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即将担任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于是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谁将接替她担任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是理想人选，因为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技能、资质和经验组合。
在学术生涯中，费希尔是货币经济学界成就最高的学者之一。接着，他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最近又担任了以色列银行行长。在这些岗位上，费希尔都做出了斐然的成绩。事实上，你很难想象还有哪位经济学家（至少从凯恩斯以来）能像费希尔那样完美结合了分析技能、可靠的政策判断、清晰的表达、对世界的无私奉献以及把事情做对的能力——而且还具备了冷静幽默的特质。
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在IMF以及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在以色列央行任职期间，费希尔积累了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这使他成为耶伦的理想搭档。耶伦也是成就卓著的学者和决策者，但在可以充分准备时，她从来不遗余力。
费希尔的素质在上个月的IMF研究年会上得到了广泛赞誉，即将卸任的美联储伯南克也致了赞辞，在20世纪70年代，他是费希尔的多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之一（算是我的同门师兄弟）。
此次IMF研究年会因为另一个原因而广受关注：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各美联储官员都讨论了近几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不力这一棘手问题。这一话题将对2014年及其后的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
萨默斯对增长缓慢的争议解释受到了最多关注。他说，经济危机只有过去之后才算过去，而现在还没有过去。他大胆指出，过去十年的增长萎靡的原因是一种根本性的结构变迁，他称之为“长期停滞”：自然（或均衡）实际（经通胀调整的）利率“永远”地降到了零以下——可能低达负的2—3%。
按萨默斯的说法，造成这一局面的可能原因有两个：来自亚洲的储蓄过剩以及由IT造成的资本品相对价格的长期下跌降低了投资相对储蓄的需求。（克鲁格曼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解释：人口或生产率增长下降。）
不管原因如何，如果萨默斯是对的，那么我们陷入了大麻烦。央行可能难以在衰退时期维持充分低的实际利率，因为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在萨默斯提出的情景中，负均衡利率意味着长时期增长低迷。
在IMF研究年会上，费希尔本人对货币政策的作用要更乐观一些，即便是在当前环境下。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可以拉低长期利率。而除了实际利率，还有其他渠道：汇率、股价、房地产市场和信用渠道。
美联储官员不像教授们那样喜欢做范式研究。但美联储研究和统计主管大卫·韦尔考克斯（David Wilcox）与合作者指出，始于2007年12月的衰退程度之严重、持续时间之长在逐渐侵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和技能。因此，过去几年美国产出和就业增长缓慢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外生结构变迁的结果。
没有客户，企业就不会建设新厂，即使资本成本很低；而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工人可能会完全退出劳动力。结果，正如韦尔考克斯及其同事雄辩地指出的，产能和有效劳动力进入了下降增长轨道。累计供给缺口——韦尔考克斯及其同事估算，现今潜在产出比2007年前的水平低7%——可能比总需求持续不振所导致的当前产出缺口程度更大。
这段不幸的历史让美联储的责任比以往更艰难了，因为这进一步限制了决策者在不引起通胀的前提下刺激增长的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可能对增长造成长期伤害，在失业高企时维持足够的需求刺激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因此，韦尔考克斯的论文支持在2014年继续保持货币宽松。
克鲁格曼在IMF研究年会上的发言也是语出惊人：即使从长期看，对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担忧也弄错了对象。赤字鹰派担心，全球投资者总有一天会不再热衷于持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导致美元急剧贬值。克鲁格曼的争议结论则是，即使真的发生这一幕，利率也不会上升，同时贬值对美国经济将具有扩张效应（通过增加净出口）。其政策含义是，不用太过担心长期债务问题，而要更多地担心过去三年中的财政收缩制约了美国经济所需要的需求。
事实上，政策失误相当可观。尽管大手笔动作阻止了2008年金融崩溃，一开始的货币和财政刺激也为2009年结束衰退贡献了力量，但此后的复苏极其缓慢，主要原因就在于破坏性财政政策：2010—2013年受误导的拖累；2011—2013年反复的自作自受式危机；以及在真正的长期财政问题上毫无进展。总而言之，在过去三年中，这些财政失误有可能每年都造成美国经济增长减少了一个多百分点。
但有理由对2014年保持乐观。四年来，财政政策第一次有望不再对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当然，如果财政政策可以产生积极影响那就更好了。但不再起负面作用已足以值得庆贺。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将掌握在能人手中，特别是拥有费希尔的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