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持续发展：一个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的概念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预示着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正在悄然发生转变。这与过去几百年来的主流观点大不相同，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问题是相互分离的，在北半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如此。
过去数百年来，大自然一直被认为是与人类社会相分离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开发和利用，仅少部分被人类改造成荒野或者公园，环境问题多被认为是局部性的。总体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战胜与被战胜的关系。这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拥有的知识与技术可以战胜其所遇到的任何困难和阻碍，包括大自然。[1]它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培根所说：“世界为了人类而存在，而非人类为了世界而活着。”对大多数政府和企业来说，除了一些地方问题和荒野保护，它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美国森林业和自然保护的先驱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确实需要自然资源，应该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而非快速地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长久永续使用。
经济问题在人类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增长也即产量的增加，在经济问题中是重中之重。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增加人类福利和消除贫困的关键，因为如果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那些位于社会底层的人自然也会从贫困中脱离出来。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是人们对与贫困、不平等相关的大量环境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同人类未来健康发展之间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它与环境、经济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可持续发展”一词在1980年的《世界保护战略》报告中首次被着重使用，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则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将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真正融合进来。可持续发展的定义需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去考虑，“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2]
相比于仅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定义和观点已经意识到人类需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依存于自然环境，如此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和福祉。正如报告中所言：“生态学与经济学正在不断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局部、区域、国家和全球层次均有所涉及。”我们的活动和生活是与自然环境交织在一起的，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强调，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贫困落后地区，人们都需要依存于自然环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类福祉的提高都需要自然环境的保障。该报告同时还指出了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联系：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因此在采取行动或者作出决策时应该通盘考虑，以避免环境问题通过跨境污染、高污染工业转移、耗尽本地资源等形式而发生转移。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居住环境与生活，甚至会引起战争，威胁到后代的安全。
可持续发展概念对二战后一直主导着主流经济政策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战后的发展模式认为，全球繁荣与人类福祉可以通过全球贸易的日益扩大、工业的发展而获得。它意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消除国家间乃至全球的贫困问题，“没有哪个趋势……没有哪个方案或任何政策能够缩小国家间的贫富差距”[3]。传统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伤害，还会带来贫困的恶性循环以及环境退化等严重后果。针对这一问题，《布伦特兰报告》呼吁世界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发展，更加注重人类的发展、决策的参与和利益的均等，“改变增长的质量，满足基本的需求，在制定决策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融合”。与传统的发展方式不同，可持续发展能够消除贫困，满足人类需求，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均等的资源分配。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社会公正都是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与解决环境、经济社会问题相关的理论的目标与方式都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些争论不可避免地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之中。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布伦特兰报告》在搁置某些争议的同时，也将这些争论联系到一起，讨论了满足穷人的需求、保护环境和更加快速地发展经济的优先次序。可持续发展概念上的宽泛性和理论上的基础性使得“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几乎成了政客和商业领袖们的必备概念，不过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城市可持续性工作组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如此之多，甚至可能会使其毫无意义，使发展仅仅成为一个口号。它可以被用来证明从公有的农业乌托邦到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市场的政策实践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尽管有些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对由跨国公司所掌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构成了挑战，但《布伦特兰报告》对可持续发展多重含义的描述使可持续性问题得到了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通过论证布伦特兰式发展模式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作用，它们认识到“可持续增长”的合理性，可持续发展并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里斯（William Rees）指出，这将使得资本主义能够继续以经济增长作为其应对贫困的“毫无道德可言的解决方案”。[4]如果经济得到增长，最终所有人都将受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理论。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对“持续性增长”的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是一种“思维的停滞”，在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持续性增长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耗过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与之相反，戴利则主张“可持续发展”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而非数量的增加，在这一点上他要比《布伦特兰报告》更加清晰。发展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前方是什么样无人知晓，有些人甚至认为发展是一种自我的终结，于是就有人建议应该对“可持续生活”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这也是《布伦特兰报告》一直努力的目标。
