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标志着城市群发展道路首次进入国家战略框架。经过《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的深入探索，近日我国首个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预示着我国城镇化规划将以城市群为核心全面展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体现了时代的必要趋势和根本要求。
“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发展模式
首先，“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主要针对的是我国城市发展中日益突出的不均衡和不协调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不均衡问题。中心城市、大城市扩张过快，资源与人才过度集中和低效配置，而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却因各种资源严重不足而举步维艰，在局部甚至出现了程度不等的衰落和倒退，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二是城市内部的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新城新区与老城区、市区与城乡结合部的不协调问题。主要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以GDP为核心，导致了不少城市规模失控、布局混乱、功能失调、承载能力低、大拆大建、管理与服务滞后、历史文脉惨遭肢解等突出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主要原因。
这些不均衡和不协调问题，既是当下“城市病”集中爆发及城市出现亚健康的诱因，也是近年来我们城市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主要有“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发展模式。前者的突出特征是“单打独斗”、“以邻为壑”，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对内激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往往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并直接损害了城市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后者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解决区域内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城市与乡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促进都市、城市、乡镇、农村的协调、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单体式”城市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市群成为城市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
其次，以“文化型城市群”引领新型城镇化，着力解决我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后遗症。城市群主要有两种发展方式，一是传统的主要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作为测评指标的“经济型城市群”，二是新出现的主要以生态、文化和生活质量作为评判标准的“文化型城市群”。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文化型城市群”日益成为全球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从世界范围看，与传统的区域规划主要关注人口和经济不同，“新区域主义”的区域和城市规划更加综合、多元，既包括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也包括环境、社会保障政策、安全、民主和文化等，目标是在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区域社会、安全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从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历程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率先在东部地区崛起，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我国主要走的是一条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各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它们的“城市病”也日趋严重，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尽管长三角经济增长指数在我国城市群中最高，但由于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所以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梦想。
我国目前规划和在建的城市群（经济区）已在30个左右，预计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人口和GDP的82%和92%，科学规划和设计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群发展道路，不仅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城市群发展不只是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把区域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一体化，所以我国城市群与西方的最大差距不在GDP、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而主要是在文化软实力上。
城市的本质是文化，“文化型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就此而言，依托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两大国家战略，将“文化型城市群”作为落实“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和核心框架，大力培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调关系和协同发展机制，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综合性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并在不断探索中走出一条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