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的核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既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失效；也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生态文明建设是政府的职能，这是《决定》明确规定的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大任务之一；但并不等同于全部由政府独揽，完全由财政投入和政府购买服务，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效益。换句话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不可或缺。《决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生态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这是《决定》的规定。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一起，构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和废物排放，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是生产力要素，是一种稀缺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环境保护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是一种公共物品，应发挥政府的管理和调控作用。自然资源价格扭曲、环境成本没有内部化，是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原因。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保护生态环境是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之所在。
改革财税体制，有助于从源头建设生态文明。在《决定》的15项改革任务中，六项涉及经济体制，毕竟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生态文明的制度安排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破坏是经济发展不够的产物，如只有在一个地区的欠发达阶段才会发生“砍柴烧”的情况；环境污染则是经济制度不完善的反映，因为企业将污染治理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因而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资源税改革可以从源头避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财税政策是重要的经济政策，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决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部分，明确要求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并要求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这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明晰产权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国生态环境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产权不明晰有关。由于自然资源的全民所有只是原则表述，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得不到落实，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产权制度的明晰和管制制度的改革，有望扭转这一局面。《决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的要求，对水、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确权，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常识告诉我们，自己的东西任何人均不会随意糟践的。另一方面，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是环境污染的根源；或者说，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因此，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十分必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本质上是通过废旧资源的回收、分类、循环利用等途径，提高资源产出率，同时也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例如，煤炭炼焦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回收起来用于发电或制甲醇等化工生产，不仅可以增加生产原料，也可以相应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收到变废为宝、一举多得的效果。
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污染者付费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回归。在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中，有一条重要的政策是“谁污染谁治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一政策在执行中走了样，一些地方出现“光污染不治理”的情形。从环境污染严重的实际出发，《决定》明确了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这一政策调整不仅回归了政策原意，也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收到专业化治理和规模化效果。
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对于扭转“环境保护靠政府”的认识，将起到重要作用。对环境定价，充分利用价格杠杆，使资源价格能充分反映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真实成本，让污染者、资源开发和使用者承担环境和生态破坏的损失、资源耗竭成本，也是《决定》提出的对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的价格改革的要求。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人的健康，一些疾病的发生与蔓延也源于环境恶化。一些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破坏环境、贻害后代，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文化自律。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因此，健全污染物排放的严格监管制度，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内在要求。政府应通过法律强制、政策激励和约束，使企业树立污染治理的主体意识，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还应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采用年度公报形式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保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达到预期效果。
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场机制的重要方面，可以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种子”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只有加强生态建设，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才能有民生的不断改善。相反，如果在生态建设中不注重改善民生，不解决好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也难以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因此，要坚持在生态建设中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中保护环境，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政绩考核改革，有利于发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挥棒”作用。改革政绩考核机制是《决定》的亮点之一。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约束驱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与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奉行GDP导向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不无关系。鉴此，《决定》要求加快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指标在政绩考核指标中的权重，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决定》还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将改变“一把手”那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的决策随意性，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快我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理论构建，更需要实践探索；要用正确的思路和办法建设生态文明。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脱离实践的理论往往会成为空洞理论，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也会成为盲目的实践。生态文明建设是民生问题。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群众关心的民生，不再单纯是“吃饱穿暖”，而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越来越高，关注流域生态保护、关注饮用水源、关注雾霾天气等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服务于社会建设。一要确保群众喝上干净水，加大水源地保护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二要确保群众呼吸到新鲜空气，减少雾霾天气的发生和不利影响。三要确保群众吃上放心食物，扶持生态农业发展和生态产品生产，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对粮食、蔬菜、肉类、海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和全过程加强监管。此外，还应重视生态建设与区域发展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果、蔬菜、药材和畜牧业，实现“三农”的互动多赢。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干预和政策导向，也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今天，应当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做法，积累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使我国尽快迈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