除此之外，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还有“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的争论。“弱可持续性”概念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作用，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将能够填补人类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自然资源瓶颈，例如自然资源的匮乏或者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等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尤其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通过其他物质来代替自然资源，“世界能够在没有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持续运转，所以资源耗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事件，而非一场灾难”。[5]“强可持续性”概念则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人造资本不能替代一些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自然过程，例如臭氧层、光合作用或者水循环等等。一些环保激进分子更是提出，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自然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有其自身存在的权利和价值等观点。[6]不过，两种可持续性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展开，并没有考虑到经济、社会因素。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代表着人类对于自身在地球上定位的转变，但它的定义是如此地宽泛，以至于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的内容，从对人类毫无意义的领域到对人类极度重要的领域。不管可持续发展代表着什么，它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在同时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含义的争议性和模糊性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尝试将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
格兰姆•霍顿（Graham Haughton）基于公平性原则，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效地总结为五个方面：未来——代际平等；社会公正——代内公平；国际责任——区域平等；程序公正——人们的待遇平等；物种间平等——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7]这几个方面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对可持续发展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使人类与自然环境平等相处，剔除那些对可持续发展盲目的、毫无意义的解释，为可持续发展不同路径的评估奠定基础。
二、可持续发展的图谱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着许多不同且混杂的解释。为了弄清楚这些定义，我们基于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问题的联系，构建了一个理论脉络图。蒂莫西•奥莱尔登（Timothy O""""Riordan）对从以生态为中心的环境观到以技术为中心的环境观进行了分类。他指出，这些观点经常与经济、社会方面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以生态为中心的观点不断朝着经济、社会的平等与再分配的方向发展，而以技术为中心的观点则更倾向于支持经济、政治的现状。[8]不过，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正如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所说的那样，“可持续性与社会公正并不需要并驾齐驱”[9]，可持续性可能会带来社会的不公，而社会公正则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是一种基于道德情操的选择关系，而非本质上的密不可分。其他人也提出了一些分析环境问题的有用方法，但很少有人对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与脉络进行梳理。
为了对可持续发展争论中各种观点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奥莱尔登的原始脉络图拓展为分别以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问题为两个独立坐标轴的新的图形（如图1所示）。代表经济、社会问题的坐标轴涵盖了人类福利与平等的问题；代表环境的坐标轴则涵盖了从以技术为中心到以生态为中心的各个方面的观点。图中的灰色区域表示可持续发展争论中各方观点的变化，这些观点既考虑了环境因素，也考虑了经济、社会因素。这个区域以外的则是那些只考虑环境或经济、社会因素，而忽略其他方面的观点。
基于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必需转变的程度，全图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维持现状：可持续发展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就能实现；(2)改革：一些基本的变革是需要的，但不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3)转型：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一场快速的变革是必须的。[10]
这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框架，而不是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精确定位。图中所示的所有分类只是对问题的一种简化，对于分类的标准与边界或许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学者或者团体的观点也会发生改变，这些观点之间也会存在着很多的争论，为了说明该脉络图，下文简要地介绍一些重要的理论与趋势。
（一）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论者认为，人类世界的确需要一些改变，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人类对这些变化的适应措施并不需要对人类社会、决策方式或者权利关系进行根本性变革，这是该理论的支持者试图使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们接受的主要观点。他们认为发展与增长相等同，经济增长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一部分，正如英国环境、运输及区域事务部（DETR）在1999年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增长”。维持现状论者认为，政府应该逐渐转变自身的角色，减少税收征管以及对社会工资的限制，使市场更加的自由化。他们认为，企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信息量的增加、价值观的改变、管理方法的改善以及新技术的研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些无不都是通过市场的运作实现的。
西蒙（Julian Simon）认为，市场和技术正在创造着我们的未来世界，未来将是“低污染、生态环境更加稳定……人们更加富裕”的世界。[11]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认为，全球市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稳定是不冲突的，“我们可以在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的贸易体系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经合组织呼吁对税收与补贴等财政措施进行改革，使自然资源私有化，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坚定人们对全球化不会削弱社会与环境保护的信心。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思（Pangloss）那样乐观的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对有关环境、贫困与饥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要使广大发展中地区的人们摆脱饥饿与贫困，提高环境的质量，确保增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变得足够富裕，我们才能开始处理环境问题。[12]
