伐。2013年5、6月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新一届领导人后的第二次出访、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首次出访，均选择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拉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拉关系仍将保持迅速发展的趋势。对此，美国政府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期间，美国国务院官员明确表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活动，与美国并不是一种零和竞争，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应该建立一种互信、合作的关系。在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三国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亦表示，中国与美国在促进拉美地区的发展上“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安排在出访拉美三国之后立即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美两国在拉美事务上将加强沟通与合作的一种愿望。除此之外，迄今已举行5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拉美事务磋商，则是两国加强沟通与合作的一种有效机制。因此，笔者认为，尽管一些美国右翼人士对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深表“忧虑”，希望美国政府遏制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扩张”，但他们的言论并不会对中美拉三边关系的正常发展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