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中非双方共同利益和诉求进一步增多，双方既面临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也面临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如何挖掘中非投融资领域合作潜能，把握彼此战略发展机遇，是双方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非洲大陆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把现有资源转化成有效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言而喻，金融市场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中非金融合作的战略升级有助于双方互利共赢。伴随非洲国家金融业和对外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非金融合作必将日益深化。
一、中非金融合作的进展
银行业合作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进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金融组织合作，积极利用多边开发银行机制，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金融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银行合作；大型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积极从事对非融资业务：合作内容涵盖贷款融资、现金管理、跨境人民币结算、银联卡及中间业务服务；合作方式多以捐资、参股、低息贷款和举行商机研讨会方式进行；合作区域覆盖区域集中在东南非及西非地区；合作领域涉及能源和矿产资源、基础设施、教育、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
中国与非洲次区域金融机构合作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于1985年加入非洲开发基金和非洲开发银行[①]，是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和东南非贸易与开发银行的成员国。自加入以来，中国已向非洲开发银行的软贷款窗口——非洲开发基金累计承诺捐资6.15亿美元，并参与了非洲开发基金多边减债行动，支持非洲减贫和区域一体化。[②]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口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工行）及中国交通银行（交行）等7家银行均已与非洲银行业开展合作，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已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金融组织开展合作，提供资金及技术援助。截至2011年末，口行、国开行、工行在非洲地区的贷款余额分别为394亿美元、94亿美元、42亿美元，口行发放力度位居同业首位。[③]
保险业合作方面，非洲保险机构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开发中国保险市场；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南非安博保险集团最早进入中国市场；2010年8月，平安保险集团和南非最大的健康险公司Discovery签署合作协议，购买平安健康险20%的股份，共同开发中国健康险市场。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伴随中非经贸的发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非洲市场作为其业务重点。数据显示，2012年前11个月，该公司在非洲承保金额为146.2亿美元。[④]非洲保险机构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2011年4月，中银保险有限公司[⑤]与非洲NICO保险公司和SAVANNA保险经纪公司合作，向赞比亚等非洲国家中资企业提供服务。[⑥]
中非双方资本市场合作发展较为缓慢，实质性合作较少；中国资金主要通过企业间参股、并购方式活跃于非洲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非洲国家显得更为积极活跃。2000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已先后与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签署了证券期货领域的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互换的《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但实质性合作较少。与中国相比，非洲国家资本市场开放度较高，如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JSE)允许境外公司在该交易所上市。[⑦]南非煤矿开采商LontohCoal和塞拉利昂钻石开采商Koidu Holdings已在香港上市，成为首批在香港上市的非洲公司。2011年9月，尼日利亚宣布将人民币纳入该国央行外汇储备之中，主要渠道就是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购买银行间债券。
综上，现阶段中非金融合作具有明显的双边特性、非制度性、松散性、单一功能性，缺乏统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合作方式表现为简单的信息交流、沟通、磋商，以及为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建立支付清算体系和开放性金融机构等。这基本符合国际区域金融合作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由此，中非金融合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合作具有明显的“功能性”特点。所谓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应具备多边性、有制度和组织保障、汇率协调与联动机制等特征。当前，实现中非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的条件尚未成熟，但这是中非金融合作未来努力方向和发展趋势。随着中非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非洲国家深刻反省自身发展路径且与中国合作愿望增强，双方金融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二、推进中非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
（一）推进中非金融合作的中国因素
中非友好历久弥坚，这是中非金融合作顺利展开、不断深化的最先决条件。毋庸置疑，政治合作是经济合作与金融合作的坚强后盾。新时期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新形势下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对非合作方面，中国一直恪守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及后续的机制化，充分显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
