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无疑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大会最终确定了政权世代交替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传统。这次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岗位的已经是党和国家的第五代领导人。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他指出，要对毛泽东作“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但不应把这些缺点和错误仅仅归罪于毛泽东。产生缺点和错误的根源在于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遗憾的是，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这样的制度。邓小平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他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为两个五年。革命奠基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改革之父邓小平代表了第二代领导人，上海的动力工程师江泽民代表了第三代领导人。他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继续推进改革，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江泽民在两个五年任期之后，把政权转交给了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与来自上海的江泽民不同，胡锦涛曾经长期在西部边缘地区工作，对那些地区的贫困和民众呼声有深切了解。经济特区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沿海的东部各省和地区先富裕起来，而占全国2/3面积和1/3人口的西部边缘地区至今仍然未能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尽管如此，最初的两位改革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当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时，中国有2．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那时中国的1/4人口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取而代之的是2．5亿“新中国人”，对这些人来说，富裕的标志不再是暖水瓶、自行车和自来水笔，而是私人住宅、小汽车和出国旅游。
现在，胡锦涛实现了向第五代领导人交班，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即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国家元首。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政府副总理，我对他十分熟悉。习近平是革命元老的后代，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受过良好教育，非常珍惜父辈的荣誉，因此得到人民的尊敬。
这样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地实行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在中国已是第三次。每次交替改变的不仅是领导人和目标，而且还有领导方法。20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担任《真理报》记者时看到，那时强调的是革命目标的原则，而现在则把法制、科学性和求真务实等观念提到重要地位。首先是法制。有些西方人说中国虽然顺利实现了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事实上并非如此。邓小平早就说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遵守中国现行法律。这是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日本经济“奇迹”。我离开中国后，曾经在日本工作过。亲眼目睹了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在许多方面拥有超过日本的潜力。这是为什么？消除贫困不断扩大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当2010年世界经济危机最为猖獗之时，中国人购买了1000万辆汽车，首次在世界上超过美国在本国市场销售的汽车数量。2011年，中国人购买了1700万辆汽车。日本生产了1000万辆汽车，但在本国只销售300万辆。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确实很大，能够吸纳一切。
此外，中国人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也非常有效。他们并不是把资金交给银行，而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中国人建设了6．2万公里第一流的高速公路。这使中国的国内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私营企业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十八大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任务是：在十年（即两个五年）任期内，要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这意味着，在争取世界领先地位的竞赛中，中国将达到最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首位。这一目标将在2020年左右实现。邓小平曾经预言，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将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中国在新的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时代就将真正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000多万精明能干、富有财产的华侨和华人。正是他们开了外资对中国投资的先河。外资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了5000亿美元。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这些投资不仅促使经济特区繁荣发展，而且提高了整个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在政治领域也许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共产党宣布，党将继续是国家的领导力量。我认为，中国已经实行了政治制度改革的最初步骤，这就是邓小平宣布并且正在实行的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开始进行差额选举的初步尝试。目前这仅限于乡和县一级。将来如果扩大到省一级，会带来重大的实质性影响。但是，就像美国一样，中国实行的是多级选举制度。现在各县选举县级政权机关，各县选举参加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个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占有各自的代表份额。目前的全国人大代表很多，首次超过2000人，其中包括26名农民工代表。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农村居民，但是土地很少。中国的耕地面积与俄罗斯大致相等，而人口比俄国多十倍，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俄国的1/10。现中国约有六亿农民，而农村只需要两亿劳动力。这导致25亿农村人口周期性地每年两次到城里去寻找工作，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所谓“留守儿童”）留给父母抚养。遗憾的是农村居民得不到应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唯一存在的是全民义务教育，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不会出现突发的激烈变化，而将继续实行循序渐进的改革。
