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小好还是大好？
大城市有集聚经济效应，能产生就业岗位，在财政方面还有可支配的城市维护费用；小城镇既没有维护费，集聚能力又不够；几乎所有政策都绕过小城镇，直奔田间地头。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20年来，中国进入小城镇的人口降低了10个百分点。
Henderson等人的研究则发现，中国城市化滞后，城市分工不充分，相对全球其他城市而言，表现为集聚不足。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数量，与人口在100万到300万之间的城市数量的比为0.072（9∶125），而全球的这一比例为0.27。在2000年全球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中，计算所有城市的空间基尼系数，中国的空间基尼系数为0.43，而世界的这一比例为0.55，非转型大国的这一比例超过了0.55。这说明，中国城市间的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城市人口的空间分散，城市缺乏集聚。其中的原因，是许多限制性的政策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际上，对城市规模大小的追求要因地制宜。不同规模的城市应该根据自己的功能，承担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可能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分布，然而单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却没有，这是因为城市规模变化带给不同的企业或居民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哪个对环境更有利？
中国的集体建设用地总量逾1700万公顷，而全部城市建设用地是700万公顷，前者是后者的2.5倍。从理论上讲，作为城镇化的结果，其人口密度本来应该会提高，从而使耕地增加，因为很多人从低密度的农村转移到高密度的城市。但是实际结果却相反：数亿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农村的建设用地不减反增。这是由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政分配体制的缺陷所造成的。
至于中国城镇化与环境影响的关系，Glaeser的研究值得重视。他认为，“郊区环境主义的想法是落伍的，真正对环境友善的是曼哈顿、伦敦与上海的闹市区，而非市郊……喜爱自然的人待在群树环绕之下，消耗的能源却远比城市人来得多。”
城市体系：侧重沿海还是中西部？
经济学家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投资在中西部和东部哪个效益更高？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东部的环境发生了转变。那么，产业布局、人口流动、城市建设是侧重沿海，还是中西部？如要大城市发挥集聚作用，进入城市的农民又如何享受市民待遇？未来的城镇化是以大中城市为重，还是同时加强“就地城镇化”？
中国在全球分工中，沿海地区在区位上当然是有优势的。中国距离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带，仅以不到10%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55%的就业人数；当距离扩大到700公里，该范围内囊括了全国就业的85%。然而，由于中国超大的人口规模特征，需要控制好平衡点，有许多事物不能只用短期或局部效益来衡量。在产业和城市布局上，中国可望实现空间结构再造，即构造双层城市体系，第一是国家层面“两横三纵”的城市体系，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多种因素，这个布局是合理的。第二是区域城市体系或城市群，要坚持大中小城市、镇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农民进城和就地城镇化，两者缺一不可。
城市发展动力：靠政府还是市场？
城市是集聚经济的产物。国家城市体系（包括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的分工该如何决定，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大量中小城市需要按照“地方化经济”来组织工业生产，应在特定的某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内进行专业化，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形成自身在区域内的独特地位。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专注于发展服务业，因为大城市人口多，要素集聚，交易活动频繁，创新有可能成倍出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功能不同，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
大国模式的城市化动力，来自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规划、治理功能，并由两者的协整而产生合力。这需要创新政府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考核，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和发展条件，实行多渠道、多元的发展战略，鼓励各城市—区域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平衡，推动制度改革和增加公共服务，在推进方式上实行市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