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历史意义注定非同凡响，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世博会传播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全球金融危机突显了中国作为第二大债权富国的地位，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等等，而是首先因为在这一年里我们进入了一个以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领域改革为时代主题的新改革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后正是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几乎从未缺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没有再被凸显，而是强调首先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前，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进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矛盾凸显期、战略机遇期和改革攻坚期。在这新改革的深水区里，全面推进社会政治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将成为重点和难点。
战略攻坚方向必须调整的新改革形势与巨大而无形的改革阻力及改革风险，使得共和国总理两度说到一个“死”字：对于党和国家而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对于个人责任而言，必须排除各种各样的阻挠，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在温总理看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而政治改革就是要“让人有尊严地过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正义，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新时期改革的动力之源在于人民，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期，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则明确提出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新权力观。毋庸置疑，政治改革首先就是依据宪政、民主、法治与科学原则对权力资源重新合理配置，以提升政治合法性、公民有序参与和治理效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公民的尊严和幸福。
长治久安是福，而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是治之本。有了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公民才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尊严与幸福。而要实现长治久安，只能走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之路，也即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社会动荡是祸，而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是乱之本。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之策，高成本维稳只能把一时一地的怨气压制、转移和蓄积到更脆弱的时空点上，社会动荡的噩梦迟早都会降临。而要避免社会动荡，只能走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之路，也即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回顾与展望使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脉动。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着力以经济改革带动社会变迁。而在后三十年的新改革时期，我们的执政党必须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本，在宪政改革推动下，在宪治秩序保障下，以公意引领民权，以民主促进民生，实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建设普遍平等、普遍自由、普遍民主、普遍正义、普遍幸福的宪政社会主义国家。而从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破土而出，使宪政社会主义的嫩芽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对于稚嫩单薄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萌芽而言，现在还远远不是一个矜持喘息的时刻，而仍旧是充满挑战与险阻并需要几代学人去共同完成的一次学术远征的新起点。
宪政社会主义既反对因循守旧，也反对食洋不化，主张广泛甄别借鉴，立足本土创新，勇于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改革事业的新篇章。“为宪政中国之崛起而研究，为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为公民社会之强健而献策”，是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但是，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能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形成成熟的理论新范式，完成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与规律研究的辩证统一，在当代最终赢得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学理优势吗？它能切实解决好现实的“中国问题”，打通“中国模式”的任督两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吗？它能使“以公民社会为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赢得中国公民的广泛认同与参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宪政均衡、合作共治与长治久安吗？它能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事业提供有效的智识资源与理论支持吗？它能为“宪政中国之和平崛起”最终赢得全世界的事实确认与价值尊重而做出应有的思想贡献吗？要想真正破解这些异常艰巨而复杂的时代课题，无疑还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奋斗，而对于无往不在局限性之中的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我们惟有怀着审慎的乐观报以最大的热情，甘为后人开路、铺路。尽管道阻且长，充满挑战，但我们义无反顾，风雨兼行。
常怀忧国之心，恪尽兴国之责，是我们作为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历史宿命。何以解忧？惟有实事求是、上下求索；何以尽责？惟有与时俱进、严谨执著。思想无禁区，学者有信仰，治学无偏见，价值有立场。在我们看来，《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宗旨就是“为宪政中国之崛起而研究，为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为公民社会之强健而献策”，理应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孵化空间与学术交流平台之一，理应旗帜鲜明地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服务于中华民族振兴事业为使命，始终坚持学术性、思想性、探索性、前瞻性、建设性、对策性并重，努力为未来三十年社会政治领域的全面改革奠定学理基础，推动制度创新。
在这个学术交流平台里，我们必须审慎地平衡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政治逻辑以“利益”为出发点，追求实效、实绩，具有现实性，通过政局演变与政治博弈来确认立场正确性；学术逻辑以“问题”为出发点，追求真知、真理，具有历史性，通过实践检验与学术论争来确认方法科学性。在当代中国改革理论的现实语境中，政治逻辑一旦压倒了学术逻辑，则改革理论就沦为了“不学有术”的权力婢女；学术逻辑一旦无视政治逻辑，则改革理论就会困于虚妄之境。学术逻辑理应超越政治逻辑，引领政治逻辑，而又绝不脱离政治逻辑，真正做到求真务实的内在统一。在求真务实的学术探索之路上，审慎实现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动态平衡，有条件地兼顾科学性与正确性、历史性与现实性，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探索“逻辑问题”与“利益问题”的有机解决之道，是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唯一选择。这就如同在钢丝上起舞，因为智慧应对高难度的挑战而创造精彩。因此，长时期的理论准备与研究积累，以及谦卑审慎的科学态度至关重要。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也许至少还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努力构建，需要几代学者的心血浇筑才能基本成型。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探路、开路的过河卒，正在开辟着破解“世纪难题”的通道。