每隔十年政权新老交替的传统已经实行了三次，看来这一传统还会延续下去。这对其他国家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这里无疑存在党内斗争，因为存在不同地区利益，也许还有不同地区派别，而在经营活动中，还存在某种利益分化。但是，在这种规范化地选拔领导的制度下未必会出现严重的震动。
中国正在开展非常严厉的、坚决的反腐败斗争。有些俄罗斯人往往对中国实行枪毙的做法表示愤怒。中国确实是实行枪毙的。但是，不能否定这种严厉措施的有效性。苏联解体后，我于1992—1996年在中国工作期间，在俄罗斯出现了金融诈骗活动，在中国也发生过金融诈骗事件。例如，有人声称要建立一个企业，说什么这是一项有益的、人道的事业。在进行诈骗时，他们说，投资的利率可以达到月息5%，也就是年息60%。与俄国一样，这是典型的金融诈骗。有些企业领导人、甚至党政机关领导人看到利率很高，也把钱投入进去。他们以为只要把发工资的时间推迟两个星期，就可以获得5%的月息，这似乎是一笔好生意。诈骗活动就这样运转起来。半年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破获了诈骗案件，枪毙了一名女主犯和三名男子。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诚然，中国没有做到完全根除腐败。正如中国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即使执政地位能够提供某些红利，然而它不可以成为商品。政权有可能成为资本，但它不应成为商品。在中国，任何人都无权利用自己的财富或者职位来谋取某种政治影响。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过去曾经有2．5亿人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的月收入低于5美元。现在的极端贫困标准是月收入30美元。目前在中国处于贫困线（月收入30美元）以下的有2400万人。也就是说，以前有2．5亿穷人，而现在仅有 2400万穷人。困难在哪里？贫困地区大多在边缘山区，那里很难开发。现在这些地方的乡镇企业得到了繁荣发展，这是中国的杰出创造，这难道不值得俄国那些处于没落状态的城市和乡村借鉴吗？我很熟悉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庄，那里以前的名称是“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的1984年，我们曾到那里参观过。我看到在一个大棚下面坐着许多50—60岁的老年农妇，她们用钩针编织马海毛的服饰品，然后缝上“皮尔•卡丹，手工制作，巴黎”的标签。这就是说，皮尔•卡丹向人民公社订购这些产品，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低廉，只是法国的1/7。他们向公社提供模板和马海毛，确定订购的式样、数量，收购全部产品。这纯粹是一种出售劳动成果的形式。除了外资企业，许多中国企业也在农村购买土地，雇用工人，安装设备和机器。农村青年不需要离开本村就可以找到工作，制造保险杠、灯具等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不高的零部件。这些企业包括汽车制造厂、机器制造厂、纺织厂和缝纫厂等，可说是应有尽有。这些农村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因为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只有十平方米，而人口却很多。
至于俄中关系，我们在法律上完全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中国新的领导宣布，他们认为革命前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是不平等的和无效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俄国与中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那时存在一些领土争议。幸运的是，经过非常艰苦的谈判，我们终于彻底解决了所有边界问题。尤其复杂的是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上出现了一些新岛屿，而一些旧的岛屿消失了。在某些地方我们向中国人作出让步，而在另一些地方中国人向我们作出让步。现在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双方签订了协议书。与日本不同，俄罗斯与中国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
鉴于中国不仅是我们的伟大邻邦，而且是我国的主要地缘政治伙伴，俄中两国在21世纪的历史任务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发扬“伟大丝绸之路”精神，使俄罗斯和中国成为西欧与东亚之间的桥梁。据最保守的估计，仅过境运输每年至少可以使俄罗斯获得1500亿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在苏联解体后，形成了一些新的边界，出现一些新的中途停顿点，由于铁路运输不畅，货物转而采取绕道非洲的海路运输。因此，必须至少恢复、甚至超过西伯利亚大铁道在苏联时期的货运量。
鉴于俄中两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我们肩负着复兴西欧与东亚之间的“伟大丝绸之路”精神的使命。中共十八大的结果表明，完成这一使命的条件更加成熟了。
当前俄罗斯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伟大科技强国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正在中国工作，那时俄国是一个伟大科技强国。我们在中国建设了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世界上最大的长江大桥。遗憾的是，现在我们成了主要向中国提供石油、天然气以及西伯利亚圆木等的原料附属国。也许，我们只有在军事技术、军事合作领域还提供某些高科技产品。
诚然，我们在中国建立了核电站，最早的两个机组已经建成，现在又签署协议，将要建设两个新的机组。也许还会建设新的核电站。中国将发展核能源，这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毫无疑问，俄中合作的关键恰恰是能源领域。
我设想，西伯利亚大铁道的未来是振兴伟大丝绸之路——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建立一系列经济特区，并把苏联解体后生活在独联体其他国家的2500万俄罗斯人迁移到那里去。许多讲俄语的人想要回到俄国，但是不应让他们定居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而应让他们迁居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区，像中国人那样建立一系列经济特区。
注：本文译自Всеволод Овчинников: путь Китаяэволюция. www.pravda.ru/16.11.2012。
作者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Всеволод Овчинников）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在苏联时期曾长期担任《真理报》驻华记者，现为《俄罗斯报》政治评论员。周恩来总理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欧福钦”。奥夫钦尼科夫经历了新中国的各个阶段，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独到的切身体会。
中共十八大后，他于2012年11月16日在俄罗斯“真理报网站”发表了《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一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就作了高度评价，对中俄关系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