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灾难来临前控制住臃肿福利国家的政府少之又少。结果部分民众因此遭到经济心脏病的打击：作为不可持续福利计划最后阶段的受害者，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希腊和底特律市不过是近期最残酷的例子。
挥霍的政府、繁冗的法规及苛刻的税收等有毒组合造成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原地踏步，更多民众因此而蒙受损失。欧洲多数国家均已陷入经济停滞。
但偶尔也有政府从福利国家的紊乱状态中成功脱身的例子。加拿大20世纪90年代削减开支占GDP的8%以上，而美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削减占GDP5%的非军事开支——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因此欧洲国家改弦更张，降低福利依赖、恢复工作积极性的作法值得注意——而且荷兰尤其如此。荷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了全世界涉及面最广的福利体系。
不久前，荷兰国王威廉 ·亚历山大向国会宣读首份年度报告时指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及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满足二十一世纪的需求…经典的福利国家正缓慢而坚定地演变为参与型社会。”
这种转变是真正了不起的。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关于荷兰的文章就常常感叹“荷兰病”。政府提供名目繁多的慷慨补贴、资助和转移支付——救助对象从真正有需要的人到无法出售作品的艺术家 ——以致于税后工资只比福利高出不多。因此民众失业或者离职后很少会回归职场，或者转而从事现金支付且不用报税的地下经济工作。
无论你认为荷兰福利系统人道慷慨，抑或是鲁莽臃肿，这种大手大脚在经济发展领域已经造成了严重代价。但不同于法国人，荷兰人为挽回过去无节制的福利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使人们回归正规劳动力市场。事实上，他们当得起全世界政府的橙色敬礼，因为仿效他们的创新改革或许对保护低成本而有针对性的安全网络非常有效。
比方说，虽然从事建筑制造业等高体力要求危险行业的人员比例大幅减少，但残疾险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且仍在持续发酵。为遏制伤残支付金额大幅上涨，荷兰人现在要求高索赔率企业缴纳更多的残疾保险，从而强烈刺激这些企业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操作。
但降低伤残索赔（以及付款）不过是等式的一半内容。另一半则是让具备能力的人恢复从事有偿工作。（美国只有不到1%的残疾人恢复工作。）早期干预和恢复工作宣传其实很有希望。大部分经济研究表明工作能力下降和不在职时间成正比；因此再培训、信息提供和再就业计划的意义非常重要。
同样，荷兰人也已接受了福利改革，就像199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共和党国会曾就福利计划的时间限制及工作培训要求达成一致一样。因此荷兰福利系统现在要求受益者出示积极求职的证据，才能有资格享受福利计划；荷兰政策要求受益者从事劳动或社区志愿服务；并且要求受益者接受通勤时间较长的工作。
美国1996年福利改革脱胎于威斯康星州行动计划。而且，就像事实证明威斯康星改革模式成功在全美推广一样，欧盟国家改革也可能在欧盟和全世界刺激政策创新浪潮。政策改革成功推广恰恰符合欧洲和世界多数国家的需求。
只要看看支付社会福利所需的税率就知道为什么。该税率等于替代率（平均福利水平与纳税人收入之比）乘以抚养率（领取福利的人口比率）。发放福利所需税率与替代率和/或抚养率之间的关系是水张船高。
因为人口趋势无法改变，可以肯定各地抚养率都会呈现上升势头。预期寿命提高、生育率下降和某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后二战期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都意味着老龄抚养率迅速升高。
以美国为例，抚养率将从今天的每三人资助一名退休人员上升到未来三十年的1:2。意大利和德国甚至将达到1:1的抚养率。从现在开始一代人后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超过美国。
就算为自己着想也应该实行像荷兰残疾和福利改革这样常识性的改革政策，上述政策还可以带来降低抚养率的二次红利。但这并不能把稳健的公共财政永远维持下去。但通过“荷兰病”的治疗方法，荷兰留给我们大家的经验非常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