尽管一些生态现代化论者认识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改革措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维持现状论的支持者。他们支持市场理论，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中有足够多的钱进行商业活动”，与此同时，政府、企业、温和的环境主义者以及那些较少关心公平、正义与人类福祉的科学家共同支持下的技术也是不可或缺的。[13]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对于英国的新工党来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最重要的，环境现代化（欧盟也称作“生态现代化”）才是新工党未来发展的主要环境手段。[14]
维持现状论认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减少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尽量避免法律法规的使用。相反，应该通过那些熟知可持续性问题并选择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消费者以及致力于“企业公民”和商业伦理实践的企业家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5]维持现状论很少对与治理相关的内容进行讨论，除了在论述一些国家的法治（通常指财产权的保护）急需加强、贪污腐败需要治理时会有所涉及。民主权利的扩大更是很少被提及，尤其是在经济决策方面。在环境影响评价（EIA）、生态管理与审计系统（EMAS）、成本收益分析、不需要消耗过多成本的最佳可行技术（BATNEEC）、最佳可行环境方案（BPEO）等管理技术的支持下，维持现状论假设现行的政府与商业体系是能够推动社会向着可持续发展迈进的。与此同时，适度的环境税、可交易的污染配额以及“道德股票”（ethical shares）等技术经济工具也会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任何分类方法都有一定的困难和局限，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对其中一些困难进行了举例说明。在1968年著名的《公地的悲剧》一文中，他呼吁实行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制以保护环境，这使得他成为从经济角度维持现状论者。另一方面，在《救生艇伦理》一文中，他认为穷人理应挨饿。对“高压政治”的支持使他成为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
大多数维持现状论者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都比较脆弱。他们认为，科技能够代替自然，例如索洛等人甚至认为都不需要进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的讨论。对于贫困、政治权利的公平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他们的观点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克服所有这些问题。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提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元素——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改革顺利——是消除贫困的关键。”
（二）改革
那些支持改革观点的人们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对当前的政府与企业政策存在着较多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生态与社会系统需要进行根本变革。一般来说，他们不能对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本质进行准确定位，但是在知识和信息失衡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坚信人类社会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化与发展来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认为，国家的政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需要作出重大转变，这些努力将意义深远。然而，所有与改革相关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社会结构的改革目标全部能实现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合理且充分的论证来说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改革论的支持者主要关注技术、良好的科学和信息、市场的修正、政府体制改革等领域。他们遍布各个领域和组织，包括一些政府和公共机构，不过更多的是学者和主流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十分有趣的是，一些政府组织（例如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和部分区域的地方政府（例如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要比英国政府有着更加激进的观点。
改革论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环境的保护。例如，恩斯特•魏茨泽克（Ernst Weizsacker）等人呼吁至少以4倍的效率大范围地减少经济活动中原材料的使用。[16]能源效率的快速提高、以新能源来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上述这些转变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会为企业带来许多市场机遇，无论是为了环境还是自身利益，企业都应该好好把握这些机会。新科技的发展不但会给人类带来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也能够促进环境的保护。
环境经济学家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对市场进行修正以解决市场失灵和监管的不足，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等人提出了外在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以及环境收益的再计算等理论。[17]保罗•霍肯（Paul Hawken）等人提出政府应该对税收和补贴进行再调整，促进就业和环境保护，而非能源消费，以鼓励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效率。[18]戴利则试图将强可持续性与包含社会、环境成本的市场修正结合起来。[19]戴维•科腾（David Korten）坚持认为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应该受到限制，以便发达国家能够对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20]
改革论认为，企业在一定的状况下需要政府的推动与监管，其所面临的税收与补贴政策、科研目标的确定以及信息的传播等也都需要政府的参与，因此政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们还假设现有的政治体系将会进行改革以增强其民主性与参与性。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物的赫伯特•吉拉德（Herbert Girardet）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放在了城市上。他认为，政策实践、开明的人民领袖、与地方企业良好的合作、民众的决心，这四个方面的结合才是通向成功的关键。“真实世界联盟”（The Real World Coalition）代表英国25个非政府组织，对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它指出，由于大量的不平等、贫困、环境退化和世界政治的混乱，现有的社会运行模式成为人类所面临威胁的最大根源。他们认为应该进行“彻底的革命”，实现“民主的复兴”，只有这样，政府和社会民众才能造就出“持续的、负责任的、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不断关注，使得环境问题成为80年代经济与发展主流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的极限》与《世界保护战略》这两个报告共同把环境问题推到世界政治的议程中来。有趣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争论也使得这些作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问题。