在投融资政策层面，《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指出，中国将扩大同非洲在投资和融资领域合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重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与32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45个国家建立经贸联委会机制，对非投资机制不断完善。在经贸政策层面，中国通过免关税、设立非洲产品展销中心等措施，积极扩大从非洲进口。2011年5月，中国设立的非洲产品展销中心在浙江省义乌市正式开业。通过减免运营费用等扶持政策，展销中心已吸引非洲20多个国家的2000余种商品入驻销售。[⑧]自2012年1月起，与中国建交的30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全部可以享受60%的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措施。这些旨在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融资合作的政策，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为推进中非金融合作创造了充分条件。
对非援助为中非金融合作提供助力。中国学者武晓芳认为，对非援助不仅产生了直接贸易效应而且产生了贸易放大与倍增效应。直接贸易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一般物资援助、援非优惠贷款及项目合资合作直接带动了国内物资出口；而贸易放大与倍增效应体现为对非援助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知名度与生产水平，优化了出口商品结构，提升了非洲国家贸易能力。[⑨]这为中国金融机构在非开展业务提供了助力。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和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共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中国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⑩]中国对非援助几乎遍布非洲大陆，并且今后可能继续增长。南苏丹独立后，非洲共有54个国家，这意味着仅有3个非洲国家未接受中国援助。[⑪]客观上讲，对非援助树立了中国在非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了对非投资和贸易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非贸易投资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客观上为中国金融机构扩大对非金融市场份额提供了有利机会，进一步夯实了中非金融合作基础。在贸易领域，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4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2年，中非贸易总额达1984.9亿美元，同比增长19.3%。其中，对非出口853.19亿美元，增长16.7%；从非洲进口1131.71亿美元，增长21.4%。贸易总额、对非出口及进口均创历史新高。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也逐步优化，对非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明显增加。2012年，机电产品占对非出口商品比重达45.9%。2009年以来非洲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下滑，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快速增加。自2010年，非洲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⑫]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外资来源地。2009-2012年，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由14.4亿美元增至25.2亿美元，年均增长20.5%，存量由93.3亿美元增至212.3亿美元，增长1.3倍。在投资总量扩大的同时，投资层次也不断提升。目前，有超过2000家的中国企业在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合作领域从传统的农业、采矿、建筑等，逐步拓展到资源产品深加工、工业制造、金融、商贸物流、地产等。[⑬]
2008年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其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和日益增强的对外投资能力。[⑭]有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24万亿美元，而其中的70%多投资于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美元的不断贬值使得这些美元投资标的大幅缩水。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非洲大陆吸引外资呈下降趋势，使得非洲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再次面临资金窘境。中国对外投资的多元化趋势及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中资金困境，无疑成为中非投融资合作最好的契合点，这为深化中非金融合作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反思和觉醒，中国经验对非洲吸引力的增强，为深化双边金融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宏观政治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学者对危机根源、非洲受冲击原因进行了全面反思，并着眼长远改革，提出金融危机为非洲经济转型提供机遇。[⑮]塞内加尔学者Demba Moussa Demele指出，金融危机印证了完全依赖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金融危机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金融机构控制的难得机会；非洲国家应探索一条内源式、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⑯]金融危机爆发前，非洲国家就关注“中国模式”，危机爆发后，中国经验对非洲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9年曾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别于西方，值得非洲大陆借鉴。南非经济发展部长易普拉辛·帕特尔也曾表示，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作法值得非洲借鉴。
非洲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抢眼表现及未来增长预期，为中非金融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整体状况不佳，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但撒南非洲地区经济表现抢眼。联合国《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WESP)预测，2013年非洲经济将实现4.8%的增长，较2012年的5.0%增速略有下滑，但高于全球2.4%的增长。南非标准银行预测，到2015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将翻一番，从目前的1.5万亿美元上涨到约3万亿美元。[⑰]随着非洲呈现出更强的增长趋势，加之非洲很多国家的GDP被严重低估，非洲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正在上升。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德瓦拉扬指出，如果非洲经济主导产业稳步发展、外来投资持续增加，非洲经济危机后有望迎来长达20年的增长期。[⑱]渣打银行预测，未来20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稍高于中国的增速。总体而言，非洲的经济增长预期仍被看好。
