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在其运行10年后近日宣布将被关闭，此事引起人们对孔子学院命运的关注和担忧。
在此之前，美加已出现过类似事件，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100多位教授还呼吁美国近百所大学取消与孔子学院的合作或进行重新谈判，美国国会也在去年底举行了孔子学院是否干涉学术自由的听证会。尽管目前中止与孔子学院合作的大学只有寥寥几所，但这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值得注意。
斯德哥尔摩大学关闭孔子学院的理由是，学校已经拥有与中国完全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同孔子学院的合作于是显得多余。也许对斯大来说是如此，不过，该校副校长也说：“大学里设立的一个机构由另一个国家政府提供经费，确实是有问题的做法。”后者正反映了西方媒体和学者对孔子学院的一种看法或担忧。他们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是宣传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有违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有关报告就持这种看法。
客观来说，孔子学院的兴办虽由中国政府主导，并提供资金、教材和教师方面的支持，但由于它并非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只是设立在大学的语言教学机构和文化推广中心，且与学校关系是独立核算和运作的，非学校的一个组成部门，因此，用学术自由受威胁来指控孔子学院，表达不满，是没有道理的，这要么是对孔子学院不了解所致；要么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借题发挥”，夸大中国的威胁。从后者来看，孔子学院不过是“代中国受过”。
尽管如此，并不表示孔子学院在全球推广和办学过程中不存在问题，恰恰因为存在问题，才使它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或者成为“别有用心者”拿来攻击中国的口实。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政府推动的粗放式发展。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其成立近70年中，只在9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60所，和30个歌德中心及57个歌德语言中心；孔子学院成立至今不过10年，却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以及851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累计达345万人。这固然反映了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学习汉语的热情，然而，倘若没有中国官方出面做推销员，断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
歌德学院也受到德国政府资金支持，带有国家战略意图，但它在推广过程中，严格做到在形式上与政府切割，也不设立在大学，纯粹以民间文化机构形式出现。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也一样。孔子学院表面上是由中国的大学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共同举办，然一则中国大学也是官办的，二则孔子学院要得到中国汉办的核准，而汉办与孔子学院总部是个合二为一的机构；除此外，中国政府还直接提供师资和教材。孔子学院的这种推广模式无疑在西方民众看来，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鲜明的政府行为，与西方教育不受政府控制的理念不合，从而会被他们中的多数人误以为是中国政府用来推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渗透”西方的工具。
中国政府所以要亲上一线，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背后涉及到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通常具有的勃勃雄心，中国希望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来传播中国文化，进而推广中国价值观，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认同度，后者通常是隐晦的，但也很好理解，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及在全球占有的分量愈来愈重，中国希望自己的文化能够走出去，为他国人民所喜爱和欣赏，扩大国际影响力，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得到他们的理解、认同甚至效法，那么，中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极大提升，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就会得到极大改善，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全球大国。
要实现这种战略意图，前提是中国的语言要在世界上得到普及，成为其他国家民众学习或工作的工具。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
语言传播和文化输出还缺民间能力
从这个角度说，一国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是语言传播，对别国语言的学习成为成功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要内容。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当今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积极推动本国语言的对外输出，努力扩大其国际影响。
然而，中国的经济总量虽位居全球第二，但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这种状况会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不利于中国崛起。要改变此种状况，在较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无疑就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民间没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
因为在中国，重要资源都由政府控制，尤其是对外交流和传播，一向由政府垄断。民间力量本来就薄弱，虽然这些年来发展了一些民间文化机构，但像这种大规模的语言和文化输出，是民间无法承担的，只能由政府来做。这是孔子学院和歌德学院的不同之处，后者因为有独立和发达的民间社会，所以无须政府出面，民间机构就能操作好。
政府虽然能够克服民间力量之不足，然而，政府主导文化传播，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急于求成，因为政府有政绩驱动，这会导致政府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思维去推广文化，举办孔子学院，而不考虑文化传播有自身规律，中国政府在10年时间里成立了近500所孔子学院，每年差不多与别人合办50所，不能不说与此有莫大关系。急于求成自然会使得办学不讲质量，资源投入浪费很大。其次是在宣传、师资和教材的选用和编写上，带有政府价值偏好。
孔子学院是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国际格局中传播中国文化，发出中国声音的，这使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将遭遇英语文化霸权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思维的挑战。西方一些反对者称孔子学院为中国文化渗透的“特洛伊木马”，固然与他们对中国文化传播存在“刻板印象”有关，但也与中国政府在教学内容方面的设计偏好和宣传手法不无关系。
因此，孔子学院发展到现在，有一个转型问题，即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暂停孔子学院的扩张速度，而把功夫放在现有孔子学院的改造和完善上。根据上面的分析，孔子学院应与政府脱钩，但鉴于中国民间社会的不成熟，政府一步到位退出也不现实，可采取民办公助方式推进孔子学院的转型，政府的角色转向幕后，并将孔子学院总部从国家汉办中分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受汉办指导和管理的非政府组织，今后举办孔子学院则完全交由民间机构去做。
通过对现有孔子学院的改造和完善，虽然发展速度会慢一点，但实际上更符合文化交流与推广的规律。以后西方有人即使对孔子学院有意见，也不能从这个角度进行批评。
作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机构，孔子学院最终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它所传播的文化的认同和先进性。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中国文化如何建构才是最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