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都会组织一次盛会。这一盛会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汇集中国高级官员、中国和西方企业CEO以及一小部分国际官员和学者。发展中国论坛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后不久举行。
在这一论坛上，演讲者——包括财政部长和央行首脑——会总结中国领导层的最新思维。接着，官员们听取来自西方商界和学界与会者的评论和建议，李克强总理也会参与提问环节。
十多年来，我一直出席发展中国论坛会议，但我发现今年的会议与以往大不相同。关键区别在于中国官方承认了年实际GDP增长永久性地从过去三十年来近10%的平均水平有所下降。2014年官方估算实际GDP增长为7.4%，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到7%。发展研究中心所展示的详细估算表明增长率将继续下降，到这个十年的末尾达到6%左右。
几乎每一位中国官员都把这一减速成为中国的“新常态”。他们似乎都已经适应了增长放缓——尽管一开始有些惊讶，因为官员此前指出中国需要高速增长维持就业、避免政治动荡。如今他们似乎理解了增长率下降不会导致失业，因为放缓反映出中国从出口导向型重工业生产日益向贸易服务生产的转型，制造同样的价值量，后者需要的就业更多。
但中国仍需要更强的增长，因为它仍是相对低收入国家，并且存在大量贫困。尽管中国总实际GDP已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若以购买力衡量，或许比美国还要大），但其人均收入仍只有7,000美元左右，只有美国的15%。消费仍然很低——包括政府支出只占GDP的50%左右，只算家庭消费则只占35%。因此中国还需要大量努力才能达到其领导人实现“繁荣的现代社会”的目标。
中国人看到，“新常态”需要他们将增长战略从因素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但尚不清楚的是如何实现创新的增加。官员强调对要依赖市场，但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促进创新的风险资本和“天使融资”。当局也许希望它们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能让存款从三家最大银行流向全国众多小银行，解决地方创业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其他许多经济问题也摆在面前。官员在发展中国论坛承认，最大的风险在金融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巨额负债。在过去，政府通过向银行注资解决这些负债给银行系统造成的问题。
环境问题是另一个严重拖累中国当前生活水平的问题。但在总需求大幅减少时，环境同时也是增加GDP的潜在方法。中国认识到，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制造了巨大的不安和公共卫生伤害。如果需求端疲软加剧预期中的供给端放缓问题，政府的环境破坏治理支出可以吸收大量资金。
此外，国有企业——它们在重工业和一些服务业中仍扮演着主要角色——的拙劣表现也是增长的一大障碍。尽管官方政策要降低这些企业的重要性，以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缩减这些企业十分困难，因为它们在中共内部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
与此同时，中国仍对外国直接投资保持限制，企业种类和合资入股规模都有限制。官方政策要降低外国公司投资的壁垒，特别是高科技和服务行业。
当然，许多主题仍没有摆上台面，也没有在今年的发展中国论坛上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没有减弱迹象，尽管私下里的一些对话认为反腐运动已经造成了决策延迟，对生产率和增长造成了副作用。
中国对西方技术的网络盗窃也没有讨论。2014年，当这一问题被提出时，李克强否认中国有此行为，但指出中国企业被来自国内的黑客侵入。此外，发展中国论坛的主题是合作，因此也不会讨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争议领土上的可能的军事行动。
发展中国论坛这样的会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个全球经济重要性还将日益增加的国家。当下的向新常态减速让这样的窗口变得更加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