非洲国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采取的投资便利化措施，有利于中非金融机构间合作，共同拓展业务。近年来，非洲国家为吸引外资，制定了系列优惠政策。如取消准入限制、降低土地使用等。如加纳、博茨瓦纳、贝宁、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纷纷建立起投资促进机构，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2007年，非洲有十个国家引入了新政策法规，其中多数措施有利于外资和跨国公司。比如：佛得角简化了绿地投资的批准程序，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所有部门等；肯尼亚出台了推动风险资本公司发展的条例，且放松了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利比亚允许外国投资者汇回利润和向国外转让清算外汇结余，并为投资者提供长达5年的减税。
中非双向投资互动，为推进双方金融机构合作、创新金融产品提供了有利条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在中国企业加大对非投资的同时，非洲对华投资亦稳步增长。至2011年底，非洲国家累计对华直接投资达129亿美元，涉及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交通通讯等领域。
非洲国家推行的金融改革，为深化中非金融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非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金融体制特别是银行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在过去10多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美国高盛银行曾预测，到2025年，全球金融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将是非洲，其银行业收益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伴随着非洲国家金融业和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与非洲的金融合作也日益深化。此外，中非同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引致的强劲的市场需求也提升了中非金融合作空间。
三、中非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
首先，非洲政局局部动荡和社会不安定是中非金融合作的主要障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推进金融合作的坚强后盾。在非洲大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实现和平与安全无疑最为紧迫。张宏明等认为，非洲大陆政局总体趋于稳定，但局部地区依然较为动荡，是未来若干年非洲大陆政局的基本发展态势。这成为中非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此外，社会不安定也是中非合作所面临主要障碍之一。南部非洲发展银行副主席Admassu Tadesse认为，投资项目所在地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都有可能引燃导火索，最终发展成阻碍投资的政治问题。[⑲]近年来，中国与撒南非洲国家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但该区域是全球社会治安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犯罪率长期居于全球前列，严重威胁我国投资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其次，非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落后，金融工具创新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中非金融合作向纵深发展。非洲国家金融体系中，银行占主导地位，是储蓄和投资的最基本渠道。金融工具的欠多样化总体上削弱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制约了长期融资供给。非洲金融体系具有高垄断性特征，这使得银行享受高利率回报（平均利润率达6%，高于世界其他地区4%的水平[⑳]），由此金融体系缺乏创新动力。非洲国家国内债券市场和资本账户交易监管一直以来都比较谨慎。一方面，谨慎的监管和金融体系的有限融入全球化，使得非洲金融市场规避了金融危机首轮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高利率，致使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入其国内债券市场。非洲金融体系深度的不足也严重制约了其国内资源要素的流动。非洲大陆银行的平均储蓄率为29%，远低于其他国家65%的水平。尽管在保险储蓄流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也仅占GDP的0.03%。另外，非洲国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落后也制约了国内资源要素的流动。公共和私人债券资本化占GDP比重仅为42%，远低于其他国家76%的平均水平。[21]
再次，中非政府及金融机构间信息沟通没有机制化；中资银行海外并购审批流程效率较低，且监管严格；中资金融机构在与非洲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产品和模式创新不足；本土化进程速度较为缓慢；有些金融机构忽视“企业社会责任”；撒哈拉以南非洲银行网点较少；中非经贸合作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对非洲国家国情、非洲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政策走向研究明显不足等。这些都是制约中非金融合作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等负面论调，恶化了中非合作的外部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非金融合作的发展。中非关系的强劲发展，不但带动了双方经济发展，而且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也带来冲击。欧美等非洲传统经贸合作伙伴对此感到不安甚至恐惧，导致一大批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某些政客对于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横加指责，大肆宣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等论调，质疑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否完全出于商业因素，甚至认为中国对非投资的不断扩张已经威胁了非洲社会的环境、经济和政治稳定。[22]事实上，中国不仅在资源富集国投资，还通过官方援助方式加强和资源穷小国的合作，中国甚至是第一个向中非提供金融或货币援助的国家；中国在非洲外来资本中只占很小的部分，绝大部分还是西方资本。而在资源富集国，西方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是中国企业的数倍。
四、深化中非金融合作的建议
中非经济合作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支持的效率和深度则源于金融机构间密切合作。鉴于非洲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度，中非金融合作总体上应定位于“功能性”合作。为更好地深化“功能性”金融合作，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未来5年至15年，中非应进一步深化“功能性”金融合作，主要合作方式如银行证券保险合作、货币互换机制、参与区域债券市场建设和清算支付体系建设。
