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商业银行贸易金融必将迎来全新机遇，贸易金融将越来越成为后危机时代金融创新的重要源泉。
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与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密不可分。在人民币“走出去”的初级阶段，我国选择了与实体经济最密切相关的跨境贸易为起点，推进人民币的全球流通。商业银行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贸易融资、担保等贸易金融业务为人民币“走出去”开辟跨境使用渠道，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阶段，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也迎来全新发展机遇。人民币在境外流通量的增长、被境外主体接受程度的提升和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形成，为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带来了新的市场领域、产品种类、服务渠道和客户群体，积极而深远地影响中国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发展走向。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新特征
传统上贸易金融业务主要是在外汇管理制度框架下，银行为企业开展跨国贸易所办理的资金收付、融资等服务。近些年，贸易金融功能范围拓展，内容涵盖贸易结算、贸易融资、信用担保、避险保值、财务管理五大功能。在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面临全新的环境，将呈现全新的发展特征。
开辟新市场
人民币在境外流通和使用范围的拓展，将为中国商业银行开辟新的市场领域，即深度参与大宗商品交易服务。
国外银行涉足大宗商品金融服务由来已久，实践经验丰富，通过建立专业化业务体系，为大宗商品企业提供全产业链的综合金融服务。中国商业银行介入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起步较晚，目前主要业务是以大宗商品销售产生的现金收入作为直接还款来源的贸易融资服务。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商业银行在大宗商品交易相关金融服务拓展的因素将得到缓解。
首先，国际大宗商品交易领域将有可能引入人民币计价，为中国商业银行深度参与提供有利条件。一方面，人民币正在通过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方式进入到亚洲、非洲等地区的资源性商品生产国，如果未来人民币成为它们普遍使用的币种，那么人民币在资源性商品中的计价结算份额提升将指日可待，中国商业银行可凭借雄厚的人民币业务基础参与到大宗商品交易服务领域。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将促使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原先逐单审核业务单据、逐笔报送收支信息的进出口业务模式将有可能改变，这样的改变更适合跨国交易的大宗商品，中国商业银行可以在更宽松的环境下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提供深层次贸易金融服务。
其次，我国现有的大宗商品交易所已经开始国际化的拓展，商业银行将伴随大宗商品交易所“走出去”而实现贸易金融的全球服务。近二十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多个现货和期货的大宗商品交易所，参与交易的主体目前主要是国内的交易商，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大宗商品交易所在交易模式、产品、衍生工具创新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并积极谋求平台参与主体的国际化以及交易所本身的国际化拓展。例如，目前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已引入境外交易商，开展现货商品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并且路透、彭博、普氏能源资讯等国际知名资讯机构已采用天津渤海商品交易的价格作为大宗商品现货价格。未来随着更多的国内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将走出一条由内而外的大宗商品计价结算路径，中国商业银行也将随之开展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实现大宗商品金融服务的全球化。
创造新产品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相对落后，过度依赖传统业务，在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领域几乎空白。几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引导全球金融业回归实体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创新的停滞。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的贸易金融可以作为金融创新的试验田。我们认为，贸易相关金融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利率汇率风险规避产品。未来几年，境内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将稳步推进，境内市场人民币汇率波幅也将扩大，企业对利率汇率风险规避的产品将有急切需求。国内金融机构将在提供远期外汇买卖的基础上提供更为灵活的远期、期权、互换产品，并与离岸市场相关产品产生连接，帮助客户锁定汇率风险；通过提供远期利率、利率互换、利率期权等利率风险工具帮助客户规避利率风险。
二是跨市场投资理财产品。在人民币被大量境外主体持有、在跨境交易中频繁使用的时候，企业更注重实现贸易资金的保值增值，在资金充裕时进行合理的跨市场投资，提高资金收益；在资金不足时进行有效融资，及时避免流动性风险。境内银行可以为企业制定全球化的贸易金融服务方案，帮助企业在跨时区、跨国家、跨币种的维度上更好地匹配物流和资金流、妥善管理资金收付余缺，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同币种和不同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差异获得收益并规避风险。
三是资产证券化产品。全球贸易以及贸易融资需求量将保持较快增速，银行单靠自己的力量将难以满足大规模融资项目的需求。目前国外已经出现了贸易融资资产的证券化出售，非银行投资者，比如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纷纷瞄准贸易融资资产，开始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贸易金融市场。对于这类投资者，贸易融资资产作为一种新的投资工具，能满足低风险和适当回报率的投资需求。这类投资形式将随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逐步实施而更加流行，最终可能催生出一个庞大的投资市场。未来境内外银行可相互合作，共同打造产品多样化、风险可控的贸易融资资产池，吸引更多非银行投资者的注意力。银行也将从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所形成的有效机制中获得更多利益。
发掘新渠道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变了社会生活形态，深刻重塑了商业运营模式。互联网技术和理念逐步被运用至金融机构运营和管理当中，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一批互联网企业也积极涉足金融服务，“网络金融”应运而生。
