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仍在艰难地消化艾伦·格林斯潘在1987—2006年美联储主席任上所留下的遗产。因此，现在就对他的即将卸任的继任者本·伯南克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但伯南克及美联储在他任职期间——亦即国内经济弱势演变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相对萎靡期间——所扮演的关键的国际角色不应该被忽视。
在过去的五年中，世界被危机困扰，美联储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了世界经济：积极地买入长期资产——所谓的量化宽松（QE）；以及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提供国际流动性。我们来逐一考察。
不管QE对美国经济形成了什么影响，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温和的。第一轮QE毫无疑问利大于弊，因为它最小化甚至消除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全球萧条的尾部风险。
平心而论，美联储此后的动作在世界其余部分毁誉参半。2010年和2011年，QE让资本流向新兴市场，激起了关于美国在实施某种形式的货币操纵的指责。2013年5月，伯南克释放出可能退出QE的信号，这又让新兴经济体面临相反的压力：资本外流和汇率急剧波动。
在这两个阶段，美联储所受到的指责大多反映了受影响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失误。比如，巴西对资本内流的抱怨声最大，因为其货币在很短的时期里过度升值，但罪魁祸首其实是国内工资上涨和过热，而不是美联储的政策。
类似地，印度因为伯南克暗示美联储将“减弱”QE而严重受创，但这只是因为其经济出现了高通胀和庞大的预算和外部赤字。新兴市场似乎忘了，它们容易受到美联储政策的影响，正是它们在加入金融全球化时所争取的东西。
与此同时，美联储对其国际责任也十分清楚，通过在极端金融压力时期增加美元流动性起到了建设性作用。雷曼兄弟倒闭后，美联储（通过互换安排）向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韩国央行提供了美元流动性。同时，它还向欧洲各央行和日本银行提供了近乎无限的相同的流动性。这些行动缓解了极端紧张的金融条件和相应的市场波动。
美联储对新兴市场央行的支持是令人瞩目的，因为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没有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后，IMF被看做是美国霸权的工具。这些国家更愿意通过美联储直接和美国打交道，而美联储显然没有重蹈IMF之耻的覆辙。事实上，美联储支持的速度、时机和效果让IMF也开始采取类似的机制。
美联储对欧洲的支持也令人瞩目，因为当时美国政府的其余部门事实上都是旁观者——光说不练，并没有为欧元区受困经济体提供真金白银。就连增加IMF资源的措施也因为美国政治僵局而不了了之。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的重要盟友，都通过了强化IMF所需要的立法；但是，由于国会的抵制，美国自2010年以来从未产生过类似的动作。
美联储为何能在美国国际领导力持续低迷的时期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原因很简单：尽管美国经济十分萎靡，并且美国政治因为两极分化而几近瘫痪，但美元需求仍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伯南克有效地利用了他身为叫做“美联储”的强大的美元印钞机控制者的角色。
美元霸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已经开始日益受到人民币的挑战，我在我的著作《侵蚀：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宰力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对此已有描述。但美国霸权的残存实力让伯南克成了建设性的高效国际领袖。随着他的离任，人们开始给予他“直升机本”的称号，因为它给美国经济注入了大量现金。但历史不会忘记“大使本”的关键性全球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