具体合作内容包括：继续强化中国与非洲主要经济组织和国家的政策对话；推动并参与非洲区域或地区债券市场发展，为减少非洲地区对美元的高度依赖，积极扩大人民币在中非贸易投资，特别是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范围；大力开展中非货币金融合作，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议成立中非货币合作基金，深化双边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渐进建立人民币与非洲区域货币的互换机制；大力推进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区域金融一体化进程，在双边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促进以人民币为主导的清算体系的构建及推广。
第二，以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为平台，继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金融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的“功能性”合作，形成“以点带面，以面带点，点面互动”的多层次合作格局。
中非间多边开发金融平台机制日臻完善。中国目前已与非洲开发银行和开发基金、东南非贸易开发银行及西非开发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并成为上述区域性金融组织成员。未来中国应继续深化与非洲区域次区域组织及非洲主要国家银行合作。其一，在战略上“先取两头，后取中间”，即与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区域性金融机构深化合作，以此为“根据地”，借用其本土网络的辐射功能，推进与中东非、西非区域性和次区域性金融组织合作。其缘由在于上述两个地区经济、金融业发展较非洲其他地区发达，营商环境较好，有利于开展深层次金融合作。其二，推动政策性及开发性金融机构对非开展多层次金融合作。支持利用进出口融资、援外优惠贷款和对外投资贷款等金融服务，促进事关非洲长远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开发性金融业务延伸非洲，推动其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多边金融开发机构合作，在双赢和多赢的前提下建立融资新机制，开发出口信贷、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等种类丰富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中具有的衔接保险、贸易、融资等多方面的优势，提供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
第三，中非都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受害者”。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紧紧把握新时期的共同发展机遇，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合作的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与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和中非经济货币联盟本币互换和贸易计算支付体系进程。
目前，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人民币在中非贸易结算中作用加速发展。自2009年7月中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增长迅速。正因看好人民币结算业务在非洲的发展潜力，众多非洲银行和国际性银行大力推动该项业务发展。南非标准银行已在非洲16个国家全面开展人民币账户和贸易结算等全套服务。渣打银行是首家为中国试点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服务的国际银行之一。目前，在渣打银行分布的14个非洲国家中，除安哥拉外，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13个国家都能使用人民币结算。2011年，尼日利亚将人民币列入可用于在国内外汇市场进行贸易结算的货币之列，并将人民币作为该国外汇储备的组成部分。随着中非贸易投资不断拓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将为非洲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广泛的业务平台。据南非标准银行2011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15年，非洲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占中非贸易的40%，以人民币结算的投资额将超过100亿美元。[23]
第四，“量身定制”并不断完善中非经贸合作金融服务体系，使中非金融合作模式多样化，大力支持国有金融机构参与非洲本土金融机构的并购和重组，加速其开展对非合作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机构跟随制造业而涉足海外，已成为一个必然的命题。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响应“走出去”战略，契合中国加大海外投资和中资企业海外发展的机遇，取得双赢互惠发展。为深化中非金融合作，中非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沟通，致力于建构长效对话机制；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平台，协助非洲国家制定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为中资金融机构在非拓展业务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大力支持国有和民营金融机构在非洲主要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加快中资金融机构走入非洲有赖于监管层面的政策支持，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不断完善监管政策，为中资金融加速“走出去”步伐创造良好条件；大力支持中国金融机构参与非洲本土金融机构的并购与重组。早期中资银行主要采用新建方式进行投资，首先设立代表处，然后增加分行，最后建立独资银行。2000年以来，并购战略最终成为中资银行进入非洲国家的新方式。2008年3月，工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便是典范案例。该并购案不但是工行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海外并购，[24]也是有史以来中国对非投资额最大的金融类投资项目。此外，寻找非洲本地金融合作伙伴也成为中资银行未来进入非洲的重要方式。2007年10月，国开行与尼日利亚的非洲联合银行缔结合作伙伴关系，该笔交易被境外媒体视为“中国进军非洲金融服务领域新的转折点”。[25]2011年4月，中国银行和Ecobank开展战略合作，在Ecobank内部设立“中国业务柜台”，通过直接派驻工作人员，利用当地代理行的全面银行牌照和广泛网络，满足中资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为中资企业提供方便、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26]
第五，中非金融合作应持开放态度，在充分尊重非洲国家意愿的情况下，积极开展与国际组织及非洲国家政府的多边合作。2009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共同赢得博茨瓦纳莫鲁卜勒B发电站扩建项目的融资标的，融资总额为8.25亿美元。[27]该项目创立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将政府财政、世界银行或开发性金融机构担保、中国大宗机电产品出口、商业银行融资等要素通过合理方式加以组合，成功地为博茨瓦纳赢得大型项目的融资。众所周知，非洲国家都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瓶颈，此种模式对有效推进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第六，不断加强双方在保险市场合作，大力推进双方在证券市场的合作。非洲保险机构通过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收购股权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开发中国保险市场，同时中国保险机构也积极寻求与非洲本地保险公司合作，为在非中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资本市场上，中非双方合作发展较为缓慢，并且非洲国家显得更为活跃。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渐改善，新世纪以来非洲地区证券总市值大幅增值，市场投资回报率高居发展中地区之冠，吸引数十亿美元资金涌入资本市场，购买当地高利率债券产品。[28]在此方面中国基金尚未涉足。中国资金主要通过企业间参股、并购的方式活跃于非洲资本市场。