一直以来，受限于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新兴的电子支付大多被限制在国内市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则为网络金融的国际化拓展提供了契机：一方面，电商等企业以人民币计价的电子支付目前已经在国内发展较为成熟，正在积极拓展跨境支付与配套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人民币作为本币，监管政策相对宽松，更能够适应支付结算的最新发展。
在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下，网络金融从“电子金融化”及“金融电子化”两个维度深刻影响贸易金融发展：
一是“电子金融化”：电子商务和支付、物流等平台企业借助庞大的用户基础与交易数据，以网络为渠道，积极涉足支付汇兑、贸易融资、信用担保、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领域。例如，阿里巴巴集团直接为其平台商户提供在线订单融资等贸易金融服务；苏宁、京东商城通过与银行合作，利用在线渠道为供应商开展应收账款融资；快钱公司则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提供跨行现金管理解决方案。
二是“金融电子化”：银行类机构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替代传统业务的手工操作，提高业务运营效率和管理能力，同时在贸易金融领域主动或被动转型，依托开放化网络渠道，深化与平台企业合作、构建融合交易与金融服务的综合平台等举措，顺应时代的变革。
“金融电子化”与“电子金融化”两条主线交融式驱动，银行将在与平台客户全面合作的基础上深化数据挖掘、强化创新驱动、优化客户体验，提供全面综合的在线金融，同时逐步打造“外贸服务销售平台+贸易撮合平台+贸易金融服务平台”。
拓展新客户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中资商业银行拥有强大的国内市场、资金、渠道，在海外具备比外资行更强的优势。而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放开，中国银行业将面临不断“松绑”的经营环境，能够在更广阔范围内、更深层次提供金融服务，拓展客户群体。
首先是新兴市场客户。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亚太、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互动融合不断增强，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中资银行将继续延伸拓展海外业务，尤其是在新兴市场的金融业务。贸易金融服务由于与贸易和投资紧密联系，成为首当其冲的业务拓展类型，中资银行将可借此机会大量获取新兴市场的企业客户资源。
其次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客户。多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形成和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推进，有利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大话语权，也迫切需要中资银行发挥在人民币业务上的天然优势，为境外企业客户提供人民币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海外人民币存贷款、资金清算、投资、现钞等全方位服务，中资金融机构将通过人民币服务获取大量的离岸客户。
三是海外个人跨境金融客户。目前中资银行的海外个人客户基础较为薄弱：一方面，中资银行在大部分地区的海外机构尚未完全打入主流市场，业务以与中国境内联动的公司金融业务为支撑，另一方面，境内对个人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管制一直较为严格。目前我国已经在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在个人项下的跨境使用，并且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成长，双向跨境B to C模式（Business to Customer）不断壮大，商业银行将获得大量海外个人客户资源，并结合传统贸易金融和个人金融服务，创新个人跨境金融产品。
因势利导不断推进贸易
金融服务升级
在新的趋势下，贸易金融将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未来发展和创新的重点。商业银行应把握机遇、积极应对，做好业务创新，政府和监管层面也应持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为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快推进银行国际化经营
美、欧、日等国银行业跨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银行业的跨国发展进程与各自货币的国际化过程是相吻合的。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将有助于该国金融业获得更多业务增长空间，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也有助于该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以美元的国际化为例，美国银行业大举国际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导了三次全球海外并购浪潮，这与美元确立国际货币领导地位的历史过程相一致；欧元的出现推动欧元区银行业呈现“本土集中—跨境渗透—泛欧经营”的跨国发展进程，大规模并购频频发生；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元国际化的发展，日本银行业跨国并购热情高涨。1984年，三菱银行收购加利福尼亚银行部分股权；1988年，东京银行收购加州银行65％的股权，并将其并入东京银行在当地的分行，成为美国的第十五大银行。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家、全球最主要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之一。在《银行家》杂志2012年评出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四家跨入前十名，但在海外市场的资产规模、机构数量、客户基础、服务能力方面与国际一流银行仍存在显著差距。在目前以美元和欧元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中，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发展水平还较低。未来中国银行业贸易金融业务的拓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必然要求中资银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推进。具体来说，应做到“两个结合”：
第一，与人民币的“走出去”相结合。从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将促使我国境内形成一个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和交易货币的、面向全球、高度开放的在岸国际金融市场，这个市场将与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的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金融体系的主体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最为广阔的客户基础、机构网络和人民币资产等，具备参与这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先天优势，商业银行应借此契机，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经营能力，尤其是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台北等地，借助人民币的大量积累和人民币市场的形成，提升自身服务能力。
