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对农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村日益成为“386199”部队，即农村基本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生活”。人口结构对农村发展的压力严重高于城市地区和国家的平均水平。
农村社会家庭基础弱化养老压力突出
农村地区人口结构恶化，不仅体现在非生产性人口比重较高，更突出体现在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农村留守人口和家庭生活分裂问题。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除了6000万留守儿童，我国农村还有4000万留守老人、5000万留守妇女。有的家庭丈夫在外打工，妻子、子女与老人在农村生活；也有的夫妇共同在外打工，子女和老人在农村居住。这类家庭生活分裂问题比人口结构压力更加严峻，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农村家庭劳动力不足、家庭不稳定性增加，农村养老问题也更加突出。而老年人照料第三代一定意义上剥夺了老年人口的生活福利，涉及更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村社会的家庭基础弱化，强化了农村发展的脆弱性和生活风险。
农村人口结构恶化和家庭衰落还在继续。当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群体逐步进入老年，难以在城市继续就业，将逐步从城镇劳动力市场退出，但他们没有城镇户籍和相关社会保障，难以在城市永久居住，不得不返回农村，这会加剧农村的养老压力。这也意味着，如果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加快推进，从城镇返回农村的老年迁移人口将滚动积累，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农村发展的负担和养老压力。
农村以人力资本净流失支撑城市发展
城乡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农村人口结构恶化，不仅是年龄结构的失衡，更在于迁移使农村人力资本流失。迁移人口一般比不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他们有更强的能力和意愿在城镇中长期居留。因此农村人口的“进城”和“返乡”，甚至构成了一种“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分化机制。因此，实际上当前农村不仅通过农产品流通环节和土地流转环节支持着中国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也通过人力资本的净流失支撑着城镇化推进和城市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村由于优秀人力资本的流失，限制了更快发展的能力和潜力。
当前农村人口结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发展的压力，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并从人口基础上决定了未来城乡发展的继续失衡。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和平衡城乡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农村人口结构恶化的不利影响和潜在不利影响，重视农村人口结构问题的解决。
户籍和城乡体制壁垒致被迫留守
出现农村人口结构恶化和家庭分裂性的留守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迁移流动的限制有关。其中包括户籍制度限制，城乡分化、地区分化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限制。例如，农民工子女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不能陪伴父母迁移流动；随父母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子女也无法入读当地公立高中和在当地参加高考，只能再次回到户籍地学习。城乡有别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导致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被迫留守，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也限制了进入城镇的农村移民成为城市的稳定劳动力。
破除人口迁移流动性壁垒，是促进城镇发展、支持农村发展的关键性制度改革。相关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体制改革非常迫切。通过增加城镇就业机会吸纳更多劳动力，使得子女和家庭成员稳定居住、发展，会提高迁移流动人口的福利和生活质量，也会减缓农村发展的压力。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有利于城市本身，也有利于农村发展。
鉴于农村家庭功能弱化严峻，通过更有效的社区建设、社会体制建设增强农村公共服务，成为当前农村人口变动基本背景下的重要工作。
注：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项目“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研究”（2011RWSKQN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