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挑战两项共识：一是中国正不可阻挡地走在成为世界先进工业领导国的长征路上，二是中国的国家干预控制模式促使其工业崛起，并值得他国借鉴，甚至恐惧。然而，事实很有可能是，该模式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所有的证据显示，中国大部分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都是那些党政机构干预最少、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而经济表现最差的地区，则往往是党政机构管控最严的。虽然私营企业很少享受特权，还经常受到政府的歧视，但是通过增加就业、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出口、提高利润或创新等方式，私营企业始终远胜于笨拙的国有企业。
当面对国内外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时，政府通过实施大型项目，例如建设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电脑或谋求朝阳行业的领导地位，也许能提升国家威望，并巩固共产党的合法性。但是，即便能取得成功，这些项目的机会成本也无法计算，其经济和商业价值也未能证实。
对于学习工业历史的学生来说，中国的政策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国家和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政府确立的“战略性”民族工业；由官僚机构确定未来的市场和技术；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制定具有远见的战略和详细的目标；严重依赖由技术专家牵头的“国有龙头”企业，这些专家往往与政府关系密切；当然还包括政府的大规模支持。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模式”。但是为了加速工业发展，法国（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一些其他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80年代也曾使用过上述方式。虽然它达到了一些商业目标，但却以成本高昂的失败而告终。
它唯一一个明显成功的例子就是空客项目，而法国政府对此项目的支持至关重要。然而，虽然法国的政府曾大力支持研发高速火车、发展低价的核能和建设高效的现代通讯设备，但她仍未能在以下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鲜有法国高速列车卖出欧洲；虽然法国曾拥有独家的电脑电视终端器，但随着个人电脑及因特网的出现，这种早期的电子信息系统很快就过时了。此外，那些试图为计算机、电子办公、廉价的传真机、未来视听设备、家用电子产品及其它“前沿”产业开辟道路的大型高补贴计划，也销声匿迹了。法国所谓最优秀、最聪明的官僚，也没有预计到因国际竞争和技术跨越式发展而造成如此惨重的代价。
这应该对中国政府以及那些羡慕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模式并相信此模式可复制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起到警示作用。确实，中国的经济、市场、金融资源和国家都远比法国要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更可能成功。相反，上述因素极大地增加了风险的规模和失败的潜在成本。
欧洲应该避免重复犯同一个错误，即相信国家干预主义和调动资源是提升创新、竞争力和增长所必须的神奇药方。总之，欧洲决策者应该避免将中国简单的“数字上的创新”方式等同于真正的成就，它至多是——有时是虚假的——显示投入了多少，并不能反映出产出的实际情况。
不要把纸老虎错认为喷火龙。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产业政策就毫无用处。但是，它不应包含让政府官员眼前一亮的、光鲜的政府计划。相反，它应专注于创造适合创业、激发创新力的环境。
这意味着政府的首要任务应集中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例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及培训标准、基础研究与开发的融资、良好的监管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同时，通过保持市场开放，促进竞争最大化，来提高生产率。如果政府无法完成上述任务，即使世界任何高明的目标设定和战略计划也无济于事；即使上述任务完成得很好，也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中国，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它走的太快太远，而且很有可能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政府规划追求的、近乎戏剧性的突破，不符合当前产业的实际情况，还会带来创造力受限的风险。如果中国有自己的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或史蒂夫·乔布斯跃跃欲试，也是阻碍重重。一个对中国来说更加合理的发展道路是，在其他国家创新发明的基础上，跟踪、改进、逐步创新，许多中国企业已经按这种模式有所作为了。
这也许没有发明飞机引擎、微型芯片、互联网或是iPad那么光彩夺目，但是，正如韩国那样，她能为国家经济繁荣稳定、快速发展夯实基础。但是如果中国真的那么雄心勃勃，就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改变。
第一智库网初步摘译，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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