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道路”既在国内热议，也吸引着外界的目光。金融危机后，国际学术界有许多人讨论 “西方能否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学到什么”的问题。在越来越多人探寻“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背景下，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会否在这方面形成聚焦？
讲“道路”比讲“模式”更符合我们的主张
记者：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拉莫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世界关注。本届论坛以“中国道路”为主线，举行了3场圆桌会议、8个专题。为何论坛聚焦“中国道路”而不是“中国模式”？
王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我有幸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并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要走“中国道路”。与此同时，“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热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能从“中国道路”的研究中找到自己的旨趣和领域。所以，“中国道路”问题，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和国际比较意义。
通常认为，所谓模式是有理论基础、相对固化的、可推广的一套体系，而“中国道路”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发展阶段等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发展路径，它并非僵化停滞不动的，而是不断完善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有些做法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但不能作为一套模式照搬或完全输出，我们也不主张模式输出。讲“中国道路”比讲“中国模式”更符合我们的主张。
道路自信是对自己内在普遍性价值的肯定
记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以往对中国的认识偏差，而学术界往往是这种转变的先导。本届论坛能否在这方面取得一些共识？
王战：从宏观层面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为世界奉献出一种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说，体现了每一个特殊性对自己内在普遍性价值的肯定与自信。换句话说，中国道路是在中国国情之根上生长出来的发展道路，体现的是对自己国情、本民族的特殊性的自信。
从具体领域看，世界关心“中国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了解中国成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又能否为其他国家发展中的困惑提供新的视角和解答。例如，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不足2%，就可以被定义为衰退，如果是负增长，就可以定义为危机。但中国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本轮危机发生五年来，中国的增长速度依然达到7.5%，这是为什么？
再比如，有人把“中国道路”表达为威权的市场经济或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把西方的经济制度称为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强大的政府加上一个好的政策引导，对克服危机是有好处的。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也持有这样的看法。对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该怎样评价？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用自己的方式快速化解国内贫困的难题，而未来这个东方大国又将会走怎样的不同于西方主流国家的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必然也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兴趣。
本次论坛围绕 “中国道路”开辟出8个专题，里面既有讨论经济社会发展的，如怎样应对金融危机，也有讨论中国精神的，这不仅仅指爱国精神，还包括时代精神，既有对“中国道路”的纵向脉络梳理，也有横向的国际比较，等等。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会产生对“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探讨。
东方价值：与市场经济兼容，与传统精髓相承
记者：人们看到，西方器物文化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但也深切感受到，其无法在思想和精神价值领域指导当代中国。实现“中国梦”、走好“中国路”，该怎样构筑我们自己的共同价值？
王战：我过去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需要融会贯通地去观察中国、思考中国，例如，文化与经济是什么关系、社会与经济是什么关系、人口与经济是什么关系，等等。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也必须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纵横数千年，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一以贯之、从未间断的文明体系。这种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命脉所在。要有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形成可以与西方主流价值同等层面对话的东方文化主流价值，路径之一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给予现代化解释，赋予时代特征。
几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奇迹，不只是经济总量提升和社会财富增加，也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肯定离不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系统支持。因此，中国在向世界展现“中国道路”的同时，可以倡导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价值”。这一价值不仅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而且与中华文化精髓一脉相承，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作为与时俱进的东方文化主流价值，需要体现华人社会乃至亚洲国家民众的性格特征，建立与西方价值观同一层面对话的国际话语权。西方价值观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偏重于强调个人权利，东方文化主流价值既要强调人的权利，也强调公民责任、家国情怀、人的群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传统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转化为“信、义、仁、智、礼”，并重新解释，就是秉承我们一贯强调的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宗旨，与西方价值观有共通之处，但也有所区别。
期盼这一平台为中国提供比较经验与理论参考
记者：“中国学”的兴起，与今日中国之快速发展相伴而生。但当代中国也存在很多发展之“惑”，未来的中国学研究可能会在哪些领域产生出对当下中国发展之“惑”的建设性思想？
王战：“中国道路”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面对着不少困惑。中国的发展之“惑”大致有这样几个领域：
一是环境资源的约束问题。国际上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重要变化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变。但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算起到现在的200多年中，让发达国家近10亿人过上了好日子，他们过的是舒适但高能耗的生活，如每户家庭有两辆汽车。但“金砖国家”崛起，涉及30亿人口。如果大家都要过舒适的、高消耗的生活，世界的能源资源能支撑吗？
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富裕的过程也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不同语言、生活习惯、文化水平、思维方式的群体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社会秩序如何保持？
三是文化认同问题，即在多元文化中如何形成文化认同和思想共识？
四是国际社会的容纳问题。举个例子，一个人在队伍中原先排在第130位，现在排在第二，且这个人的个头非常高大，站在队伍中，别人会有怎样的感受？中国发展之后，国际社会对我们看法也会发生变化，对此该如何回应？世界中国学论坛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感受真实、鲜活中国的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从全球视野看中国怎么发展的平台。后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实践领域中哪些国际经验能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二是在学理层面能否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比较经验、理论参考。如果在上述问题上，论坛能形成一些聚焦、产生一些答案，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对世界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