《增长的极限》对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环境质量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布伦特兰报告》则拒绝接受该理论。1992年，当《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再次审视该问题时，尽管只对“可持续的社会”进行了讨论，但在坚持人类不能无限增长的同时，他们还是接纳了《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此外，他们还提到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消除贫困等。
1980年发布的《世界保护战略》报告是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文件之一。这份报告关心的是人类需求，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环境的变化方面，而忽略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此后，1991年发布的报告尽管仍然主要关注环境问题，但字里行间也表达出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决策的民主程度、人类的生活质量以及世界经济体的治理等社会问题的关注。
大多数主流的环保团体都处于改革论者的行列，例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塞拉俱乐部等，它们开展的活动已经从基层的抗议运动转向政治游说以及同政府和企业展开合作等领域，而对贫困、污染分布的失衡以及发达国家穷人所遭受的环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少。
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改革论者会持有部分社会转型的思想，例如舒马赫（E.F.Schumacher）认为经济应该“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运行，小的地方市场要比大的全球市场更加可持续，他把“小”设想成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另一部分改革论的支持者则拥有部分维持现状的思想。《布伦特兰报告》的总体基调是支持改革，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维持原状的情感。
（三）转型
转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环境或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问题都根植于当今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人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危机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的毁灭。由于通过社会的改革只能解决那些经济与社会权力结构分配的问题，而不涉及人类福利与环境的持续发展，所以仅仅依靠改革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够的。尽管有人会使用现有的政治结构和科学理论，但是他们也普遍意识到那些处于权力边缘的群体（比如包括土著居民、贫困人口、工薪阶级以及妇女等等）参与到社会以及政治行动中的必要性。转型论者遍布各个领域，既包括那些只关注环境领域或者社会经济领域的人，也包括对两个领域都有所研究的人。
1、无关可持续发展的转型
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更加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内在关系的观点，因此并没有受到一些转型论者足够的重视。
深生态学家（deep ecologists）主要关注环境问题，更加强调自然环境固有的价值及其需求，认为人类的需求是次要的。在深生态学所提出的八个方面中，很少涉及人类需求，更不用说人类社会的平等问题。乔治•布拉德福德（George Bradford）在对深生态学的批评中，把矛头指向了其种族主义的倾向和对帝国主义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他们隐藏在“自然至上”理论背后的反人类观点。[21]作为“地球优先”（Earth First!）创办者之一的大卫•佛曼（David Foreman），就曾因为对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发表“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大自然自己去寻求平衡，让那里的人等着饿死”的观点而臭名昭著。正如安娜•布拉姆韦尔（Anna Bramwell）所认为的那样，绿色思想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一些联系。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深生态学家都对人类的问题漠不关心。尽管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认为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盖娅”(Gaia)，但他还是主张人类应该根据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随着人类无休止地破坏活动，“盖娅”可以幸免于难，但人类就不会这么幸运，抑或连“盖娅”也需要拯救自己。其他的深生态学家，例如苏格兰地区的“地球优先”组织和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的作品，则将生态中心主义与经济、社会的平等性联系起来。[22]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回归“朴素生活”的渴望，或者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
与深生态学家相反，社会主义者则更多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克服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少考虑环境问题，因为他们坚信人类依靠自己的能力不但能够从资本主义中逃离出来，更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23]其他一些人尽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但认为可以在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阶段搁置环境问题，而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来解决。
2、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那些支持通过转型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的人都认为，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变，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终将崩溃，但他们所持有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差别。一些基层的环境组织和运动或许不会像官方文件或者学术刊物那样使用“可持续发展”等词汇，但会强调如何在没有平等与巨大贫富差距的环境下生活的问题。转型论者认为，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其根源在于当前的社会，大多数人与自然环境一道，被一小部分人所剥削和压榨。
可持续思想将会强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同时也会促进居住环境、健康、资源、经济与政治决策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在人们对其生活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缺乏控制力的情况下，不平等和环境恶化将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前苏联的中央集权和不民主的公有制形式，民众缺乏真正的权力，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且造就了人民之间的不平等。与此相似，那些大的跨国公司与政府机构并不在民众的掌控之下。那些广泛开展抵制活动的团体（激进政党、社会团体、环保组织、工会等）成为限制不可持续行为的中坚力量。转型论者认为，目前这些数量十分有限的中坚力量应该不断扩张，以真正实现对社会的掌控。
绿色无政府主义者穆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通过社会生态学或者说辩证自然主义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的，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进行深度的社会批判与社会重构。[24]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权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地方议会等真正的民主方式来实现地方城市的自治。
