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一度实行完全彻底的西化政策，最终加入北约组织，成为美欧的盟友
在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以世俗化和西方化著称，长期实行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早在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就提出实行西化政策。在他执政的16年中，为了消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他实施了彻底、专制、激进的西化改革：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被废除，清真寺被拆毁，宗教学校被关闭，阿拉伯语言被废止，宗教媒体、报纸机构被查封……在凯末尔的强力推动下，每个土耳其人必须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像西方人一样思考，穿着西方人的服装，听着西方人的音乐，说着西方人的话语，迈着西方人的步伐。一旦有人胆敢提出异议，就会遭到严厉的规训与体罚。
土耳其西化决心很坚定，而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为西方接纳土耳其创造了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遭到彻底失败，英、法的力量也被严重削弱，美国则依仗其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统治地位。1947年2月21日，英国照会美国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继续给予援助。在美国看来，土耳其是阻止苏联力量南下和进入地中海的前沿阵地。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强调必须给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国家以援助，防止其落入苏联的怀抱。美国国会两院经过辩论后，通过了关于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终于使这两个国家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1953年土耳其加入北约组织，成为美欧的盟友。
总是有点“生不逢时”，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诉求不断遭到拒绝，入盟前景忽隐忽现
1959年，土耳其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了联系国申请，1963年9月土耳其便与欧共体签署了《安卡拉协议》，成为欧共体的联系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土耳其国内政局动荡，发生了数次军事政变。欧共体以土耳其国内政局不稳、与周边国家关系不睦为由拒绝其加入该组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土耳其作为对抗苏联前哨的作用在西方外交战略中的权重下降，加上此时的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进程加快，土耳其入盟诉求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
面对中东欧国家入盟带来的冲击，土耳其转而采取先争取与欧盟缔结关税同盟的策略，1996年双方缔结了关税同盟。土耳其本想以缔结关税同盟为基础再进一步推进入盟战略，但1997年欧盟卢森堡峰会虽然宣布土耳其有资格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却提出土要解决人权、尊重少数民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妥善处理与希腊关系等一系列条件，令土耳其大失所望。1999年12月，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欧盟赫尔辛基峰会确定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但仍以土耳其在政治、人权和法治等方面不符合欧盟标准为由，拒绝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2005年，双方正式开启入盟谈判。不幸的是，土耳其又赶上了“欧盟疲乏症”影响，加上2006年因与塞浦路斯纠纷，欧盟干脆终止与土耳其继续进行谈判。其间经历多次反复后，2013年11月，欧盟与土耳其再次展开入盟谈判。今年年初，土耳其与欧盟高层互访频繁，1月21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造访欧盟。1月27至28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土耳其。高层互访让土耳其重燃入盟的希望之火。
土耳其是一个与欧洲“ 有不同文化、不同的处事方法、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国家土耳其入盟进程波折不断，既有其本身的原因，更有来自欧盟方面的原因。
首先，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等指标上仍不符合欧盟标准。尽管土耳其坚持西化政策近百年未变，但仍与欧盟要求有差距。军队在土耳其政治光谱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时常影响甚至左右政治体制运作。20世纪60年代至今，土耳其多次发生军人政变，政局不稳。欧盟还批评土耳其的宪法与西方不接轨，存在很多歧视性规定：如1982年宪法中规定，大学生不能参加政党，选民年龄为20岁，各党不得成立妇女和青年组织等。尽管土耳其按照欧盟的要求对宪法进行了多次改革和修正，但仍难以满足欧盟的要求。
其次，欧盟对土耳其的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忧心忡忡。历史上，土耳其曾建立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和势力扩展到整个巴尔干半岛、西亚和北非地区。土耳其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特点决定了它更像是一个东方国家而不是西方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其宗教中仍占有支配地位，它与欧盟这个“ 基督徒俱乐部”格格不入。文明的异质性直接导致欧盟在接纳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忧心忡忡。法国前总统、曾任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的德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土耳其是一个与欧洲“有不同文化、不同的处事方法、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国家，土耳其入盟将是“欧盟的终结”。一些欧洲人甚至担心它入盟后会成为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导致伊斯兰势力的扩展，直接威胁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生存。
