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袭击所制造的一系列灾难，正在成为当前人类文明难以愈合的巨大创伤。有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极端宗教主义在恐怖主义袭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在历史上被争论多次的问题：宗教是否是导致暴力问题的根源，而非有助于消除暴力？
从血淋淋的现实来看，的确很容易让人生成这样的“刻板印象”。从《沙尔利周刊》事件到最近的土耳其机场恐怖袭击事件，“伊国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等这些在大众传媒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已经让许多人潜意识中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英国宗教学家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指出：在如今的西方，“宗教生而暴力”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不证自明的意识形态。
当然，宗教滋生暴力，也与许多理论家的大力渲染有莫大关系。当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上帝的错觉》一书中写道：“只有宗教信仰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激发出一种完全的癫狂，而不是使人清醒明智、彬彬有礼。”大概10年前，道金斯还参与制作了一部有关近代历史上宗教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纪录片，片名叫作《所有邪恶的根源》。道金斯相信：一个没有宗教的世界，会比现在更好。
道金斯畅想的没有宗教的世界，仅是一种理想化表达，宗教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是我们可以观察那些经历过世俗化运动的社会，如今宗教的重要性在这些社会中越来越低。但是暴力并没有远离这些社会，反而由于世俗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导致了新的暴力产生。例如，欧洲大陆在推行政教分离运动中，给所有的外来宗教树立了一条严格的规则：宗教生活仅限于私人空间，必须避开公共领域。此举遭到了相当数量的穆斯林的反对，也因此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
那些坚持宗教与恐怖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的人认为，“没有无暴力的宗教，也没有无宗教的暴力”，特别是那些一神论宗教中，善与恶、神圣与世俗、拯救与惩罚呈现为一种二元对立关系，这种观念延伸到现实社会，成为滋生暴力行为的基础。例如，英国宗教学家刘易斯（Bernard Lewis）认为：在穆斯林的世界观中，人类被划分为伊斯兰之地和战争之地，战争之地特别指向欧洲。
如果沿着这种思路来理解宗教和暴力的关系，我们就会陷入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批判的“东方学”逻辑结构支配下的话语陷阱。与“东方学”相似的是，宗教生而暴力，很大程度上是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社会和大众传媒，仅参照历史表象所得出的结论。例如，16、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现代社会的宗教暴力事件则不胜枚举，所有这些构成了宗教的“阴暗面”。但是在这种历史表象之下，也遮蔽了对宗教的客观认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混淆历史语境以及忽视宗教多元性。
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的确造成了大量人口伤亡，在一些理论家看来，这些历史事实足够支撑起“宗教生而暴力”这样一种历史观，并在历史演绎过程中，随着新的历史事实加入而不断得到强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宗教生而暴力”何尝不是一个“被发明的传统”。直到17世纪，在理论家的阐述中才隐约孕育出宗教暴力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神论宗教特别喜好使用武力。但是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一神论的出现仍然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那之前世界就已经充满暴力。即便在那些残酷的宗教战争中，宗教也不是导致战争的唯一因素。
基于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宗教生而暴力”这个历史传统，将那些战争或悲剧事件放在它们各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例如，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进入到中世纪的思想世界，我们才可能对“十字军东征”产生不一样的认知；另外，“圣战”的观念也并不是教唆信徒挥舞长刀滥杀无辜，而是关乎内心信仰的冲突。
“宗教生而暴力”另外一层话语遮蔽，是对宗教多元性的忽视。许多世俗思想家把宗教看成是野蛮、暴力、不宽容的存在。显然这是对宗教暴力的过度渲染。据我们所知，世界主要宗教中，公平、爱和永生的思想一直都是基督教的传教理念。同样，在伊斯兰圣书《可兰经》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教义是有关战争和暴力的，大多数内容是宣扬和平、宽容、慈爱等观念。另外，历史上伊斯兰也创造了非常优秀的文明，甚至在近代以前，伊斯兰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于西方文明。
现代性的“除魅”使得东西方文明发生了翻转，但是历史最怕矫枉过正，“除魅”并不意味着将宗教从世界剔除掉。彻底“除魅”的世界将导致单一的现代性：科学和技术成为现代性的普遍必然性。这将会是人类世界的悲剧——没有人希望生存在一个“匀质化”社会。而宗教恰恰能给现代社会提供“反匀质化”的文化基因，只有宗教能够拴住现代性这头狂飙突进的野马。宗教不仅能给现代人提供一种超越现世功利的精神信仰，还能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代性赋予差异性色彩，这样才有可能生成我们期望的“多元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