生态女性主义者则认为，环境的恶化与女性的从属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女性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者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她们认为女性对大自然有着独特的亲和力，资本主义的“发育不良”正在破坏和侵蚀着可持续的社会结构，带来更多的贫困。[25]玛丽•梅勒（Mary Mellor）已经提出一系列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这些理论与生态社会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通过性别和阶级的划分等方式，将生产与社会生活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26]
许多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都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相关著作：“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鉴于此，他们把不平等与环境破坏同资本主义对人民和环境的剥削联系起来。他们还提出，要改变当前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以克服环境危机和不公正问题。这使得他们看到了为公平正义所展开的斗争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普遍联系。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于1988年创办了《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期刊（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从环境与社会危机的物质方面和阶级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进行了分析。
转型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在现实中，一系列运动与活动也在不断开展，以寻求社会的变革。在“南部”国家，大多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运动都与环境、社会、经济以及反全球化的斗争密切相关。这些对现状维持论和改革论的支持者来说将是极大的挑战。恩里克•莱夫（Enrique Leff）认为，地方的环保运动不仅能够弥补全球化进程中环境与社会公正的不足，还提供了一个解决环境问题的替代方案。[27]他们的草根运动涵盖了“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和环境民主等领域，定义了一种新的政治价值，并为可持续性界定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性，开发出了可持续的生产活动，并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由奇科•门德斯（Chico Mendes）所领导的巴西割胶工人运动，最早开始于争取工会权利的斗争。由被谋杀的肯•萨洛•维瓦（Ken Saro Wiwa）领导的尼日利亚奥戈尼人的运动即始于社会公正的斗争。在印度，主要由女性开展的“抱树运动”（the Chipko movement）则始于对树木的保护。而恰帕斯的萨帕塔起义（the Zapatista uprising in Chiapas）始于土地问题的改革。所有这些运动和斗争都根植于运动主体在当地所受到的压迫，这些运动逐渐向着更加广泛的领域扩展：环境、经济、社会公正以及一些国际问题等等。
在发达国家，与环境正义相关的斗争也在不断增多，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尽管这些运动经常被主流的环保团体所忽视，尤其是那些穷人、少数民族以及缺乏政治权利者所开展的运动更是如此，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推动了社会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有学者认为，环境正义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提升生活质量（包括经济平等、医疗保健、住房、人权、种族保护与民主等各个方面）、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而对社会进行的直接变革，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对社会秩序进行重组和变革。作为拉夫运河斗争领导者的路易斯•吉布斯（Lois Gibbs）解释说，环境正义的斗争通常始于一个地方的单一问题，但随后人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有组织的政治权利、社区环境的恶化、贫困和种族问题……认识到问题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改革同盟……与公民权利、劳工组织、妇女团体以及医疗保健的拥护者一起……这些新的联盟和合作将会实现真正的民主。[28]
那些在世界各国强权政客与企业家集会场所不断增加的、旨在反对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使得全球的斗争与运动联系到了一起，使人们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运动涵盖了各个方面，从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例如“ATTAC”（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所提出的思想，到彻底地反对资本主义。
尽管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但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思想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增加了分类的难度，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它们都极大地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三、结论：迈向可持续发展
尽管就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要何种程度的改变以及变革的方式与执行者等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现有的社会需要改变，这一点是大家广泛认可的。关于可持续发展，没有一套独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也没有相应的“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主要是利用已有的政治与哲学思想来进行可持续发展方面问题的探讨。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人们使用相同的概念，表达的含义却千差万别，对迈向可持续发展应该确立的目标、路线和方法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在许多的政治问题中，有些人所说的一些概念可能会暗指其他含义，这使得可持续发展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一些场合，改革论者和转型论者可能会作出一些让步，以便政府和企业能够接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一些人可能会使用更加激进的言辞来转移其所受到的批评。
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转型，在概念和实现路径上有着明显的差别。维持现状论者认为，应该通过管理以及自上而下的、增量的和对现有决策机制的改变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论者则认为，应该通过政治行动来进行现行社会结构内部和外部的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与方向，目前主要取决于社会中管理层的观点。
在世界多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不能成为政治议程的首要问题，有些问题，例如气候变化或饥荒，甚至不能在新闻或政治辩论中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以可持续发展、环境和平等问题为核心的挑战将会促使可持续发展在世界政治议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通常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由三个独立却又环环相扣的部分构成：环境、经济和社会。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靠，缺一不可。维持现状的捍卫者们认为，社会不可持续的根源在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合适的机制，而非社会基本结构。他们认为，无论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接受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还是为了一个公园而失去牧场，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可以达到均衡的。这些均衡表明了人与自然之间持久的概念划分。但事实上，人类依存于大自然，人类社会处于自然界之中，而人类社会的经济体又处于社会之中。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依靠大自然才得以生存并取得财富，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大自然。