第二，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相结合。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进出口贸易、对外劳务和工程承包、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兼并收购、境外上市、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等多元化“走出去”格局；“走出去”的各种方式之间关联性增强，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成为国际贸易增长不可或缺的促进因素；企业“走出去”金融需求更广泛，囊括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性融资、直接融资、国际组织基金等。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全球服务网络，加快形成对我国主要经贸往来地区的全覆盖，构建起全球化全能化的金融服务链条，使机构设置、资源布局与企业“走出去”格局匹配，引领和推动企业“走出去”。
推动实现重点领域产品创新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壮大和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的基础，贸易金融产品创新将为中国银行业带来难得的后发优势。在新的发展趋势下，中国商业银行应重点做好三个领域的产品创新：
一是大宗商品交易服务领域。商业银行应基于大宗商品交易流程，为境内外客户提供横跨多个市场、连接海内与海外、覆盖交易各环节的贸易金融服务。
具体内容包括：开立信用证、押汇、付款保函等结算、融资和交易担保服务等传统贸易金融产品；通过现有贸易融资产品组合，并引入相关风险缓释工具所形成的结构化融资产品，如货押融资类产品、预付融资类产品、加工融资类产品等；运用场外市场衍生品交易，满足交易流程中商品保值业务需求的代客商品远期保值产品；衍生产品交易和做市、场内/外交易经纪与清算业务、投资管理服务、行业研究与顾问咨询等与大宗商品交易相关的投资银行产品。
二是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从跨境人民币结算和贸易融资起步，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和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开发海外人民币存贷款、资金清算、投资、现钞管理、银行卡、基金、保险等多样化产品，满足离岸市场各类客户人民币使用和持有需求；结合企业的“走出去”和全球供应链特征开发覆盖多个业务领域、不同业务平台、多个币种跨境综合服务方案。
三是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的贸易金融产品。以供应链融资电子化系统建设为基础，根据不同领域与行业特点，强化与电商平台、大宗商品交易所等平台客户系统对接与数据共享，建设更加互动、开放、扁平化的在线服务渠道，并主动融入第三方支付、物流仓储、质量检验、信用担保、商业保险等交易服务商的在线服务，构建多领域、立体化的商业金融生态，为平台交易参与主体提供融合资金监管、现金管理、支付结算、贸易融资、信用担保、财务管理等功能的全方面贸易金融服务。
深刻变革银行内部管理体制
贸易金融是一项综合性金融服务，其服务范围跨越传统商业银行业的多个服务条线。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贸易金融服务内容继续拓展，海内外联动性加强，客户范围更趋广泛，也必然要求银行内部管理体制的优化和变革。
首先是提升跨国资产负债和风险管理能力。随着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扩大和商业银行海外拓展，贸易金融业务将呈现“三个结合”趋势，即本外币结合、境内外资产负债结合、贸易金融产品与存款、贷款、资金清算、投资、托管等其他业务的结合。这将对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应更加注重统筹在岸与离岸两个市场、本外币两种资源，促进海内外贸易金融业务一体化发展。
其次是运营模式的一体化变革。商业银行贸易金融业务竞争力的提升除了取决于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模式优化外，还有赖于后台业务处理效率的提升，包括单证处理效率和资金清算效率。
一方面，近些年多家中资银行已建立了前、中、后台分离的产品管理体系，以建立单证中心的方式实现了后台操作集中化。另一方面，当人民币业务蓬勃开展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应不断推进清算渠道网络建设，建立全球清算中心，实现账户管理全球化、客户转账同步化、全球结算实时化和币种转换自动化，为在全球进行不间断资金交易提供保障。
政府层面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成长和健全
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政府层面也应着力推动几者的改革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为商业银行开展贸易金融业务创造更便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假设人民币在未来几年国际化程度大大提升，并实现基本可兑换，而银行的利率又继续受管制，则境内会出现两种利率，导致大量的套利交易，使利率管制失效。此外，资本项目开放和相关的金融自由化一般会伴随着境内金融产品创新的加速，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内占比将持续下降，政府层面对银行利率的管制有效性越来越弱。
其次，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与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利率管制的结果相似，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可兑换程度大大提升，波动性弱、偏离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必然会导致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和套利。目前香港市场已形成了离岸人民币汇率（CNH），未来随着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形成，更多的人民币离岸汇率也会出现，为了抑制过度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汇率波幅必须大幅提高。只有提高波幅才能有效抑制单边升值预期导致的套利热钱，促使人民币的国际化向健康方向发展。
再次，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许多学者已经论证，如果人民币的流入流出仅仅在限制在贸易或其他经常项目项下，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将大大受限。未来人民币要在国际上发挥计价、结算、储备等职能，必然要求非居民大量持有并开辟多样化的跨国投资渠道。近些年来我国通过QFII、RQFII和QDII等机制安排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且近一两年来，不断提高额度，完善管理办法。根据人民银行相关研究，未来短期内（1至3年），将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中期内（3至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长期内（5至10年），将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推进和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将大大提升市场机制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对于贸易金融业务而言，更宽松的监管环境和更高效的金融运行体系将激励中资银行大力开展产品创新与业务领域拓展，贸易金融将越来越成为后危机时代金融创新的重要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