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我警告说除非采取正确的政策，否则将会出现日本式问题——多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收入近乎停滞。尽管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纷纷表示已经吸取了日本的教训，但他们仍在积极地重复相同的错误。如今，甚至前美国高级官员、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在警告长期停滞。
我在五年前所提出的的基本要点是，从根本上说，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前便已出现问题：它只是一个被宽松的监管和低利率资产价格泡沫，经济只是看起来强健。在表面之下，诸多问题正在发酵：不平等性日益增加、结构性改革（从基于制造业的经济转向服务业并适应全球比较优势的变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持续的全球失衡；以及金融系统更习惯于投机而不是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生产率和利用盈余实现社会回报最大化的投资。
决策者对危机的反应并没有纠正这些问题；更糟糕的是，反而加剧了其中一些问题并创造了新的问题——不仅美国是如此。结果是随着GDP暴降影响了政府岁入，许多国家负债水平增加。此外，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投资不足让一代年轻人在应该打磨技能、提高生产率的时期荒废并日益疏远着。
在大西洋两岸，今年GDP增长有望大大快于2013年。但是，在采取紧缩政策领导人开香槟庆祝之前，他们应该考察一下我们的现状并看看这些政策所导致的几乎不可挽回的伤害。
任何衰退终究有结束的一天。好政策的标志是它能让衰退期变得更浅、更短。许多政府所亲爱去的紧缩政策的标志是它们让衰退变得比必要程度深得多、长得多，而且还造成了长期后果。
大部分北大西洋国家的实际（经通胀调整的）GDP低于2007年；在希腊，经济收缩幅度估计达到了23%。表现最出色的欧洲国家德国在过去六年里年均增长率也只有0.7%。美国经济规模仍比增长延续危机前温和水平的情形小15%。
但这些数字也不能充分说明事情到底有多坏，因为GDP不是一个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情况。美国中位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二十五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中位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
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等人指出，我们应该对新的现实做出反应——长期生产率增长将远低于过去一个世纪。经济学家的预测向来靠不住——哪怕是预测短短三年，这在此次危机过程中已经尽显无疑——因此对于几十年后的未来，我们不能对水晶球抱有多大信心。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政府政策有所变化，否则我们将迎来长期失望。
市场不是自我纠正的。我早前所列举的基本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其中许多确实恶化了。不平等性让需求萎靡不振；加剧的不平等性让需求更加萎靡不振；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危机正是恶化了不平等性。
北欧的贸易盈余有所增加，虽然中国贸易盈余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市场从不擅长自动快速实现结构转型；比如，从农业到制造业的转型是非常不平滑的；而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大萧条。
这次也不会不一样，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加糟糕：应该出现增长的部门——因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的需要和渴望——是教育和健康等服务部门，在传统上，这些部门都是由公共资金支撑的，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但是，政府不但没有协助转型，还通过紧缩制约了它。
停滞比衰退好，衰退又比萧条好。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不是无情的经济定律——对于经济定律，我们只能适应，就像对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难那样。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甚至也算不上因为过去的罪恶而不得不付出的苦行——尽管平心而论，过去三十年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当前困境关系很大。
相反，我们当前的困难是政策缺陷带来的。我们有不同的政策可用。但在精英自我满足的自鸣得意中——他们的收入和股票组合又开始飙涨了——我们无法看到不同的政策。看起来只有一部分人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持久的生活水平下降。不幸的是，这部分人正好是大部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