如果维持现状论者关于世界发展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世界上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将与美国人或欧洲人过着同样富裕的生活，地球对此能够承受吗？美国的2.9亿人口拥有超过2.1亿辆机动车，而全世界60亿人口仅拥有5.2亿辆机动车。如果全世界都按照美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来计算，将会拥有44亿辆机动车。全世界是否有足够的石油来维持这些机动车的运行，或者大气层能否应对如此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污染？
在一些区域，现状维持论者甚至把经济增长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不断偏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世界更加不平等。美国所消耗的资源与造成的污染在世界所占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人口所占的份额。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贸易总量增长了17倍，但是那些最贫穷国家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全球最富有的2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与最贫困的20%人口相比的差距，从20世纪60年代的30倍增加到1997年的86倍。[29]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现实并非像“涓滴效应”所预想的那样，财富最终并没有流入底层穷人的手中。在非洲，每天都会有5000名儿童死于疟疾，这种疾病越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影响就越大，然而这种疾病的传播只要适当增加政府投入就可以被控制。联合国报告指出，贫困和儿童死亡率是两个非常“顽固”的问题。
社会该如何应对贫富差距扩大和大量环境问题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我们目前的发展方式能够持续下去吗？目前维持现状的思想主导着绝大多数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部分政策仅仅是打着可持续发展的旗号，却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拥有一个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维持现状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更加激进的思想很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观点。
其中一种选择是哈丁的观点，即世界上富裕和强大国家的人们信奉的“救生艇伦理”，认为他们作为受保护最好的群体拥有生存的优先权，但是其结果将是不平等加剧、环境退化以及潜在的战争。这种思想在美国政府的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已经从担忧如何应对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转向基于军事行动的安全项目，以保护其不可持续的政策，例如能源消费政策。[30]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是由极端环保主义者所提出的，认为全世界可以以一种平等的方式降低生活水平，从而大幅度地减少消费和人口。但是，由谁来决定地球上的哪些人应该消失呢？倒退到低水平的生活与技术，就意味着回到了贫困多发、婴儿死亡率极高的生活，这对穷人来说将是无休止的噩梦，社会动荡和战争也会因此而出现。很显然，这些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改革者明显不会同意哈丁和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冷酷观点，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布伦特兰报告》发布15年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甚至更糟。对他们来说，政府和大企业如何以及为什么应该进行自身变革，以阻止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成为其面临的最大挑战。
转型论者对未来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环境退化、贫困和正义的缺失并非历史的偶然，也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由于当前的社会对自然环境和大多数人的统治和剥削。在这种奥康纳所谓的“相互联系但并不均衡的发展”中，一些人的富有是建立在其他人的贫穷之上的，反之亦然。奥康纳认为，财富的创造需要建立在资源的可再生性和补给之上，而非掠夺……这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就需要对财富和权力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转型论者强调公平与正义，他们坚信，任何生态问题的分析都要以公平和正义为核心，否则最终将只会简单地归咎于共同的“我们”，而其中的每个人都负有相同的责任。这在深生态学家的观点中有着明显的印证，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为生态危机负责，以至掩盖了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的差异。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总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承受着贫困和资源匮乏等问题。此外，这些穷人还忍受着严重的疾病、战争和生态问题。[31]
转型论者关于环境退化和人类剥削互相关联的观点，促进了环境与社会正义运动联盟的出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足够团结的同盟，以识别哪些地方需要进行变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环境保护与正义。随着未来社会的发展，如何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将是转型论者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可持续发展有着多种含义，但它还是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它对于人类如何确保生存的价值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丢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它为我们讨论人类未来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环境和社会相互联系和反馈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考虑到变革社会基本结构、加深人与自然的联系等问题，我们认为转型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我们并不认为目前有必要作出确切的转型承诺，这实非明智之举。在转型的时机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不过，政府和企业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主要的精力还是应该放在提出问题、开展成功的媒介推广等方面，建立一个由科研人员和民众共同组成的行动联盟。
注释：
[1]John Dryzek，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Keekok Lee，“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s Intellectual and Historical Roots”，In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edited by Keekok Lee，Alan Holland，Desmond McNeill，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3]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William Rees，“Understan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edited by Bernd Hamm，Pandurang Muttagi，London:Intermediate Technology，1998.
