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主持人开场白中指出的，是否刻意强调“保6”这个特定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目前经济形势和探讨如何应对。我对明年宏观政策是否一定要“保6”没有特别意见，然而注意到争论双方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看法，折射学界近年有关研究呈现的“潜在增速之谜”现象，借此机会就此谈点个人思考。
初步看法是，求解“潜在增速之谜”要进行更细致经验研究，同时还要结合中国转型环境下发展经验，在潜在增速概念认识上改进创新，从而在历史和逻辑一致基础上更好地理解近年经济增速下行原因并探讨更有效应对政策。
1、“保6”分歧与共识
浏览“保6”之争主要文章，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问题。
首要是为什么要“保6”？正方观点强调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到3季度6%，形势演变在企业家和社会上形成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的“危险”预期，对去杠杆、就业、应对贸易战也有重要影响。“因此，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反方虽也同意“经济减速过快，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不过认为没有必要过度夸大经济增速低于特定数值的危险性，强调“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投资效率，”甚至警示过度刺激是“寅吃卯粮”，“可能诱致断崖式下跌”。
其次是对我国财政、货币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空间的评估。正方观点也不同程度肯定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宏观杆杠率方面存在问题需关注，然而总体认为从通胀率、债务率、储蓄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看，都存在“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永定教授刚才演讲强调我国“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且有出现通缩危险”，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财政状况也比较好，因而应果断利用以提振经济增长。反方则认为近年政府已经采取多轮扩张性宏观政策稳增长，从居民债务提升、投资回报下降、债务质量、企业部门外债飙升及国际收支其它制约因素考虑，对进一步扩张总需求的政策空间持比较保留态度。反方强调“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认为与其用刺激性办法保6%增速还不如用改革的办法稳住5%底线。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保6”辩论双方都提及经济潜在增速概念对分析目前宏观形势和政策的相关性和意义，然而对潜在增速具体评估意见大相径庭，甚至出现依据对潜在增速不同判断支持相反政策建议的情况。目前下行压力是近十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的结果，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这样长时段趋势性现象很难回避潜在增速概念，最近“保6”辩论对我国潜在增速具体争议，再次凸显学界相关研究的认知分歧与困惑。
辩论双方也有某些共识性看法。如双方都认同新时期经济发展仍应重视合理增速，重视经济下行压力问题。也大体认同面对下行压力，宏调政策需更加重视稳增长目标，加大逆周期干预力度。还认同在宏调政策发力同时应设计更加积极的结构和体制改革政策。另外辩论双方涉及对新世纪特别是近十余年一些重要经济政策议题反思，包括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及退出决策，近年金融加杠杆和去杠杆政策评价，央行多重政策目标适当性等等。这些议题具有超出分析短期宏调政策的学术内涵，值得另文专题探讨。
给定我国经济增速多年持续下行走势，潜在经济增速这个宏观经济分析中具有基准意义的概念在现实经济与政策分析方面得到前所未有重视。然而对我国潜在增速不同方法的具体研究估测结果出现较大分歧，对潜在和现实经济增速可能形成方向相反的结论，从而对总需求和供给侧政策干预取向、总需求管理力度、经济增速调控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得到显著不同甚至方向相反的结论。“保6”之争再次凸显一段时期学界有关研究呈现的矛盾困惑，为聚焦议题可将其称为“潜在增速之谜”现象。
潜在经济增速是指充分利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增长和配置潜力所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或是在满足充分就业又不引发通货膨胀等宏观可持续条件下的可能或合意增速。潜在增速是潜在产出在特定时间过程中的变化率，因而两个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定义性重叠。然而二者区别在于，给定时点潜在产出定义通常要采取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给定不变假设，而中长期潜在增速定义则允许技术和制度发生必要变化：这些长期变量变化状态决定长期潜在增速水平，其动态演变所面临现实制约构成潜在增速赋值差异的结构性根源。明晰潜在产出与潜在增速之间联系和区别，有助于从潜在增速角度更有针对性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潜在产出及其变动是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内容，在学理上对主要由总需求因素制约的现实短期增长率与宏观平衡状态的评价基准。我国经济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结合我国经济现实展开相关专题研究。随着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经济增速回落走势逐步展开，2013年决策层提出“三期叠加”肯定经济形势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换挡期”，潜在增速成为分析现实经济形势的重要分析概念和范式，表现为以相关概念作为主题的发表论文大量增加，现实经济形势和政策讨论中相关概念出现频率快速上升。
然而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具体估计结果，或者囿于方法性质在客观评估现实方面存在某些困难，或者估计结果对某些关键参数处理不同意见分歧较大并难以收敛。采用各种技术和模型估计结果难以摆脱对已有经济数据依赖，随着现实经济增速回落越是晚近发表文献对潜在增速估计结果也随之下降。如2012年某研究估测2016-20年潜在增速为7.8%；2016年某研究模型分析认为2016-20年潜在增速接近7%，2020年6.59%；2018某项研究结果认为2019-24年为5.5%，2025-29年为4.6%。这些研究都有学术价值，然而利用其前瞻性讨论潜在增速面临局限。