胡锦涛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但同时，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都世所罕见。这些大量的“世所罕见”的矛盾课题构成了一个个“难解的方程式”，需要我们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与学识智慧去逐一破解。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风险性、艰巨性更是“世所罕见”，如果没有适应变化、顺应民心、高瞻远瞩、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执政党的周密统筹与战略部署，没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顶层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没有排除万难、敢于闯关、积极稳健推进的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没有改革家的卓越胆识与共和国公民的理性参与，就很难获得成功。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今后的新改革之路更需要直面现实问题、破解改革难题的系统改革理论，需要我们在注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升规范研究的新视野、新境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先进的价值理性引领下去解决实践理性的现实问题，以理论创新为先导，推进制度创新。在这个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通过科学缜密的改革顶层设计来积极稳健地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保持国家和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否则就会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甚至会欲速则不达，与改革的总体目标南辕北辙。
实践的田野广阔无边，而理性认识却总是充满局限。谦卑审慎的科学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有限理性”问题，用实践和发展的眼光去科学对待现阶段的理论探索。正是由于我们无往不在局限性之中，所以本《论丛》的诸多文章大多只能算是一个个探索性的“理论试错”版本，需要思想的包容与理性的批判。我们唯一能力争做到的是，它虽然免不了局限性与谬误，但却理应是现阶段所能表达出的“真知识”也即“真实的理论”的集中呈现。梁启超先生曾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波普尔则指出：“既然我们需要真理，既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真实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多么成功，都并不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而且，为了更好地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以外，别无他途。”[2]在波普尔看来，人是在试错中进步的，科学探索也是在试错中进步的。所谓“真实的理论”，不一定是最终的唯一正确的真理，而必须是研究者基于独立立场诚实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的“真知识”。而这一“真知识”自其公开发表之日起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新的质疑与挑战。波普尔指出，理论不是用来“证实”的，而是用来“证伪”的。这正如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座右铭一样，科学精神也因此就体现为怀疑原有认识，大胆提出新猜想，并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的一种知识创新过程。后来，拉卡托斯在批判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朝着扎根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接近了一步。在拉卡托斯看来，一些重要的理论系统并不会因为一些个别反例的出现而崩溃，只要其理论硬核的生命力还没有耗尽，那么就可以通过其“保护带”的适当调整来使这一理论体系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他指出：“通过一些辅助假想或适当地对该理论的术语重新解释，总可以从反例中挽救该理论。”[3]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重新挖掘社会主义学理资源并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深有启发。面对来自极左与极右的挑战，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践，紧紧围绕“中国问题”，敢于“证伪”自由主义或威权主义等等之类的制度神话，既不食洋不化，也不因循守旧，勇于开创中国气派的宪政社会主义新路。
生命之树常青是因为理论的养分总是鲜活的。在我们看来，科学研究成果必须达到求真（确保是“真实的理论”）、求新（要有理论的新发展与新贡献）、可证实（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参验性与实践检验性）、可证伪（颠覆或发展旧理论，并以开放姿态接受新挑战，具有不断的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理论创新能力）等四项基本条件，而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还必须借助一套成熟的理论新范式来获得系统的论证。至于目前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除了初具雏形的理论硬核（如对“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公民社会”、“公意表达”、“众意表达”、“复合式民主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层面”等等基本概念与理论的新阐释）之外，还只是一个骨架。它需要鲜活血肉与实证材料来填充，需要一套学界认可的成熟的理论新范式来演绎。但是，要想真正具备实证研究基础，提升规范研究品质，把握规律研究高度，从理论范式与思想体系上初步形成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从而真正实现对威权主义的批判与对自由主义的超越，还需要学界同仁付出最大的勇气智慧来合力攻坚。
辛亥百年以来，宪政共和事业经历了民初难产的宪政实验时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建国以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时期，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宪政新时期，可谓是历经曲折，任重道远，吾辈学人仍需不懈努力。切实的努力，须从探索“真知识”做起，不断开辟新的学术进路与思想空间。而脚踏实地，矢志探索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正是《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最大价值所在。
本文原题：《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研究》
附录：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是国内第一本以学派命名的学术辑刊，每半年一辑。第一辑已于2011年6月经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治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免费赠送。
[1]梁启超：《饮冰室书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页。
[2]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中译本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3]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