[5]Robert Solow，“The Economics of Resources or 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74，Vol.64，pp.1-14.
[6]Arne Naess,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 Sty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7]Graham Haughton，“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 Sustainable City”,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1999，Vol.18，pp.233-243.
[8]Timothy O""""Riordan，“The Challenge for Environmentalism”，In New Models in Geography，edited by Richard Peet，Nigel Thrift，London: Unwin Hyman，1989.
[9]Peter Marcuse，“Sustainability is Not Enough”，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8，Vol.10，pp.103-111.
[10]William Rees，“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Reform or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1995，Vol.9，pp.343-361.
[11]Julian Simon，Herman Kahn(eds)，The Resourceful Earth: a Response to Global 2000，Oxford: Blackwell，1984.
[12]Bjфrn Lomborg，The Sceptical Environmentalists: Measuring the Real State of the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3]Joan Martinez Alier，“Problems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r EcologicalModernization”，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03，Vol.14，pp.133-138.
[14]Michael Jacobs，Environmental Modernisation: the New Labour Agenda，London: Fabian Society，1999.
[15]John Elkington，Tom Burke，The Green Capitalists，London: Gollancz，1987.
[16]Ernst Weizsacker，Amory Lovins，and Hunter Lovins，Factor Four:Doubling Wealth Halving Resource Use，London: Earthscan，1997.
[17]David Pearce，Anil Markandya，and Edward Barbier，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London: Earthscan，1989.
[18]Paul Hawken，Amory Lovins，and Hunter Lovins，Natural Capitalism: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London:Earthscan，1999;David Roodman，Paying the Piper:Subsides，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Washington，DC:Worldwatch Institute，1996;David Roodman，Getting the Signals Right:Tax Reform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Washington，DC:Worldwatch Institute，1997.
[19]Herman Daly，John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London:Green Print，1989.
[20]David Korten，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London: Earthscan，1996.
[21]George Bradford，How Deep is Deep Ecology? Ojai，CA: Times Change，1989.
[22]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London: UCL Press，1992.
[23]Martin Cock，Bill Hopwood，Global Warning:Soci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London:Militant Labour，1996.
[24]Murray Bookchin，Remaking Society，Montreal:Black Rose，1989.
[25]Maria Mies，Vandana Shiva，Ecofeminism，London: Zed，1993.
[26]Mary Mellor，Breaking the Boundaries，London:Virago，1992;Mary Mellor，“Women，Natu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Economic Man’”，Ecological Economics，1997，Vol.20，pp.129-140.
[27]Enrique Leff，“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edited by Keekok Lee，Alan Holland，Desmond McNeill，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28]Lois Gibbs，“Foreword”，In Toxic Struggles，edited by Richard Hofrichter，Philadelphia，PA:New Society，1993.
[29]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New York: UNDP，1999.
[30]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Global Age，Washington，DC:White House，2000;Simon Dalby，Resources and Conflict:Contesting Constructions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2003，http://www.carleton.ca/~sdalby/DalbyKathmandu.pdf[04.06.03].
[31]Wolfgang Sachs，Planet Dialectics，London:Zed，1999;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Deepening Democracy in a Fragmented World，New York: UNDP，2002;Julian Agyeman，Robert Bullard，Bob Evans， Just Sustainabilities:Development in an Unequal World，London: Earthscan，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