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韩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最终跃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正在飞速进步，所以我们对韩国过去的经历很感兴趣，“韩国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韩国成功的有利因素
咸在凤：显然这么说可能政治不正确，但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喜欢自然资源，喜欢资本、技术，并尝试建立一个国家，你必须有能力把人调动起来，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意味着机会不是均等、广泛地流动，你必须选择。谁来选择？选择谁？选择什么领域？通常都是不公平的，本没有什么绝对公平存在，特别是当资源贫乏时。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像别的国家一样，在1960年代初期开始这么做。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因素促使韩国成功，尽管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有“独裁”，它们都试图集中资源，不可避免地不公平，导致很多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但是却没有走向繁荣。只有极少数经济体成功了，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当然还有中国大陆。
我觉得韩国成功有两个因素。首先，朴正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很讽刺，一位将军通过政变攫取了权力，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少对军事的重视。朴正熙之前的生涯都围绕着军事，但当他掌权时，却将重心放到经济上。这很不同寻常，不做军队擅长的事情，不是简单地传授军队的组织能力，尽管他也这么做，但他能够将之与创业精神相结合。更特别的是，他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当时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进口为导向。
当你有了创业精神，并掌管一个面临抉择的国家，自然需要有所借鉴。我们知道朴正熙从哪里吸取经验。他曾参加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目睹了日本的重工业建设。这些殖民建设对日本来说是难得的经验，战后，日本自身也通过重工业建设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朴正熙当然也有对国家的愿景，即达到一个重工业国家的水准。
几乎从第一天起，韩国人就知道朴正熙渴望经济大发展。就在政变后，他逮捕了所有大企业家，包括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朴正熙与他们达成协议，只要他们保证没有腐败并且引进国外资本，就放他们走。他真的强迫他们这样做。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美国。美国是非常慷慨的盟友，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生活水平，或任何其他方面接近美国。它的市场似乎是无限的，不管多少我们出售多少罐头食品等，美国都能“吃下”。在商品供应、防务和开放市场方面，美国非常慷慨，我们很幸运。
朴正熙为求资金强力推进对日谈判
接下来我想谈两段插曲，并不只是因为这两次插曲的主角做出了明智的决定，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如何在很多类似事件中发挥作用。
第一个插曲发生在1963-1965年。朴正熙当时急需资金来发展经济，但他不知道从哪里能要到钱，没有人愿意借钱给韩国，因为韩国太穷了。那么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呢？他向日本寻求帮助。
日本曾殖民韩国数十年，因此从1945年韩国成立到1965年，我们一直拒绝和日本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但1963年，他和日本展开秘密谈判，后来事件泄露，整个韩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朴正熙不得不颁布戒严令，来控制示威活动，一切都是为了和日本谈判。不管发生什么，他都要推进谈判！
后来韩国得到了赔偿金，可这仍是很复杂的问题。从法律上来讲，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弥补过去罪行的赔偿金，但日本从未承认赔偿。这笔钱实际上是按个体严格计算的，赔偿给强迫工作的劳工、壮丁等。但日本宣称这是欠薪赔偿，发给当初被迫无偿劳动的工人，他们还为此出台了一项法律合同，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赔偿。这个故事在韩国家喻户晓。
我们得到了这笔钱，但是朴正熙并没有将它分给应获赔的个人，而是拿去做投资。他最终几乎把所有的钱投资到钢厂、高速公路和船厂。不公正是随处可见的，这些赔偿金对促进个人的自由、权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却让我们有了连接首尔和釜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那时，韩国的车辆很少，所有人都认为建高速公路是很疯狂的事情。每个人都问为什么韩国要钢厂？我们没有铁矿，从没有炼过钢，卖过钢。船厂也是如此，为什么人们要从韩国买船？
我想说的是，巨大的权力集中到这个人手里，他有愿景，可以调动所有权力和资源来得到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没有用于民主，或其他别的方面，而是用于朴正熙认为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领域。
他就是这样起步的。
从越南到中东
然后在1965年，当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越南战争时，他们急切地需要需要联军协同，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就像近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一样。美国满世界游说，希望其他国家派兵，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但几乎没有人愿意，除了韩国。
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朴正熙真心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曾经帮助过我们，所以我们应有所付出；其次，他知道如何汲取巨大的回报。所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访韩时，朴正熙和他进行了艰苦的谈判，需要派多少军队，作为交换，我们能得到什么，如我们可以建什么，可以制造多少军需品？同时，韩国的公司将获得所有的特许证，建造军营、公路，任何美军要在越南建的东西，韩国公司率先获得特许。
所以越南战争是美国“为韩国人打的”，就像朝鲜战争是美国“为日本人打的”。韩国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韩国航空、现代公司等都是在越南起步的。这是第一次海外投机，和美国交易，都是很好的经验。
当然，在1965年至1972或73年间，任何时候差不多都有5万韩国军队在越南战斗，很多人死去，所以韩国左翼人士批评说我们成了雇佣兵，我们的确如此。但我们确实有所得，因参战而有了各项建设的机会，企业得到发展，技术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得到提升，等等。
