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前景的讨论如今已经呈现两极化。悲观主义者们对美联储收缩长期资产购买规模所导致的私人资金恐慌性回流忧心不已，再担心所谓第二代和第三代结构改革的艰巨性以及在制造业以外实现“赶超性”增长的局限性。乐观主义者则认为还存在极大的快速增长空间，因为宏观经济基本面已经大有改善，而且最先进技术也被广泛引入各国，带来更可靠的前景。
那谁才是对的？
最近的事件再一次显示出了良好治理和灵活反应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这也是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常见议题。像土耳其或者泰国这类国家看似长期繁荣，但突然就遭遇了与治理以及实现国内政治妥协有关的桎梏。因此而导致的派系分裂以及国家失能很显然也要比美联储的收缩威胁更大。
治理的本质就是决定人们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创新，生产及制造就业领域，还是花在权力寻租和寻求政治庇护之上。而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差别就成为了定义成功和失败国家之间区别的真实课程。
在埃及，未能实现民主化的胡斯尼·穆巴拉克旧政权最终在大规模示威下倒台。一场投票率低下的大选让穆斯林兄弟会夺得了多数，随后该党派独立执政并开始忽略良好治理，疏远除了自身狂热支持者之外的所有人。
兄弟会的治理方式同时也解释了他们为何会把经济搞得一团遭。他们不去建立一个中立而称职的监管机构，而是把所有位置都分给了自己的政治支持者。不幸的是，去年7月的军队干涉也仅仅是扶持了另一个无力构建长期性机制的政权，自然也无法去孕育政治和解并实现包容性增长。
而突尼斯则呈现给我们另一片景象：一场由绝大多数议员所支持的真正的宪法妥协（制宪会议中200票赞成对16票反对）。如果这一妥协能维持下去，国家就将实现稳定，市场恢复运作，突尼斯也将在再次成为投资和旅游热点。
而这两个国家的核心区别就是是否拥有一个可以实现政治妥协的治理理念。这一理念的存在意味着确保不会出现一个赢家通吃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广泛认同监管机构应当保持合理中立而其成员高度专业的理念。
但中国的长期繁荣却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良好治理对经济成效重要性的反例。中国显然令人对那些多党制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相关关系产生了怀疑。
民主制度显然本身就具有某种价值，而且不管对其对经济增长的有无作用都值得追求。但在经济表现的语境下，应该重点强调那些一人霸占所有权力的独裁政权——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叙利亚的阿萨德——与中国这样一个在庞大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竞争和讨论的体制。在毛泽东时代过去后，中共是作为一个相当包容而且精英的体制在运作，而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缺乏适当独立的监管和称职的公共行政机构——或是更糟糕的一人专制——无可避免地导致经济上的浪费和低效，最后引发政治风波。这在委内瑞拉这样在短期内用巨额石油收入掩盖了潜在缺陷的国家也是如此。在21世纪的复杂全球经济下，长期持续的良好经济成效取决于一整套运作良好的机制，不可被一个单一领导人所左右。
比如说，成功的经济体育要一个相对独立的央行，以及一个不会陷入短期政治的称职银行银行监管机制。它们同时还需要在电信或能源部门建立一些监管机构，这些机构既可以执行一些与政治进程宏大目标相适应的政策，但又必须拥有一批不被党派左右，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力去促进公开竞争的官员。
当信贷决策，政府采购，建设合同和价格设定仅仅是短期和单纯政治目的的体现，良好的经济成效就不可能实现——即便是在那些资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在那些资源缺乏的国家——创新，竞争效率和对生产力的关注在这里变得更为重要——没有好的治理就只会堕落得越快。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分析力经济成功地决定因素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为什么某些社会能达成一个支撑现代高效经济体所必需的司法独立和现代监管框架的妥协，而其他国家则长期党同伐异，赢者通吃，最终损害了公共政策并令私人投资者失去信心？
这些对比在新兴市场国家最为明显，但差别同样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或许相对于一些细节性的财政和经济结构政策，德国实现社会政治妥协的能力——在2013年大选后左右联合政府上再度体现出来——才是实现最近一系列经济成就的更基础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