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当前，全国上下对绿色发展的理念认同已经深入人心，相关制度建设、政策传播等工作有序展开，成就显著。然而，绿色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现状如何以及我们如何认清各地绿色发展的复杂现实，有针对性地为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做出决策，就成为当前我国绿色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所谓绿色GDP绩效评估，即要在管理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视野下，借鉴环境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成果，构建科学合理的绿色GDP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实证数据，科学描绘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然后利用这些数据对各地的绿色发展现状，开展精准诊断，服务地方和国家的治理、决策。
一、绿色GDP绩效评估缘起
近一个世纪来，尤其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在GDP指引下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GDP在指引人类社会发展上的内在局限。这些局限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政绩观、发展观、价值观扭曲，治理策略失效等后果，已经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政治稳定、国家安全、人类命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 K.Sen）在分析GDP的局限性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在2004年至2007年期间，表面上辉煌的世界经济增长表现是以损害未来增长为代价实现的。……不过，如果我们更了解常用衡量标准，比如GDP的局限性，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对危机发生前几年的经济表现感到那么兴奋了。”英国经济学家海兹尔·哈德尔森（Hazel Henderson）在论证了增长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后，甚至认为，“既然增长经济学所依赖的假设是错误的，那么，传统经济学衡量‘进步’的指标，客气些讲是有限的，说的不好听，简直是骗人，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指标的魁首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GDP。”另一些较为温和的经济学家在指出GDP的局限时，还提出了修正GDP的任务。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认为，“实际GDP与经济福利并不等价。它最多也只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只包括那些通过市场定价并出售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很多经济福利做出贡献的因素没有在市场上定价和出售，因此在GDP计算过程中，这些因素大部分甚至完全被忽略了。”伯南克所指的这些因素其中就包括了GDP增长中的生态环境等损耗。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的GDP逐渐被我国人民所熟知。随着我国GDP数值的增长，能源消耗也快速递增，这种发展态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压力。据统计，在过去GDP高增长的几十年间，我国土地荒漠化每年增加2460平方公里，1/4人口失去干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除此之外，一些利于GDP增长却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始终难以淡出各地的产业结构，由此造成我国各地高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激烈矛盾、冲突。根据刚刚公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4.9%，未达标的城市占75.1%。日益逼近的生态红线迫使我们不得不再度认真、深入地思考以GDP为核心的评价指标到底是否合适。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为此，我们既要GDP，也要绿色GDP”。
改变以GDP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GDP。GDP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作用并未完全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淡出历史。利用GDP监测、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分析宏观经济的水平变化和发展趋势，指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全球治理的行为规则，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放弃原有以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既不现实，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当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发展任务。因此，对原有以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进行必要的修正、完善，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既保留GDP的已有优势，又引入新的元素修正其不足，才是最现实、最有可能被各方所接受、最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必要之举。将“绿色”与“GDP”结合起来开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就成为一种理论与现实发展的理性选择。
如何将“绿色”与“GDP”结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绿色GDP”已经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概念。墨西哥、挪威、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都纷纷围绕“绿色GDP”展开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国政府和学者也在积极探索，但已有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未能走出国民经济核算的思维框架。现阶段，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核算”思维来处理绿色GDP的问题可能已经不现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追求核算结果的绝对精确性与核算所涉及的对象、方法等方面的复杂性之间似乎具有暂时不可调和的局限与矛盾。最近几十年，各国科学家对绿色GDP核算结果的探索，几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即如果期待穷尽核算之后的精确数值，或许只是一种理想。换一种思路，根据理论与实践中对“绿色GDP”科学内涵的已有理论与实践共识，选取影响绿色GDP和生态环境损失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进而采用一种“绩效评估”的思路，根据现有的统计学实践，倒是既可以反映现实状况，又能对未来发展有所指引，这就是“绿色GDP绩效评估”。在这个意义上，绿色GDP绩效评估既追求“GDP”，又体现“绿色”，是兼具“理想”与“现实”的必然产物。
二、绿色GDP绩效评估的路径
近一个世纪来，尤其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在GDP指引下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GDP在指引人类社会发展上的内在局限。这些局限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政绩观、发展观、价值观扭曲，治理策略失效等后果，已经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政治稳定、国家安全、人类命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 K.Sen）在分析GDP的局限性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在2004年至2007年期间，表面上辉煌的世界经济增长表现是以损害未来增长为代价实现的。……不过，如果我们更了解常用衡量标准，比如GDP的局限性，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对危机发生前几年的经济表现感到那么兴奋了。”英国经济学家海兹尔·哈德尔森（Hazel Henderson）在论证了增长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后，甚至认为，“既然增长经济学所依赖的假设是错误的，那么，传统经济学衡量‘进步’的指标，客气些讲是有限的，说的不好听，简直是骗人，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指标的魁首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GDP。”另一些较为温和的经济学家在指出GDP的局限时，还提出了修正GDP的任务。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Bernanke）认为，“实际GDP与经济福利并不等价。它最多也只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只包括那些通过市场定价并出售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很多经济福利做出贡献的因素没有在市场上定价和出售，因此在GDP计算过程中，这些因素大部分甚至完全被忽略了。”伯南克所指的这些因素其中就包括了GDP增长中的生态环境等损耗。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的GDP逐渐被我国人民所熟知。随着我国GDP数值的增长，能源消耗也快速递增，这种发展态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压力。据统计，在过去GDP高增长的几十年间，我国土地荒漠化每年增加2460平方公里，1/4人口失去干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除此之外，一些利于GDP增长却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始终难以淡出各地的产业结构，由此造成我国各地高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激烈矛盾、冲突。根据刚刚公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4.9%，未达标的城市占75.1%。日益逼近的生态红线迫使我们不得不再度认真、深入地思考以GDP为核心的评价指标到底是否合适。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为此，我们既要GDP，也要绿色GDP”。
