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世界正缓缓地从大衰退中走出，但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复苏会有多快？持续多久？悲观派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我们缺少投资机会——自2008年大崩盘发生之前便是如此。真是这样吗？
上一个大创新潮是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21世纪初“点com”大崩盘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投机——拜廉价资金所赐——维持了西方经济体的增长。冷静地看，2008年崩盘后，人们看到此前的繁荣根本不可靠；复苏不力反映了此前的前景黯淡。如今的风险是债务带来的资产繁荣只是让枯荣循环永久化了。
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再次用“长期停滞”一词来形容等待我们的前景。萨默斯在最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上指出，到2005年左右，美国新投资的平均预期回报比可以预见的所有美联储基准利率降息都要低。
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可能陷入了持久的流动性陷阱，名义利率不可能降到零以下，但投资预期回报率可以是负数。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新一波资产泡沫，但根本问题——新投资的负回报——无法在下一次大崩盘前得到解决。
因此，问题在于投资前景低迷。此话怎讲？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汉森（Alvin Hanson）指出，已经致富的国家的信投资机会正在告竭。投资增长已开始依赖人口增长、技术创新和西进运动。
随着西进空间的缩减和人口趋势的稳定，增长将依赖创新；但未来创新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比过去要小。换句话说，随着资本相对人口变得富于，资本回报必然会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下，充分就业唯有通过持续的财政赤字才能维持。
凯恩斯对此持不同看法。1945年，他在致艾略特（T. S. Eliot）的信中写到：“以投资作为手段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只是理论定理的一项具体应用。只要消费更多或工作更少，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投资就好比是急救……而减少工作则是最后手段。”
发达国家强劲的战后投资表现打消了人们对长期停滞的担忧。但当时世界大战创造了对新设备、交通基础设施和家用电器的巨大需求，而在冷战期间，西方需要强大的军工业来武装自己。
资本的实际回报大概从20世纪70年代初便开始下降；此后，生产率增长显然放缓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一些关键变化，如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性的增加、结构性失业的抬头、金融服务业的成长、全球化、后冷战时期的到来让军费支出难以为继等，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今天的问题是是否有新的投资潮来挽救我们。乐观者指向了美国的页岩能源革命。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ney Global Institute）将页岩能源称为世界经济的“局面改变因素”，并测算出到2020年，页岩能源能让美国GDP每年增加4%（6 900亿美元），让劳动力市场的永久工作岗位增加170万个。从2007年到2012年，北美页岩气产量以平均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结果，页岩气在美国天然气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从2007年的5%上升到2012年的36%。美国天然气消费进口比例从2007年的16.5%下降到2010年的11%，美国正在向能源自给靠拢。
类似地，2013年9月的一份HIS报告指出，运输等中游行业和制造和化工等下游行业也得到了巨大的提振。拜页岩能源繁荣所赐，从2012年到2025年，“中游和下游油气行业投资总量将超过2 160亿美元”。2012年，美国页岩相关行业共创造了21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有近380 000个来自中下游行业。
除此之外，页岩油气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是能源价格的下降。在美国，天然气价格从2008年的13美元/百万英热降至4美元/百万英热，这提振了家庭购买力。HIS测算，在2012年，页岩能源业的发展让每户家庭增加了1 200多美元实际可支配收入。因此，从投资、出口和降低能源成本角度讲，页岩革命堪称美国的巨大刺激。
我既不想对页岩能源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通过美国的增长对全世界造成的影响）下定量判断，也无意评论其地缘政治影响或对碳排放的净效应。但在我看来，萨默斯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长期停滞说的当代信徒至少应该考虑一下页岩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