最后，“扩大疲乏症”成为困扰欧盟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挑战。2004 年中东欧国家入盟之际，正值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化、诸多西欧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之时，国内社会矛盾突出，结构改革压力加重。入盟后，由于扩大仍需要一定的消化期，导致上述问题仍在发酵，西欧民众将问题归咎于欧盟东扩。2005年法国、荷兰公民先后公投否决欧盟宪法，部分原因是对欧盟扩大的不满。2004年至2006年，老成员国公众对欧盟扩大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暂停”扩大的声音不断增强，“ 扩大疲乏症”日益蔓延。200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主权债务危机，加深了欧盟老成员国对“扩大疲乏症”的恐惧，对于接纳土耳其这样一个大国表现得越发谨慎。
调整“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土耳其在中东地区试图扮演“和平之锚”角色
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了调整。他从凯末尔倡导的“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开始向东方倾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改善同周边中东国家关系。长期以来，土耳其与中东邻国关系一直不睦，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存在边界争端、水资源争夺、意识形态斗争等。2002年，土耳其开始寻求同这些国家缓和关系。2009年10月，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结束了两国间的长期纷争与对抗；在长期困扰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北塞浦路斯问题上，近两年也逐渐趋向缓解，2013年，土外长达武特奥卢访问希腊时，与希腊就解决北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广泛协商；土耳其还与叙利亚、伊朗实现了政治和解，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增长。
二是对以色列的强硬政策持批评态度。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两国还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土耳其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但在巴以、阿以问题上极力避免因卷入中东事务而开罪以色列。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开始撮合叙以和谈、巴以会谈以及伊拉克教派和解，以期维护中东的“广泛和平”。在执行这些外交方略过程中，土以关系开始出现矛盾。土耳其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的强硬政策，承认哈马斯政府的合法性，抗议以色列袭击加沙的“铸铅行动”，反对以色列封锁加沙的政策。在2010年5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船并导致人员伤亡后，土对以政策更趋强硬。在土耳其强硬政策的背后，其实质是土耳其在中东地区试图扮演“和平之锚”的角色，彰显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在东西方外交的折冲樽俎中，土耳其逐渐形成其外交政策的新标签——“土耳其模式”
近年来，由于土耳其经济不断发展，外交政策进行大胆调整，国际学界高呼“土耳其模式”卷土重来。事实上，正是通过在东西方外交的折冲樽俎当中，土耳其获得了信心，“土耳其模式”的特点更加明显，并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新标签。
首先是维持经济改革势头，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土耳其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私营经济体制较为活跃，长期以来坚持多元化和出口导向，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贸易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自2002 年开始，土耳其经济进入了长达6 年的高速发展时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放缓，但政府加强了宏观经济管理，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经济运行平稳。其经济虽在2012年有所下滑，但相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增长已属强劲。
其次是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传统的成功嫁接。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土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化。这种成功嫁接使得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在中东乃至世界独树一帜。
最后是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从完全倚重西方到重视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加快“向东看”步伐。两线出击的外交政策凸显了土耳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土耳其也试图从目前的中东地缘重组中积极介入地区事务，获得更多的地缘利益和话语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与西方在中东问题上展开合作。
总之，“土耳其模式”显示了土政府寻求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平衡，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平衡，着眼于土耳其多重属性和社会现实，兼顾传统历史文化元素和价值观，迎合了社会各阶层的多样化诉求。
尽管中东对土耳其有着一定的诱惑力，但欧盟对土耳其有着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吸引力
对土耳其而言，加入欧盟的直接动机是利用欧盟在当今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来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21世纪土耳其的战略目标是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十强之列。由于同中亚和阿拉伯世界结成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共同体的希望渺茫，加入欧盟来壮大自己成为土耳其为数不多的理想选择，与法、德等欧洲中等强国“联合做大”的模式，对土耳其极具吸引力。
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土耳其西向政策的根本。欧盟国家是土耳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土耳其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是同欧盟进行的，60%以上的外资由欧盟国家提供。一旦成功加入欧盟，整个欧盟市场会向土耳其的商品和劳务完全开放，土欧间的贸易规模势必扩大；另一方面，大批欧洲企业的进入也必将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土耳其的经济竞争力。
而对欧盟来说，虽然它暂时不会接纳土耳其，但从长远看，接纳土耳其也势必为欧盟带来极大的战略好处。
