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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通字方案》，《赵元任全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 2013年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武占坤、马国凡：《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阿辻哲次：《图说汉字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繁体字与简体字孰优孰劣，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其中混合着政治、文化、经济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文字改革运动如同宗教、政治和科技革命一样，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特殊的社会因素推动催生，是一种不具必然复现可能的历史现象。
汉字的简化改革运动，并非一夕之间一蹴即成，其源远肇于清末自强图存的文化反思。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传统东方世界在此时期先后掀起了文字改革的社会浪潮：土耳其的凯末尔废止阿拉伯文，越南在殖民统治下废止汉字和字喃，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文字政策争议，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全境力推拉丁文字改革……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被迫或半自发的文字改革潮流中，中国也不能置身于其外。国家的富强基于洞开民智，教育的普及基于文字的普及。清末卢戆章、王照及劳乃宣等推行切音文字，实为后来汉字拼音化的先驱。特别是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慈禧还曾召见劳乃宣，并御批劳所进呈的《简字谱录》由“学部议奏”。1909年，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普通教育应当用俗字字》，是为要求推广简化字的先声。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晚清以来要求文字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著名的学者胡适、钱玄同、黎锦熙、鲁迅、赵元任等积极推动汉字改革。其中钱玄同最为积极。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筹备委员会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获得知名语言学者黎锦熙、杨树达和陆基的联署，从而正式推动简化字在社会正式场合上的使用，并渐成影响。至1935年，钱又在病中联同黎锦熙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324字），并由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实行。尽管由于戴季陶阻挠，此方案无疾而终，但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颁行的简化汉字方案。但是这个简化方案所确立的简化字原则——述而不作，采用古有简体；最先择用社会通用的简体；不一再求简——对后来的文字改革深具影响。譬如，今天使用的简化字“礼”（禮）、“云”（雲）、“岳”（嶽）等等均是古代文字骈出的简体；“观”（觀）、“花”（華）是广为通行的俗体；更多汉字繁简字体没有分别。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伊始即把文字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配合全面社会改造的同时，自1956年正式颁行了《汉字简化方案》，成为今天中国大陆使用简化字最重要的标准基础。
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要求废止改造汉文的文字改革运动对他有着极深影响。福泽谕吉1872年《〈文字之教〉绪言》提出“现在就要专心做好准备废除汉字的工作”。师法日本自强的经验，是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普遍风潮，钱玄同在文字改革方面激进思想深刻地烙上了时代的标记。只有在那个“不变不足以图存”的时代，钱玄同“汉字不灭天理不容”的激进口号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所谓简体字，也不过是通向汉字真正拉丁化的中间阶段。
实难设想，如果钱玄同赵元任们在这个时代发表这样的文字，会引起何种舆论反弹？时移世易，先贤们想象不到藉由规模化体制化的教育体系，文盲率大大降低，教育之于文字改革的需求已经不再迫切。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社会的全面掌控，支持文字改革推广所需的“狂飙突进”式的推力也已不存在。国民政府由戴季陶一人之力即可杯葛众多学者数十年坚持呼吁的改革，而置身于1950年代，任何反对意见无异于螳臂挡车。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很多人从表象认为文字改革只是简化或拉丁化，其实文字改革当中汉字标准化的意义更加深远。标准化涉及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汉字字型的标准化，如规范异体字和异体偏旁，另一方面是文字所关涉的技术标准，比如ISO（国际标准组织）UNICODE中的汉字编码标准和码位等等。在20世纪50年代颁布《异体字统一写法表》还特别指出，字形的规范在出版当中还受制于铅字铜模的改铸。而在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使用的造字模具一度还需要从日本进口。因此在文字标准建立筚路蓝缕的阶段，新标准推广所需要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而在已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立既有标准之后，推倒重来则不啻浪费。这里可举一例：美国国会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王冀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国会图书馆给每本中文书编目的人力成本是150美元，而一本中文图书可能才几块钱。以国会图书馆庞大的图书藏量，在繁简汉字编目的问题频繁改变标准，将会多付出多少人力成本呢？
文字标准的迁移还涉及政治主权。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间有不同的汉字标准，韩国和日本也有自己的汉字标准。因此在ISO的文字编码标准里，汉字编码的标准是一个需要共同协商的课题。而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一度由罗家伦主导准备推动汉字改革，后因胡秋原上纲上线地横加指责，加之大陆正式准行简体，基于两岸敌对的历史状况，在台湾汉字简化从而长期成为政治禁区。然而简化的趋势并没有完全消失，“臺灣”简化了一半成“台灣”就是一个好例子。
胡秋原反对罗家伦的汉字简化，主要论点是要保存中国文化，这也是许多支持恢复繁体字议者的基本立场。应该承认，简化字在追求便捷的前提下牺牲一部分汉字表意的准确性，比如在古汉语中“于”“於”对应两个不同功能的词，但由于简化合并的关系，现在在一些重新排印的繁体古籍中都会被混用。但繁体字也有自身的局限。在汉语的海外推广中，汉字学习往往成为最大的阻碍，如没有拼音襄助，外国学生看到一行行的简体字还应接不暇，更不用说笔画更加繁复的繁体。从这些汉字“素人”的身上，更容易让人同情一百多年来汉字简化的追求所在。
汉文化的载体究竟是汉语还是汉字？这是简繁之争中最易混淆的问题。文字是辅助语言的工具，但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并不等于以音义结合为特征的语言。语言况且时时处在变易的状态当中，文字又何尝不能变化？年逾耄耊的流沙河近年来醉心汉字字源的文化解读，在FT中文网上有专栏“简化字不讲理”。老先生认真梳理汉字字型的精神可钦可佩，但却常常陷于俗语源学的陷阱不可自拔。以他说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例，他先以音义考证“龍”上古为鳄鱼。而简化为“龙”字之后，笔画介乎原表示鼬的“尤”和獒犬的“尨”之间，“如此尴尬”。但令愚不解的是，哪一种动物分类学会觉得鼬和狗会比鳄鱼更让人尴尬呢？难道从进化的角度看，哺乳动物不比冷血的爬行动物更高级吗？在繁简争论当中，类似此种不涉及文字功能性的跑题可以休矣。
现实地说，简体退回繁体，其难度大于西装退回汉服。服装的选择只取决于个人好恶，而作为社会文化最重要的符号表征之一的文字，则是一种全社会的默契。对于简化字的态度，目前最为合宜的恐怕还是静观其变、执行现存的规范标准，不要再折腾。从笔者个人的经验来看，跨越繁简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只要不存着扭曲自大的心理排斥简化字或是繁体字，识繁写简还是写简识繁这种可以由个人自由去抉择的小问题，就不必再演绎一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了。
（中信出版特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