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正在乌克兰兴起，示威者开始死于政府代理人之手，而欧盟威胁要制裁负有“暴力和过度使用武力”责任的乌克兰官员。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逃离基辅，留下一个住着外来猪和羊的私人动物园——以及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部长，他们正在致力于牵线结束暴力的协议。
但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暴力也在委内瑞拉兴起，示威者开始死于政府代理人之手，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发声宣布……它不会发声。OAS说，委内瑞拉自己会解决问题。在加拉加斯，你看不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他们当然没有在谴责镇压、要求结束暴力。与此同时，死亡人数一直在上升。
如此反差凸显出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拉丁美洲地区机构很弱，甚至比欧洲的还弱。但这也揭露了令一些东西：政府和领导人在面对侵犯、镇压甚至死亡时保持沉默，因为不论说什么都等同于“干涉”他国内政，谴责这样的政府和领导人的逻辑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
并非总是如此。不久前，在拉丁美洲，生命和自由被视为普世权利，应该超越国界受到保护。
我的父亲是一名智利律师兼人权活动家。皮诺切特将军将他和我们的家庭赶出了智利，我的少年时光和成人的早期阶段都在流亡中度过，我和其他来自智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的流亡者具有共同的希望和恐惧。我们中没有人——拉丁美洲左翼中也没有人——曾经怀疑过捍卫人权是属于每个人的责任、国际社会应该对虐待和杀戮本国人民的政府严加追究。
在皮诺切特的智利或魏地拉将军的阿根廷，任何指责政府发起的暴力行为的人都会被扣上国际共产主义同谋的帽子。如今，任何指责委内瑞拉暴力的人都是——用总统马杜罗的话说——法西斯主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都改变了，但一切都和原来一样。
是的，委内瑞拉的局面必须由委内瑞拉人决定。问题在于如今一些委内瑞拉人无法上街进行和平游行而不被射杀。一些委内瑞拉人无法自由地向同胞讲话，因为任何一个播放了他们的声音的电视台都会被封杀和扼杀。
一些委内瑞拉人无法保证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总检察长、国家选举委员会委员和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早已届满，但他们的继任者迟迟没有得到人名，因为马杜罗不愿与反对派展开谈判，又无法达到任命他的心仪人选所必须的国民大会三分之二多数。
若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委内瑞拉人将无比开心，但他们无法获得这样做的民主方式。事实上，主要反对派领袖之一洛佩兹（Leopoldo López）因为可笑的“煽动犯罪”指控而被捕。
要面对政府爪牙的乌克兰示威者在没有外部团结或支持的情况下咬牙坚持是荒谬可笑的。要委内瑞拉示威者这样做亦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国外交部动辄挂碍嘴边的自主原则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或许最悲伤的外国反应来自智利大学学生联合会。该联合会用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主义者的语气谴责委内瑞拉学生“捍卫旧秩序”、“偏离了人民所选择的道路”。而正是这个学生联合会，曾经领导过要求智利政府改善教育的学生示威。
这一观点（如果可以称之为观点的话）的问题在于“人民”并没有用一个声音发声，也无法发出完整的声音。要想搞清楚真正的人民到底想要什么并据此做出反应，民主国家有程序，有宪法保证，有个人权利。当这些东西遭到践踏时——就像委内瑞拉一样——人民根本不可能自由地发声，也不可能自由地选择道路。
认为马杜罗的行动必然是合法的，因为他是通过选举掌权的，这一观点也同样大错特错。民主选出的领袖只有在其执政后民主地治国才具有合法性。
乔治敦大学教授夏米拉斯（Hector Schamis）最近回忆说，葡萄牙的萨拉扎（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和印尼的苏哈托都是通过选举掌握权力的，但没有哪本历史书会说他们是民主的。亚努科维奇也曾赢得选举，但人们对他的记忆只有他所引起的流血、现在的乌克兰所面临的经济破产，当然，还有他的私人动物园和法拉利车库。
和乌克兰人一样，委内瑞拉人应该明白他们并不孤独。他们为民主权利所做的斗争是所有人的斗争。拉丁美洲人民知道这一点，即使他们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愿意大声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