土耳其是扩大欧盟战略纵深的绝佳跳板。它地处亚欧大陆战略结合部，扼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之要冲，是欧亚间必经的陆上与空中通道，是欧洲与俄罗斯、乌克兰的海上通道；与中亚5 国拥有相似的政治、文化、语言及历史联系。同时，土耳其又是西方俱乐部重要一员：它是北约成员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也是欧盟联系国，这种特殊身份使土耳其有可能在中东、中亚及巴尔干的冲突中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欧盟因为拥有了土耳其可以极大拓展外交空间、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尤其是扩大在中亚和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影响力。
土耳其目前是全球令人瞩目的新兴市场，是全球青睐的投资场所。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则欧盟的单一市场又可迎来极大的扩展机遇，从而将触角伸向7000万消费者市场。尤其考虑到在深陷经济和债务的双重危机背景下，许多国家认为，欧盟需要土耳其这一新兴市场国家的加入来提振其经济，土只能是欧盟发展的“正能量”，而不是稀释欧盟团结的“负能量”。事实上，土耳其的入盟不但得到美国的支持，还得到了以英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盟多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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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想象与身份构筑
19世纪法国外交家朱尔·康邦关于外交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一国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一国可以更换领导人或改革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因此，地理，或者说地缘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外交政策或世界政治的根本出发点。”
在地理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国家就有了“左顾右盼”的空间。人们将地处欧亚的俄罗斯称作“双头鹰”，意指其政策兼具有亚洲和欧洲两种取向；人们称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为“两扇门”，意旨其即注重欧美，又寻求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匈牙利外交也被赋予了更加诗意的表述，该国总理欧尔班将之形象地描述为：“我们坐在欧盟的船上，但需要来自东方的劲风。”这些国家的外交特色皆因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产生。俄罗斯横跨欧亚，背靠欧盟，前眺亚洲；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的诸大国瞩目之地；匈牙利则是典型的中欧国家，夹在大国之间，是从欧洲踏入亚洲的阶梯和跳板。地处欧亚，还与热闹的中东、北非相衔接的土耳其，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被赋予了相似的外交想象。
土耳其外交虽然多方出击，但始终追求一条主线—— 融入西方、加入欧盟，尽管这条路充满曲折和艰辛。从持续动荡的中东和北非、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亚那里，土耳其难以找到令自己满意、让对方接受的身份认同。土耳其有做大国的雄心，但新世纪以来，大国国际战略重心纷纷东移，使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交界处的地缘格局愈发敏感。在更大块头国家的关注下，作为中等强国的土耳其已经无法在这里纵横捭阖，也不足以成为支配周边局势的主导者。融入欧盟，做大做强，是土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选择。
目前，土耳其的外交大方向较为清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欧盟接受其身份，尤其是在社会层面彻底接受土耳其。也就是说，在社会层面通过“社会化”来实现“欧洲化”，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土耳其社会的身份构筑一直面临很大的问题。土耳其社会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比较认同“伊斯兰人”，到了凯末尔改革时期，又转型做“西方人”。“伊斯兰人”身份是土耳其存在和发展的源头，“西方人”身份是土耳其复兴和发展的根基，二者均根深蒂固，甚至出现了二元对立。
当今的土耳其人一部分认同世俗之路，坚持做文明的“西方人”；一部分怀念着曾经的帝国辉煌，希望做“伊斯兰人”。在“伊斯兰人”的身份观中，西方是必须被征服的对象；在“西方人”的身份观中，伊斯兰是必须被剔除的耻辱与愚昧。于是，两者的针锋相对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极大冲击了政治稳定。如不断发生的“荣誉谋杀”案。“荣誉谋杀”是指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被杀害的原因主要是“失贞”和“不检点”。
土耳其的身份问题确是其入盟的主要障碍之一。欧盟仍把土耳其看作“东方的”“伊斯兰的”。从欧盟坚持的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东方的”和“伊斯兰的”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歧视和负面含义。但从欧盟扩大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差异、社会排斥所造成的影响巨大，是欧盟始终无法解决的心病。2004年欧盟最近一轮爆炸式扩大显示出，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可以做到经济赶超，可以融入欧盟外交决策体制，可以加入欧元区，但中东欧社会融入欧盟仍很艰难，社会差异造成的移民问题、极右主义、疑欧主义、欧盟内部东西发展差异等，让欧盟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民意日益对扩大的欧盟表示不满，反馈为“扩大疲乏症”，他们认为新欧洲国家在蚕食或者剥夺老欧洲的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这也严重影响欧盟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其经济增长和竞争力。
实事求是地讲，土耳其不愿意也无能力因为自身的加入而改变欧盟的“底色”。担心土耳其的伊斯兰背景会稀释欧盟的基督教身份认同，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在欧盟所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上，土耳其也形成不了障碍。基本人权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统一体是欧盟最重要的认同，土耳其在共享上述认同上并无问题。尽管二者在宗教和文化观念上差异很大，但这并非欧盟核心价值所首要强调的。一种观点认为，欧盟应该对土耳其社会的“ 欧洲化”表现出一定的耐心，而非因噎废食，更不能为了保持基督教俱乐部的“纯洁”而“ 将土耳其这个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一个“多元文化”的欧洲，是欧洲一体化之父们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