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于2005年2月颁布了《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为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供了政策框架。目前一些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一些外资银行相继获准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除了开辟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外，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是另一个重要的人民币债券市场。虽然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是迄今为止非洲还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或公司在中国境内或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此外，目前也没有出现在非洲证券市场发行人民币计值的债券的情况。
注：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当代非洲金融发展趋势对中非金融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3AGJ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危机时期中非金融合作发展趋势、路径及中国战略》（11YJAGW017）、浙江师范大学校级重点课题《中国对北非国家投资合作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加入非洲开发基金是非本地区国家加入非行的先决条件。
[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2013年8月29日。
[③]国家开发银行规划研究院：《非洲银行业发展报告（2012）》。
[④]“全球风险居高不下，中信保调降17个国家评级”，中国贸易金融网，2013年1月7日，http://www.sinotf.com/GB/Risk/1132/2013-01-07/3OMDAwMDEzNjQ3OA.html。
[⑤]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下属全资机构。
[⑥]“中国银行扩大在非保险业务”，《中国保险报》2011年4月24日。
[⑦]“上交所否认近期推出国际板”，新浪财经，2011年12月1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marketresearch/20111201/025010912706.shtml。
[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2013年8月29日。
[⑨]武晓芳：“中国对非援助及贸易效应研究”，2011年5月28日，第1页。
[⑩]该数据与中国商务部的相关统计数据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数据出入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通常把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混淆在一起。
[⑪]“中国援非750亿美元，美国对非援助总额约900亿美元”，中国资本证券网，2013年5月8日，http://www.ccstock.cn/shishiywen/2013-05-08/A1171623.html。
[⑫]“2010年中非贸易额达1269亿美元”，凤凰网，2011年5月13日，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0513/4015815.shtml。
[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2013年8月29日。
[⑭]Ken Miller,“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Foreign Affairs,Vol.89,No.4(July/August 2010),p.96-97.
[⑮]“第19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在南非开普敦举行”，2009年6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09-06/10/content_11521553.html。
[⑯]Demba Moussa Dembele,“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lessons and responses from Africa,”Pambazuka News,Mar.19,2009.
[⑰]竹子俊：“‘雄狮’舞步：非洲经济稳步复苏”，《中国对外贸易》，2011年第4期，第63页。
[⑱]“世行经济学家认为非洲经济将迎20年稳定增长期”，中国保险网，2010年12月23日，http://www.china-insurance.com/news-center/newslist.asp?id=164231。
[⑲]周馨怡等：“逐鹿非洲金融：欧美领跑VS中国迅猛”，《21世纪经济导报》，2010 年11 月18 日。
[⑳]Hakeem I.Mobolaji,“Banking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SSA),”Journal of Economics,2009,No.10.
[21]Karim Dahou,Haibado Ismeal Omar & Mike Pfister,Deepening financial markets for growth and investment,OECD Africa Investment Initiative,Nov/Dec 2009.
[22]冯兴艳：“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中非投资合作的战略选择”，《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4期，第26页。
[23]“2015年中非贸易四成将用人民币结算”，2011年9月2日，http://money.163.com/11/0902/04/7CU0B1LL00252G50.html。
[24]詹向阳、邹新、马素红：“中国工商银行拓展非洲市场策略研究—兼谈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非金融合作”，《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26页。
[25]华强：“携手非洲联合银行 国开行商业化再下一单”，《华夏时报》，2007年11月3日。
[26]张朝辉：“中国银行在加纳推出‘中国业务柜台’”，《中国证券报》，2011年4月12日。
[27]邱壑：“工行标准银行非洲融资首单落定”，《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5月3日。
[28]“非洲市场是否值得中国资本冒险”，2006年11月8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lczx/20061108/0000305861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