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是“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并任该校全球思想委员会主席。她拥有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背景，在全球化和全球城市领域进行长期观察和深刻研究。
萨斯基娅·萨森于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奠定了她的学术声誉。她的另一著作《全球经济中的城市》将在2014年被翻译成中文版。
萨森很早就向人们分析了“全球城市”的重要意义——尽管城市的面貌相似，专业分工却有巨大差异，作为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全球城市，影响着全球事务。比如，作为“全球城市”的上海，资源流动和集中于此，不断吸引着移民和投资，同时也带来人群分化、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
去年底及今年初，《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与她进行了邮件对话，试图探索“全球城市”趋势背后的问题。
变得极其相似。怎样破除误解？
萨森：一般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文章，会设想存在某个超越地域性的空间，进而论证高流动性、全球通信，以及地方感和距离感的消失。我试图就一些突出的特征来解释“全球化”，这样就会看到一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全球化仅成为跨国公司和全球通信的特殊能力的一个功能。
与一般论述相比，“全球城市”这一概念的要点，是以地区与生产过程的归类来分析经济全球化，另外，还揭示了作为战略要地的全球城市对于施行这些实践的作用——即对“全球化”产生的作用。地区生产类型的发展，并不否定高流动性和权力的向心性。相反的，它彰显了一个事实：许多全球经济活动的必需资源不仅并非高流动的，还确实深深植根于地方。不过，“全球城市”也揭示了作为经济网络之“中心”的城市功能在流动性、互联性等领域的新发展。
主要不同是什么？
萨森：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的主要区别在于历史（历史的复杂度）和功能。今天，主要的全球城市大多数也是世界城市。但有些却不是，它们具有明显的差异。威尼斯是一个世界城市，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全球城市。迈阿密、洛杉矶与圣保罗不是世界城市，但却肯定是全球城市。
从刚刚列出的几个全球城市中，可以看到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每个城市都不一样。被全球化所同质化的是各类标准，城市的消费市场和艺术建筑看起来确实是标准化的，但从酒店到写字楼和机场，仍然有非常大的差异。全球城市的分工不同，在我的分析中，我觉得对于最为全球化、最为复杂的全球性行业——从金融、企业到博物馆、文化机构——来说，成为强大的全球城市的关键，在于专门化差异——专门化，而不只是一般的差别。
因此，北京与上海在复杂的专门化差异上面截然不同。也许它们的消费市场相同，但在高层次的经济和文化职能方面却不一样。或者，就上海和香港来说，两者都是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但差异很大，它们的文化差异也很大。认识到这些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哪些要素？
萨森：这些城市都有点像高水平的生产场所，它们只生产复杂的、专门化的知识型经济，比如关于金融市场、技术发展、高级会计以及法律诉讼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将全球城市看作是需要维持全球经济实践的工作类型集合。这项工作既包括富有魅力的内容，也包括边缘化内容。因此，可以将全球城市看作是全球化得以落实的地方，或者是将全球化“本土化”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个可见的“中心性新格局”——例如，芝加哥、上海和圣保罗等城市之间的联系，相比许多在上海的人及公司与中国遥远的西部地区所进行的联系，显得更加关系重大，甚至在中国的大城市之间，比如上海与武汉之间的联系也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这些城市不仅是一个区域（其定义是地理位置相邻相接）的中心，还扮演着将地理位置并不邻近但彼此联系密切的地点连接起来的角色。这些城市具有双重的地理存在，一个是以地方为中心，另一个则与该经济和社会带的跨区域网络相关。
萨森：这个话题我从经济角度已经说得很多了。当我试图扩大该框架来分析全球化，包括分析所有涉及全球化经济（从金融专家到文职人员和街道清洁工）的成员时，我遇到了传统分析的另一个局限，即它只从市场和技术方面理解全球化，却没有考虑那些通常不被看作是在先进经济领域工作的工人。
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城市不仅具有经济生产功能，还对弱势劳工和领先企业具有政治生产功能。前者刚刚明白，他们也在全球经济这一背景下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对最具战略意义的部门具有重大关系。而后者充当着推进新自由主义议程的非正式政治角色，使之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过去的20多年里，无论哪个政党当权，高盛和白宫关系极好，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继续回到弱势劳工这一主体。全球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为弱势劳工的行动和归属感塑造了可能性。了解全球城市，也就是理解那些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次要角色成员的实践。
为了解决平等发展的问题，
一个城市应该做些什么？
