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变革的转折
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进而蔓延至其他发达国家，并在随后形成世界范围的衰退；而当时，中国经济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内外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以至对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充满乐观情绪。至2014年，舆论逆转，对中国经济变革的预测和预期转向悲观。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骤降，至近期更是备受金融和债务风险的困扰，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状况的阴晴变幻，地方政府普遍陷入财政困难，以及相应的国家政策的把握不定。为此，主流舆论所塑造和期待经济决策导向是朝向市场进行调整，也就是以“可接受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试图依赖紧缩和市场化改革尽量消除风险。这种导向的基础是对“新常态”概念的解说，断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已经严重减弱，不可能维持过去30多年的增长速度，甚至是必须透过获取“（市场化）改革红利”来维持经济增长。[2]
这种种悲观判断很是可疑。就应对短期困难而言，2008年甚至2014年的中国经济状况，其实远比1998年的态势更好，很有空间实施1998-2002年期间那种“透过公共投资维持增长，透过增长摆脱债务危机”的成功策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结构动态和体制演化都有趋同于20世纪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模式”的可能性，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个良好的局面。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变革的未来方向，在主流舆论所倡议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外，还应该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出发，借鉴和超越“黄金时代模式”，这是很有现实性和合理性的。
不能被忽略的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其实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表现为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都是快速增长，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而非劳动力增长，是30多年来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根据定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全社会就业人数增长率。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是8.30%，在世界范围内极为醒目。其中，1978-1992年期间是6.72%，1993-2013年期间则是9.30%，加速趋势明显；在后一段期间，2003-2013年是9.73%，仍呈现继续加速状态；即使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2008-2013年期间，也达到8.62%，仍是略高于整个改革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见表1）。
一般看，劳动生产率提升，可以有3种不同的推动因素。首先是源于提高劳动强度（所谓“低人权竞争优势”或“超剥削”），不过这个因素的作用应是有限，毕竟存在无法逾越的生理限度。较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因素，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不过，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个因素的作用仍是有限；更关键的是，这有赖于促成经济结构变动和工业化的更深层动力，表现为长期持续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3]所以，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包括机器设备更新、以及各种随着经济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动态效率（体制和组织效率、规模和范围效益、学习效应，等等），这同样是源自长期持续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4]
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无论是以固定资本形成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还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都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和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速，即使是在2008-2013年经济增长放缓期间也不见显著减退（见图1）。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占据主导地位，与改革年代前二十年的劳动密集的增长路径大不相同。而正是在这个阶段，劳动生产率提升加速，显示出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效率优势。
资本深化增长路径还促成了社会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社会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22%的高速度。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以发现这个指标的显著提高，从8.73%提升至9.56%；这种趋势也见于从1993-2002年期间过渡至2003-2013年期间，分别是8.65%和10.39% 。显然，相对于劳动密集增长路径而言，资本深化增长路径对于促进消费增长并非不利，反而是更有利（见表2）。
而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甚至更加有利于创造就业。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见，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人数平均每年新增量，从1116万人增加至1207万人，这种加速在2003-2013年期间更是明显（平均每年新增1449万人）。相对应就是农业劳动者人数的加速减少，在1978-1992年期间每年平均净增加742万人，在1993-2013年期间则是每年平均净减少692万人，其中2003-2013年期间更是每年平均净减少1154万人。
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加上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又进而促成劳动报酬的提升，扭转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变的趋势。这种变化，见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照，在此之前是前者滞后于后者，在此之后则是相反。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以及各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城镇职工之外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近年来同样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
“黄金时代模式”的启示
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投资和消费同时快速增长，这是20世纪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是一系列结构-体制条件促进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5]4
理论上，这个模式的结构动态可以分解为两方面。在生产领域，它要求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长）；在分配领域，它要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这两项条件结合起来意味着产出中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大致稳定，从而又意味着消费和产出的同步增长；最终结果就是保障了稳定的利润率，而这正是持续的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基础。至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应该遵从这种逻辑。如果上述两项条件无法满足，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分配领域，工资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势必导致利润挤压，相反的情况则势必导致消费不足或过度积累。这两者都将导致投资下降，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在生产领域，生产率提升是资本-劳动比率提升的必要诱因，这除了要求尽量提高劳动强度之外，还要求尽量获得技术进步和各种动态效率。除此之外，另一个体制上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排除资本逃避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也就是必须严格防止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
上述的结构动态也有其相应的体制要求。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承载体的“大企业”，进而又需要作为大规模消费的承载体的“大劳工”，以起到对消力量的功能，以保证工资增长不会严重滞后于生产率增长、进而消费增长不会严重滞后于产出增长。在劳工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就需要作为福利国家的“大政府”登场，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尤其需要；在技术进步投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同样需要“大政府”以各种方式（军工综合体、国有企业，等等）提供激励。