这是巨大的一跃。后来由于越南局势崩溃，美国真的惧怕共产主义席卷亚洲，所有人都认为韩国会成为下一个，包括朴正熙自己，他非常恐惧。美国开始谈论撤军事宜。1970年代初，美国这样考虑的原因很有意思。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断争论，认为美军不能被卷入另一场在亚洲大陆上的战争。他们看了一圈，觉得下一个肯定是韩国了，便说现在就不得不撤军。
所以，他们撤军根本不是因为厌恶朴正熙的独裁，不是因为韩国不能支持人权斗争，实际上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
那段时间对韩国来说非常艰难，事情开始崩坏。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使经济更加恶化。由于在越南的经验和轻工业，我们的经济刚刚开始抬升，但是别忘了，我们仍然比朝鲜穷得多、穷得多。1976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354美元，远远落后于朝鲜。
朝鲜曾底气十足地宣传自己的工业成就，图为朝鲜半岛工业分布图，来源：《朝鲜的真相》（Facts about Korea），朝鲜外语出版社，1964年
越战之后，面对国内外的经济危机，我们该何去何从？
随后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插曲。当时，现代汽车公司的创始人郑周永开始在越南办公司。韩国人也渐渐知道哪里有钱了：中东！郑周永说我们必须去中东，然后他去了，还带去了所有在越南获得的建设装备。每个人都问这是要做什么？中东人已经快被石油美元淹没了，他们想花钱，他们想要建一些东西。因此1970年代，那里开工了大量建设项目，许多韩国人都去了。
所以到70年代中后期，最高峰时有100万韩国工人在中东沙漠工作。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那是我父母都没赶上的经历，他们那时候还是孩子。那些人在中东沙漠，在军营般的营区里辛勤工作。人们常常说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是，韩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在异域大沙漠中，在没有酒的情况下，以军队般严格的纪律，连续工作两年的民族。
70年代，中东很多大项目都是韩国建的，如1976年的迪拜石油精炼和储油罐项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工程。那时候，韩国在建筑界没有什么地位，我们通常只能收到别人转包的业务。郑周永参与了投标，和国际大集团竞争，他竟顺利拿下了。而他从该项目获得的资金，甚至相当于当时韩国一年预算的1/3！
这是领导能力、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是冒着风险的惊人尝试。后来我们克服了中东石油危机带来的困难。1970年代末的时候，现代、三星、LG、大宇等公司都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事情还是那样，韩国人依旧不买韩国货。如果买得到、付得起的话，他们就会去买日本货。
培训“产业战士”
韩国发生了什么呢？朴正熙推动的、被称为“发展期”的浪潮滚滚而来。韩国异常关注重工业。1971年，朴正熙走上了重工业化的速成之路，他这么做的缘由，仍是为了应对安全问题，美国正在退出亚洲，朴正熙说，我们不得不制造自己的武器，而制造武器则需要重工业。
直到1971年，韩国基本上都是轻工业。在朴正熙统治下的最初八九年里，都围绕轻工业，我们也只有能力做那些。韩国的一个重要出口品是鱿鱼。我们出口了很多鱿鱼，还有其他一些海产品。日本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没有制造业，胶合板是我们唯一生产的东西，流程非常复杂，其他的出口品都是初级产品。
年轻的农村女孩在纺织厂遭受剥削，英国曼彻斯特在19世纪经历过，韩国、中国也经历了，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如何迫使工人们接受低劣的工作环境、忍受安全隐患？韩国只有强大的政府、警察，没有工会，人们只是不断地工作、被剥削。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在这个阶段，美国不断指责韩国是专政、独裁。
主持人：美国自己也经历过那个阶段。
咸在凤：对。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就像前面讲的，美国撤军其实只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
问题就在于，怎样摆脱轻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我们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技术含量很低。而重工业都是焊接之类的事情，对技术要求很高很高。那么，从哪里来的劳动力呢？我觉得这是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韩国奇迹。韩国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上，政府说，我们要培训“产业战士”。于是开始建立职业学校，到处都是培训学校，甚至开始在监狱引进培训项目。
因为韩国当时城镇化率大约为20%，其余仍是农村，所以很多人中学、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不得不去做农民。于是政府建立职业学校，让他们练习焊接等等，然后开始建工厂。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重工集团。朴正熙说，我们需要一家造船厂，谁能给我一家造船厂。每个月，他亲自带领经济部门和大企业的主管坐下开会。
主持人：所以那些私人企业的行动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
咸在凤：的确如此。政府把他们看成是国有企业，会资助它们，为任何形式的贷款作担保，让它们能够拿到资金。
但所有人都说不。只有郑周永说：好，我们来建。他走遍全球搜集资金，可没有人肯借钱给他。1971年，谁会借钱给什么韩国去造一家船厂呢？最后，他去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对方说：我们可以借给你钱，但是首先你要得到一份合同。想想看，郑周永没有船厂，没有资产，没有造船技工，工人甚至不知道怎样焊接。于是他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希腊船王Livanos（他还活着，过几天就要再次来韩国了）。Livanos说，我可以给你一份合同，造两艘25万吨的超级油轮。
郑周永就拿着合同去了巴克莱银行，筹到了5000万美元。他带着钱回去，开始造船厂，造船，培训工人。同时，派人去日本、挪威，去任何可能的地方学习造船技术。两年后，造船厂还没完成，但他们已造好了两艘船，均交付使用。从1974年起，韩国开始在航运业上处于支配地位。现在，世界上约有40%的船只是韩国建造的。
我想说的是，在这一速成过程中，奇迹不仅仅是这些公司带来的，更是社会转型带来的。1971年到1980年，韩国靠那些速成职业学校等等，培训了200万工业工人——从零基础开始！我们培训了这200万工人去造船，去从事各种重工业项目。200万，以典型的四口之家来算，就意味着涉及800万人口。韩国当时的人口大概是3000万，也就是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在十年内，韩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变成高技术的工业社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后来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重工业公司。
所以，我再次强调，有了愿景、创业精神和领导力，奇迹就会发生。我确定这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