近年研究潜在增速另一种方法，是借鉴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期及后来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历史表现，间接推测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与直接模型估计比较，东亚经验比较方法在技术上比较简单，然而借鉴早先较快发展的经济体相应阶段经济增速演变的额外信息，对各种直接估计方法依赖现实经济走势影响具有某种补充意义。不过这类研究也存在分析结论差异较大，甚至由此对某些相关问题形成相反结论的情况。
例如林毅夫教授2011年提出，2008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1%，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1951年、韩国1977年和我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考虑上述三个经济体在各自对标年份随后20年分别实现了9.2%、7.6%和8.3%的年均经济增速，推测我国2008后20年也有达到8%年均增速的潜力。考虑日韩台在上述20年比较期结束时，人均GDP分别达到美国的65.5%、50.2%和54.2%，中国2028年中国用PPP衡量人均收入有望达到美国的一半。毅夫教授说明上述8%是潜在增速的可能性估计，需要各方面条件配合才能变成现实增速。
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带领的研究团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11年该团队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采用三种测算方法预测我国2011-2015年均增速为9.1%，2016-2020年均增速为7.1%。2013年该团队预测我国经济增速一两年后探底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维持“比如说7%左右”。2015年刘世锦先生预测我国2015-24年平均增速为6.2%，今年提出我国2020-25年潜在增长率预测值下调到5%-6%之间。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在今年底一次演讲中报告用类似分析方法对我国未来十年经济潜在增速预测观点。具体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参考二产相对三产比例作为比较对象，认为中国2010年接近日本1968年、韩国1991年、台湾1987年水平。高善文博士在表达上引入一个创新方法，就是把上述年份与中国2010年作为对标年份，将我国经济增速五年均值与三个经济体各自同一指标及其简单均值在图形中进行比较，一目了然地显示“近年增速下降在东亚背景下是正常情况。2020-30年增速不会超过5%，更要担心能否保住4%”。高博“保四争五”预测观点以新颖方式呈现，引发各方较多关注。
我和刘鎏对此再研究。采用人均收入（PPP）、人均收入（PPP）占美国比例、城市化程度、一产劳动力占比等更全面反应后发优势以及与发展阶段性相关指标，结合我国与日韩台有关数据重新选择对标年份，发现2010年我国四个指标与三个经济体相应指标最为接近年份，分别是日本1953年、韩国1978年、我国台湾地区1980年。借鉴高博表达方式，下面左图显示三个经济体各自对标年份与我国2010年重叠基础上，此前20年与此后30年各自经济五年平均增速，右图把三个经济体经济增速通过简单均值表达为一个数据系列。观察结果显示，在东亚经济比较视角下，对标年份之后我国经济增速不应直接收敛到比较对象经济增速一口气向中等收入下降阶段，而是在此之前应有一个像样的宏观景气周期。
对新观察结果可有强弱两种解读。强结论提示如能创造适当发展环境，我国经济长期增速收敛到中速增长期之前，应有可能经历一个十多年内生景气扩张和回落过程。弱解读则是就现有各种对近年经济下行走势具有新稳态解释观点，或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速下行走势直达中速增长具有合理化看法提出一点存疑证据。或者换个说法，上述“新稳态”或“合理化”预测观点，需建立在对未来我国体制转型某种状态的隐含假设基础上。下面尝试结合我国当代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对潜在增速的概念进行适当改进，以求理解调和上述有关潜在增速估计结果的较大差异。
求解“潜在增速之谜”有待更细致经验研究，然而也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实经验，对潜在增速概念本身进行理论思考。经济学现有文献对潜在增速定义，假定存在增长潜在有效发挥大体兼容的体制条件，这个暗含假定在研究我国当代经济增长时能否成立有待反思商榷。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经济高速增长和相对追赶，本质上是体制与发展两重转型内容的互动过程，满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体制制度条件，是通过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推动体制转型逐步创造形成的。考虑是否存在改革进展突破满足体制转型条件对释放增长潜能的关键影响，有必要将与增长机制密切相关的体制改革状态纳入对潜在增速的定义，提出“改革状态相关的潜在增速”概念。
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经验事例显示体制转型状态对潜在增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时期，多次发生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对潜在增速事前估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出现很大反差情况，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潜在增速目标的研究和计划者难以事先预知后续重大改革突破，对已推出的改革举措也难以准确评估其复杂影响和效果。这类实践经验说明，有必要依据是否包含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潜能效果，在概念上对潜在增速进行适当的类型区分。
最早一次事例是改革开放初年计划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速反差。8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1981-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划》，其中要求国民经济在80年代前半期年均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然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速获得超高速增长，实际情况是1981-1985年间经济增速最低年份为5.1%，最高为15.2%，五年经济增速简单均值约为10.7%，比计划潜在经济增速高出一倍多。
