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冯筱才教授的《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的时候，的确有点“带着问题读”的意味。这个“问题”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当人们突然对过去常听到的“在商言商”这句话有了新的警惕和追问的时候，尤其是当巨无霸式的商业机构与公权力一再向公共媒体发难的时候，思考“政商中国”的问题正是时候。
多年前读费维恺（Feuerwerker, Albert）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印象较深的是官督商办企业体制的一些重要特征，如这种体制不是一个法定的制度，只有有限的法律性；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一个“体制”的话，只不过它是一个由那些紧密相关的企业所组成的特别实体（第12页）；它还具有从政府盐务署移植过来的特征：官僚主义的管理、垄断者的束缚、官僚的勒索（第14页）。再加上省级地方政府权力的上升、通商口岸的资本与管理等新特点，最后总结出中国晚清时期的“官督商办”体制的五个方面：一、“官督商办”企业与地方集权的紧密关系；二、企业资本和管理人员依赖于通商口岸的商人；三、企业中的官员及官僚主义经营及管理方法；四、官方勒索成为中国经济新成分中的弱点；五、有官僚保护的专利权（第38页）。在第七章，作者最后的结论似乎表达的是这样一些认识：这种体制虽然试图突破传统社会经济观念，实质上还是与传统制度和行为方式妥协；因此官督的指导、统治地位和商人的受压制地位这种关系是固化的，而官员也不忘以各种方式从商业中获取利益；从大的方面来说，则是以企业为“用”，维护传统中国之“体”。这样一种体制要面对的是发展新式工业的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外国的竞争、政府软弱、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和动力的缺乏等。对于盛宣怀个人来说，他的企业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新式企业最后都“转变为官僚资本的保护机构”（第321页）。官督商办体制就这样与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联系。
从盛宣怀到虞洽卿，正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典型，他们所共同描绘的正是“政商化”的历史脉络与核心节点。关于虞洽卿，坊间有不少什么“大亨”、“财神”之类传奇式传记，但是《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绝非一般的个人传记，作者在研究框架、问题意识以及对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的竭泽而渔式搜集和运用上，都是其他同类著述难以望其项背的。
关于中国历史上商人与统治王朝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撰写过专门论著，但是大多囿于扁平化的观念对立、利益冲突等视角，尤其缺乏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控制力及变化等深层视角，因而总有浮泛之感。
在过去的历史-政治话语系统中，“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概念被尘封在革命话语体系之中，它们的实际功能随着功利目标的变化而消亡。而在现代化的话语系统中，这些概念又转换为与民族性、工业化或全球性等相联系的语汇。但是，从社会历史的真实进程来说，真正关键的是如何揭开和厘清“商”与“政”的结合对整个国家发展路径的影响。关于对“政商”的理解，作者在“前言”中认为这不是指个体性的官商关系、官商勾结那么简单，而是指官与商在一定的机制之下产生的稳定性的利益共同体，而且这个“政”不仅仅是指在位的官僚，同时也包括了通过种种关系足以影响甚至控制政治资源的人。其实，更准确、也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概念就是“权贵”。这就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现象——政商化。作者继而指出，作为公开的政治经济活动之下的政商利益结合，既具有制度化、常规化的稳定性特征，同时也需要有潜规则进行协调；“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作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挽救国家利权等），但在这层合法性外衣下，私下的政商利益交换便会频繁发生，甚至形成一种潜在的稳定性利益生产机制。这种利益生产的暴利性，可能会诱导官员（或政客）选择性地推动所谓‘公共事业’”（第8页）。这种政商化结构是影响历史发展的潜在线索，“甚至直接左右了国家政治经济的走向”。既然“政商化”是一种政治经济结构，那么，“打倒个别的‘奸商’或惩处违纪官员并不能解决这种结构性难题”。于是作者追问道：“为何这种体制性的政商化愈演愈烈，这种政商化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力求现代化的国家，怎么最后为政商结构所绑架而不可自拔呢？”（同上）
要回答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有对历史真相的深刻认知和缜密分析。比如政商关系中的民族主义话语，作者在第三章“‘爱国时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最后指出：“处在20世纪混乱政局之中，人们却经常要打着爱国旗帜牟利，甚至想通过‘经济排外’的手段，或依附于政客之外交谋略来获取暴利，‘民族主义政商’于焉形成。”（第129页）这是很发人深省的历史研究。又比如，在第四章的“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这一节中，作者分析了中共对虞洽卿的认识与现实态度、商人与上海工人运动的关系，最后扼要地指出：“意识形态叙述其实是紧跟在政治利益之后，又与党内路线斗争相连，这也是不同的中共党人在不同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往往大不相同的原因。”（第172页）可以说，无论是“民族主义政商”还是实用主义哲学，这些都是体制化的政商捆绑结构的前史。
其实，从晚清开始上演的政商悲喜剧的背后，无不折射着权力与利益博弈的中国剧情，与公共话语之下的政商化捆绑对公共利益的掠夺。看来是在做出“结论”之后还意犹未尽，作者在“后记”中又进一步申言：中国近代商人既不能简单地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定性描述，也不能过高估计国民党政府在经济现代化方面的独裁效率，进而当我们从政、商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个“党国”的时候，“我们甚至也可以把南京政府理解为官商结合共同谋求暴利的一种平台。所谓‘党国’，也可以被理解成青天白日旗帜下分散的利益个体以及错综复杂的政商利益结构网络”（第282页）。
斯言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