这个结构-体制纽带的存在，还不一定就能保证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归根究底，即使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得以保证，纽带的合理性仍是取决于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潜在力量。理论上，这种潜在力量至少受到两种条件的制约：一是上述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平衡，另一是技术-组织能力。历史上，“黄金时代模式”确实有过度投资、消费不足的倾向，在产品创新速度不足以抵消这种倾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和产业外移就成为重要出路。而技术-组织潜力的衰减，则是与体制的僵化相关联，尤其是“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体制的官僚化削弱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无论如何，“黄金时代”是引人注目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的历史阶段，尽管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特例。过渡到新自由主义时代，上述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依赖一系列与全球化相关的结构-体制条件，简言之就是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化，让资本摆脱产业的束缚，自由游走以追逐利润回报。[6]5
重塑“中国模式”
在中国，促进生产性投资增长的关键体制因素，无疑是国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财政倾向于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前沿技术或战略性技术的研发也往往有赖于国家的推动和激励；占据金融部门主导地位的国家银行，迄今也是支持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国经济变革的结构动态中，国有企业占有特殊位置。
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 “抓大放小”的改制运动，今天仍然活跃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他们与一般规模较小、较为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非国有企业，形成了一个分工格局。国有企业的效率特性与资本深化增长路径较为一致，以工业部门为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自改革年代开始就一直节节下降直到1998年的谷底，然后强劲回升，以至于从2006年起这个指标就一直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水平。工业部门之外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进入世界前五百强的近百家中国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7]6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还逐渐呈现出建设福利国家的迹象。在2003-2013年期间，一个以财政支出为基础、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得以重建。为城镇低收入阶层提供可企及的住房保障，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社会福利，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毕竟也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棚户区改造等）。在劳动就业领域，决策导向逐渐从放任过渡到干预，强调经济增长路径不能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而必须有利于劳动报酬提高的就业增长。最低工资立法、保护劳动权益、实施就业合同法、确立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工会会员普及率大幅度攀升，等等，正是这种导向转变的反映。其中，工会会员普及率——即全国总工会会员占全部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员的比率，从1981年的49%一直下降至2000年的谷底29%，此后出现强劲回升，至2013年已达53%；虽然工会在保护工人权益上迄今还不是很得力，但毕竟这种趋势是进步的表现，是在抵挡资本以至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获得的。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动态和体制安排，确实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其中，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是这种结构动态的集中表现，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国有企业迅猛发展为表征的“大企业”的崛起；而国家决策也向这种动态和崛起倾斜，具有“大政府”特性；惟有“大劳工”的特性还相对薄弱，不过还是颇有长足发展。
然而，有什么社会-政治力量足以保证未来中国能够持续上述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抵制新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只是民主主义基本上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而这种系统化的排除民主主义的安排，正是“黄金时代”最终难以为继的最根本原因。上述发展模式是否能在未来的中国实现，取决于能否应对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这包括要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门，使得国家权力和政策导向免于新自由主义化，国有经济体系免于投机化，要使公共部门的决策阶层免于官僚特权化。由此，不仅是在经济意义上，而且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以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彻底融入工人队伍为表征的城镇化进程，以广泛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对中国未来而言将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未来的中国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决策上的国家主导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而且是一种越来越具有社会民主、大众民主意涵的模式，这就必将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
注：
[1]卢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2]主流机构有关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表现预测和调整的政策建议，可参阅IMF(2014)和OECD(2014)。有关长期经济变革方向和措施可参阅World Bank(2012)，后者是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撰写的报告。
[3]“超剥削”被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参阅Piovani(2014)。有关就业结构变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可参阅Dorrucci,Pula,and Santabárbara(2013)。
[4]参阅本文作者和合作者的研究，Lo and Li(2011)。
[5]有关发达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动态和体制安排，本文主要参考Bowles, Gordon andWeisskopf (1985)和Glyn, Hughes,Lipietz and Singh(1990)，大致上是综合了美国SSA（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英国利润压挤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框架。Cairncross and Cairncross (1992)，尤其是其中Kindleberger所写一章，全面地总结了主流新古典-美国凯恩斯传统对“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论述，可作对照。
[6]参阅Glyn(2006), Stiglitz(2010)和Wade(2008)的论述，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资本的系统金融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世界发展的破坏作用。
[7]参阅本文作者和合作者的研究，有关国有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复兴见Lo(2014)，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在推动产业部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见Lo and Wu(2014)，有关国家控制的银行在支持生产性投资上的作用见Lo,Li,and Jiang(2011)。这些论著都是试图为下面这个论题提供根据：相对于完全遵循市场原则的经济主体和行为，国家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倾向于促进生产性效率、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两者抵消的结果取决于主导的经济增长路径，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主导的资本深化增长路径，正与这些违背市场原则的经济主体和行为的效率特性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