二者差别为什么这么大？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约为6%，但是伴随宏观经济巨大波动 ，可见其潜在增速应该显著低于6%。1979年中央针对“洋跃进”导致宏观不平衡问题，决定执行三年期经济调整方针，接受较低经济增速。针对调整方针执行中面临问题，1980年底中央有关负责人建议基建投资铁公鸡，一毛不拔（极而言之），表达继续坚定执行调整方针决心。
给定计划时期长期增速经验，结合当时经济调整现实要求，再考虑中长期计划需要留有余地，决策层把六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速定为“保4争5”是审视和适当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限于当时经济学研究情况，考虑我国官方文件表达方式特点，不会采用潜在增速概念；然而就其制定原理和基本内涵而言，可以把计划增速看作是反映当时学界和决策层对当时经济潜在增速的推测判断。
1981年经济增速确实回落到5.2%低位，接近六五计划增长目标对潜在增速的预判。所有人可能都始料未及的是，改革开放初年我国体制变迁的一系列破冰举措，开始深流无声地重构新时代经济发展基本面与结构条件，并很快在宏观经济增长绩效层面表现出与早先历史阶段具有实质差异的新特点，第一次呈现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活力从而大幅提升潜在经济增速的规律作用。
粗略回顾当时大幅推高经济潜在增速的体制转型破冰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幅度提升农业潜在产出。依据林毅夫教授较早有关计量研究成果，该时期我国农业总增长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做贡献约为46.9%，远远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降低等其他因素所做的贡献。
二是80年代初农业改革阶段性成功，推动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加上外出农民工大潮开始初期发力，快速扩大了非农就业机会。另外知青回城倒逼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个体经济松绑的改革政策推动“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几方面改革突破在劳动力市场带来突出成效，初步匡算由此额外创造的城乡非农就业岗位总数可能在2000万之数。
三是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劳动力和其它不可贸易要素结合，几乎是凭空起转地在局部发生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如同我访谈东莞虎门最早一家与香港企业合作加工贸易制作手袋案例显示得那样。六五时期我国引进FDI约50亿美元，考虑当时主要引入是劳动密集型项目投资就业弹性较高，估计能额外创造几百万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非农就业。上述改革开放带来的非农就业创造估计数量，约占同期二三产新增5150万就业量一半左右。
四是贸易体制和汇率改革推进，我国出口1985年增长到273.5亿美元，约为1978年99.6亿美元的2.75倍。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探索，经营活力边际提升也具有激活增长效果。由此可见，把现实达到的潜在增速与计划潜在增速差别主要归结为改革开放破冰释放体制转型推动的结果，既有学理依据也可在经验数据层面得到支持。
中国体制转型是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理论的系统改革创新。以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而言，改革破冰时期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否则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引进外资特区开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思想理论创新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在广泛争论中确立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方针路线，执政党通过重大历史问题决议，为改革开放体制转型提供理论和历史观支持；也包括对外积极主动调整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直至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在国际观和时代命题方面支持改革开放。
这个事例提供了难得的经济史意义上大规模思想试验情景，清晰显示没有改革突破假设条件下对中长期潜在增速的预测和计划，与实际发生改革转折性系统性突破条件下潜在增速必然存在很大区别。两类增速比较及其体制含义给人们上了生动一课，为后续改革共识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把这个经验事例内涵置于潜在增速理论层面思考，不难看出有必要把改革进程决定的体制转型状态纳入对潜在增速定义。
两类潜在增速比较事例此后多次再现。如1991年国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定1991-2000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6%左右。然而实际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最低7.6%，最高14.3%，简单均值10.5%，比十年计划评价增速高出七成以上。1997年世界银行专家团队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全面分析，提出2001-2010年经济平均增速为6.9%。然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年度增速最低是2001年8.3%，最高为2007年14.2%，十年简单平均为10.5%。两次预测误差虽有多方面原因，然而未能重视或难以事先评估后续改革突破影响仍是最重要原因，因时间关系对有关情况不展开讨论。可见有必要采用“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视角分析我国体制转型背景下长期增长现象。
本文是国发院教授卢锋在2019年12月15日的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宏观政策是否应该更加发力以维持增长”上发言内容的整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