萨森：我认为，这对全球城市的生存来说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一些城市正在变成富人的堡垒……他们让这些城市去城市化。在尼日利亚阿布贾，所有东西都非常昂贵，这样的城市拒绝了所有类型的人。
我在对全球城市的经济分析中，尽可能包括了那些典型而广泛的职业和工作文化，这些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由此，我可以研究的问题是，一种传统上属于弱势群体的新政治，在跨国经济的领域内是否可能运作。这种力量存在于对全球经济的经济参与及弱势群体政治的交叉处，特别是，其经济层面的意义通过那些在全球经济中职业不那么体面的人——亚洲出口加工区的工厂工人、洛杉矶的成衣血汗工厂工人、华尔街的勤杂工——才得以保存。
他们的经验提醒我们注意低工资工人历史上的政治破裂。传统上，在领先的经济部门做体力活，或者拿一般的低水平工资，是成为工人贵族的一个阶梯——在西方工业化经济中，这一步骤既悠久又明确。但现在已不再如此。“女工与移民工”以劳动力供给的形式出现，即便部门用人需求很大且行业处于高增长，工人也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并感到无力。这些行业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最先进的部门，其工作注重灵活性，并常以非正式形式进行。工人性别和种族的变化，打破了本将赋予他们权利的历史连接，同时在文化上使这一行为正当化。
城市可以做哪些事情鼓励创新、吸引人才？
萨森：要是我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那就好了。城市是一个复杂但不完整的系统。在这种复杂性和不完整性的组合中，存在一个使城市保持自我改造的能力。我们的主要城市比其他各种复杂的组织形式都要悠久，以北京和具有千年历史的伊斯坦布尔为例。
“智慧城市”是一个流行词，你怎么看这一趋势？
萨森：“智慧城市”寻求以移动通信技术来消除不完整性。智慧城市的模式错过了城市化技术的机会，以由上而下的命令实施而不是与用户沟通对话。
开源的城市化是一种解决方案。作为一种科技创新，开源现在还与城市无关，只与相互协作的建设工具有关。但开源的方法已与城市的基层民众有了共鸣。
举例而言，每个社区的人对城市都有一些与市中心、市政府、与专家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有关于他们所在地的一些知识，尽管他们都不是城市专家。想象把所有这些多样的、有特殊知识的人联接到一个开源的网络中或一种维基式的网络中，使这些信息得以传播。市政府机构可以学到很多无法轻易获得的关于城市的知识。最终，这会从社区上升到一个城市的高度，一个从下往上运行的机制，导致变化和协作，产生一个被完全调动起积极性的社区和一种城市文化。
城市空间是分散的，伴随有趣的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可能会发展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交叉点。在这方面，城市的开源能让人们感到城市更像他们自己的。城市化可以在个体主动性中得到发展。作为其结果的科技形式，可能更类似于一个城市版本的维基解密网站。
萨森：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空间的特殊性在于，不能简单地将其政治主体和实践的形成，概括为资本的物价稳定或劳工市场结构等功能需要。
最重要的是，企业的财富与权力和弱势群体同时大规模集中在全球城市，让城市成为了必争之地。全球城市浓缩了多样性。其城市空间不仅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文化影响，还连接了许多其他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特别是通过移民而来的文化与身份认同。这个变化显而易见：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只能覆盖城市的局部。
虽然企业的力量改变了非企业文化以及差异性的身份认同，从而降低了它们的价值，但非企业文化仍无处不在。如迁移社区和非正规经济就是两个实例，在纽约、洛杉矶就有这样的例子。
所有这些经济体，无论是否强大，大多占据着特定空间，虽然这些空间也是专业人士和办公楼的门卫、专业人士和保姆或清洁工交汇的重要场所。然而，城市的存在感依赖于全球化在这些城市中的特定“本地化”，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到城市空间本身产生的新的政治认同和实践。假设同一类人在另一个背景下，比如从事农业，拥有大型商业农场，则将具有不同的政治认同。
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空间上的向心性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果。随着新的权利要求形成，一个跨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局面产生了，因此一系列的赋权得以施行，尤其是地方性的权利，“公民身份”和公民多样性实践的新形式也得以确定。从许多方面来说，移民都是全球城市中非正式的公民。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化，会在各种人群细分中形成身份认同和忠诚，细分人群明确排斥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新的团结一致以及群体成员概念也随之而生。
作为结果的城市空间去国家化，以跨国参与者为中心的新型权利要求的形成，与其间涉及的争论共同组成了作为新型参与前沿地带的全球城市。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全球城市是否也是一个新型政治的场所，一个超越了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政治空间，或至少部分包含了这些内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这些跨国认同，以及跨国地理存在，是如何将自己安置在城市的物理空间上的，例如，人们迁移到传统的城市飞地或近郊圈，情况会有什么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