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本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它至少在经济上与当代发达世界进入相同的状态。因此，人们也常常用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即是否进入人均高收入行列，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程度。从经济结构上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从农耕文明向工业化、城市化文明的转变，人均收入提高是这个结构转变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停留在农业社会而实现人均高收入。所以，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工业化是在农耕文明中发生或引进的。因此，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传统落后的乡村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化就是二元经济结构此消彼长、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对于一个落后国家，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面临着资本短缺、积累不足等种种困难。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是农产品剩余的积累能支撑早期工业化的起步。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的布局发展，就是这样的良好开局。只是由于后来长期采取的经济封闭体制导致工业化的发展几经曲折。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既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又使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经济优势，实现了持续达30多年的经济起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史上，就人口经济体量和持续的时间来看，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由于我们经济起飞时的人均收入起点很低，目前我们仍然处在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中期。从这个角度看，并没有超越二战之后相当一批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今天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与东亚已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要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挑战。
从先进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过渡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城市经济主导，农村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其前提是实现农村就业人口向城市就业人口顺利转移，使得国家的绝大部分就业人口转入现代的城市经济体系，从而改善农村的人口资源关系，使留村的农民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方式的规模经营，从而消除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情况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工业和城市经济能够吸纳的农村转移人口有限和缓慢，因此，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
同时，也有一部分国家，典型的如上世纪后期的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城市化率很高，但进城农民的相当大部分并未进入正规部门就业，融入城市化的市民生活，而是进入了城市贫民窟，从而形成了城市化的梗阻和消化不良。
而且城市的紧密近邻效应，形成了更加鲜明的贫富悬殊和对立。加剧了政治思潮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当然更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如印度，既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滞留，又有城市贫民窟的普遍存在，这种进城留乡都难以摆脱困境的二元经济结构当然更容易使人感到无助。
显然，无论城乡之间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城市内部存在贫民窟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不是可融入的城市化。
对比之下，二战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一个共同特点是实现了可融入的城市化，即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了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并将其全部市民化，没有形成规模意义上的贫民窟。
这样连续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将国内绝大部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又没有消化不良，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的素质提高与产业升级同步。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成功实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自然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放眼全球，除了沙特阿拉伯和阿曼这两个产油国和巴西刚达到边界外，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的高收入国家都是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化超过70%以上），同时又没有成规模的贫民窟，即实现可融入的城市化的国家。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但又还保留着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大量的家庭分离，6000多万儿童不能跟随务工的父母生活，留守在农村老家，从而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两栖状态。
这种特殊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过去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过巨大作用，这也是中国农民工曾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原因。但是，这种几亿劳动人口在城乡间的长期流动，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劳动时间浪费和对交通运输能力的压力，造成人力资本素质不能随产业升级而提高，造成非举家迁徙的家庭悲剧和第三产业的长期压抑，造成农村土地集约使用的瓶颈和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的障碍，而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也不可能再返乡务农，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即可融入的城市化，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均等化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农民进城可融入的核心，一是就业，二是居住。从农民工的称谓可知，就业从来不是农民工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工作早已自己找到，而且由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他们也并没有找不到工作的后顾之忧。农民工的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居住问题。
我国农民进城务工通常是单身形式，大量居住在集体宿舍、地下室和城中村、城边村的农居中。所以我国虽然表面上看不到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公开蔓延的贫民窟，但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与环境实际上与贫民窟无异，而且通常还不能将妻子子女带在身边。所以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实际上是把中国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列入贫民窟的范畴，如据其2005年的公布数字，中国贫民窟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达32.8%，甚至还高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的水平。
因此，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城市的安居和能举家融入市民阶层的居住环境，是可融入城市化的主要测度，也是我们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