改变以GDP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GDP。GDP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作用并未完全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淡出历史。利用GDP监测、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分析宏观经济的水平变化和发展趋势，指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全球治理的行为规则，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放弃原有以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既不现实，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当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发展任务。因此，对原有以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进行必要的修正、完善，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既保留GDP的已有优势，又引入新的元素修正其不足，才是最现实、最有可能被各方所接受、最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必要之举。将“绿色”与“GDP”结合起来开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就成为一种理论与现实发展的理性选择。
如何将“绿色”与“GDP”结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绿色GDP”已经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概念。墨西哥、挪威、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都纷纷围绕“绿色GDP”展开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国政府和学者也在积极探索，但已有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未能走出国民经济核算的思维框架。现阶段，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核算”思维来处理绿色GDP的问题可能已经不现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追求核算结果的绝对精确性与核算所涉及的对象、方法等方面的复杂性之间似乎具有暂时不可调和的局限与矛盾。最近几十年，各国科学家对绿色GDP核算结果的探索，几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即如果期待穷尽核算之后的精确数值，或许只是一种理想。换一种思路，根据理论与实践中对“绿色GDP”科学内涵的已有理论与实践共识，选取影响绿色GDP和生态环境损失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进而采用一种“绩效评估”的思路，根据现有的统计学实践，倒是既可以反映现实状况，又能对未来发展有所指引，这就是“绿色GDP绩效评估”。在这个意义上，绿色GDP绩效评估既追求“GDP”，又体现“绿色”，是兼具“理想”与“现实”的必然产物。
三、绿色GDP绩效评估的价值
绿色GDP绩效评估的首要价值是对各地的绿色发展实现精准指引。“发展”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定性，它是现时空迈向未来时空的历史进程。因此，处于发展进程的任何人都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展望未来，从而尽可能在未来实现预期目标。通常，各国、各地政府都会确定在未来希望实现的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目标，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生产、生活方式，根据这些目标，为识别具体的空气质量、经济行业规模调整等问题提供更为详细的规划。绿色GDP绩效评估则延续了GDP在测度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监测作用，强化了GDP指标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引导，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实现。通过绿色GDP绩效评估，可以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多种可选情景，并通过对一定时间内绿色GDP绩效评估结果的动态分析，为发展规划者提供实现绿色发展的过渡路线。一旦确定了这种长远的发展路径，并知晓了当时的状况，基于绿色GDP绩效评估的政策制定就是最好的政策分析工具。这种分析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多种政策选项，并提供多种可能的发展结果预测。由此确定的政策模型还可以用来检测各种与绿色GDP相关的税收、可交易许可或者污染排放的经济意义、发展意义，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动态影响等，它的政策蕴涵具有多重重大意义。
绿色GDP绩效评估可以成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之一。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能力则是运用这些制度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内在地包含了对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方式、途径等方面的重构与再造。绿色GDP绩效评估最直接的应用则是将其结果引入现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评中。它在快速改变地方领导干部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单纯追求GDP规模方面，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挥棒，将极大地激发政府和各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积极性和发展活力。同时，绿色GDP绩效评估还会促使国家治理中统计制度、生态环境数据确权、污染排放制度、绿色发展绩效评审等一系列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又将倒逼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快速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的治理工具，迫使国家治理各层面的各类决策都不得不从传统的“经验决策”加速转向综合的“精准决策”，从而快速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能力。这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良性互动，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国家治理模式与路径，影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选择。
绿色GDP绩效评估还可以在推进全球治理、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方面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要提高全球治理的质量，最为需要的就是共同信守全体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仍然是全球治理中在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共同追求。追求可持续发展，维护子孙后代的发展利益，则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是当代全球治理中最大的价值共识。绿色GDP绩效评估以“绿色GDP”这一国际话语为切入点，撬动全世界对中国形象、中国未来的思考。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四十年的发展，对生态资源的消耗让西方国家似乎看到了过去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子。据此，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非常容易地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他们在全球发展中的政策调整和战略规划。有学者认为，“绿色GDP”本身是一个舶来品，这种中国语境下的“俗称”看起来并不严谨。这恰恰是“绿色GDP”这个概念的优势。它融通了中西话语共识，继承了GDP在传统经济社会评价上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深度，却又很好地弥补了GDP的现实不足。更重要的是，由此延伸的概念、命题、理论突破性成就，将有助我国从实践、理论两个基本层面快速获取绿色发展的世界话语权，引领全球治理走向新的阶段。这也正是绿色GDP的理论研究虽然艰难，但从未被西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所抛弃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是未来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制高点和趋势，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从未彻底放弃这方面的跟踪探索。
当然，绿色GDP绩效评估在其理论和实践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里面既包括研究方法有待完善、指标体系设计有待更加全面、科学等理论问题，也有认识上有偏差、重视程度不够、技术方案不够完善等实践问题。绿色GDP绩效评估的理论与现实困难不是我们放弃研究的恰当理由。生态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只要我们打算追求可持续发展，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种研究。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去努力思考如何可能通过绿色GDP绩效评估实现预期研究目标，又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达到绿色GDP绩效评估的预期效果。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绿色GDP绩效评估都在追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探求绿色发展新模式方面，具有了自身独特的理论思路和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