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穆罕默德·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在突尼斯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自焚。几周内，由此引发的民变就溢出了突尼斯、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多国。
在欧洲，乌克兰和波斯尼亚等其他麻烦国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漫长但至今仍未结束的民主转型。相反，阿拉伯世界只经历了短短三年的转型——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但是，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该地区正在进步，尽管前途仍然不明。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阿拉伯国家需要时间来获得其人民所寻找的民主和多元主义。他们将实现他们的目标——但决不是在仅仅三年之后。
事实上，如今的中东事件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化的影响。早前，大部分阿拉伯人生活在各种伊斯兰教国王统治之下。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崛起了两个民族国家（伊朗和土耳其），而阿拉伯人组成了22个新国家，这些国家大体上是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划分的。
这些殖民地赢得独立后——今天的逊尼派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成立于1932年——20世纪20年代应奥斯曼帝国解体而生的政治伊斯兰教便成为统一阿拉伯民族的新方式。政治伊斯兰教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就包括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与此同时，世俗立国运动则反映在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Baath Party）中，其成果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1958—1961年存在的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联盟）的成立。
半个世纪后，阿拉伯世界再次爆发同步革命，这些革命并非政治伊斯兰教和世俗立国运动的产物，而是反映了民众拒绝接受失职腐败的集权政府。但是，如今叙利亚陷入了野蛮内战并已经造成130,000多人死亡，利比亚正处于崩溃边缘，埃及权力也回归军方并取缔了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成了唯一的成功例子。
1月27日，突尼斯通过了新宪法，从而为阿拉伯国家最世俗、最公正的选举扫清了道路。新宪法是阿拉伯世界中最现代的宪法，也是非暴力转型的结晶。人口较少、教育程度较高的突尼斯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例外。
埃及政府取缔了穆斯林兄弟会，自去年7月军事政变推翻总统穆尔西以来，埃及一直在倒退。但是，埃及事件的过程不应该简单地认为是回到了2011年前的状态；相反，埃及的发展趋势可以看成是一个上升螺旋，虽有倒退但总体在前进。
埃及内部的代际分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流动性给了埃及青年宝贵的政治经验，而这也构成了与前总统穆巴拉克三十年统治期的一个关键不同点。叙利亚也是如此，尽管叙利亚局势的螺旋毫无疑问是一个下降螺旋，任何反抗都遭到了镇压，特别是在日内瓦第二轮和平谈判失败后。
更一般地说，缺少多元性以及无法分享权力拖累了转型。除了突尼斯，所有受影响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具备这一特点。在埃及，军方（不管是穆巴拉克还是西西（Abdul-Fattah el-Sisi）陆军元帅治下）和伊斯兰教徒都表现出想要大权尽揽。
政治多元主义是无法强加的。社会必须有对政治多元主义的需求，并且建立和维持保护政治多元主义所需要的制度。这一过程可能维持多年，因此不失去历史视角十分关键。每个国家在革命爆发时的状况都各不相同。突尼斯这样的社会同质的国家只经历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这和叙利亚等社会异质的国家不同。阿拉伯世界也没有稳固的地区结构可供转型国家倚赖；可用于推进民主和多元主义的地方模式——比如作为例外的土耳其——也几乎不存在。
事实上，与欧洲相比，这些转型所处的环境是——并且一直是——不利的。与阿拉伯国家不同，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有一个优势，它们拥有共同的起点和共同的前进道路：它们都处在二战后走向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的大陆中。这给了它们同样的命运，不管是政治上（加入欧盟）还是安全上（通过北约）。
但波斯尼亚和乌克兰转型仍然很不稳定。柏林墙的倒塌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南斯拉夫解体也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但后共产主义转型仍然没有完成。
我们无法期待中东可以在三年的时间里产生欧洲半个世纪都没有实现的结果。尽管埃及在倒退，叙利亚在发生令人无法容忍的暴力，但该地区仍然在一个复杂、变化、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以自己的节奏发展着。迈向多元主义的耐心的战略和坚定的决心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是在基辅还是在开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