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称为“最严环境保护法”的新环保法规出台。
最近两三年来，京津冀经常处于雾霾之中，就全国范围而言，也基本如此。新年伊始，环保部即通报，全国15%的国土遭雾霾，北方20城市污染严重。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在去年全国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有50%左右的国土遭遇雾霾，20个省的104个城市遭遇严重污染，考虑到我国实际上适合居住的范围，大约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内，则主体国土，约80%的区域遭遇污染。
发展模式转型迫在眉睫
传统发展模式，已至尽头。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年均约10%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亦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轨迹来说，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发展速度，不可以永远高速，而一旦中国步入平稳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另辟蹊径。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粗放，在环境领域牺牲巨大，不少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一定程度上忽视乃是默许了对于环境的破坏，大规模雾霾的出现，是对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巨大警示。
中国的崛起，还面临着大国争雄的挑战。在2012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在世界前六名中，金砖四国全部入选。未来10年，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印度和巴西， 也预计将在某天超过美国，而在2012年，中国的资源消耗已经世界第一，中国的崛起，不仅要与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更要与金砖国家争夺生存空间。
十八大报告突出生态文明概念，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为一体，建设美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的南方巡视中称，中国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由此，提倡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平衡兼顾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必然。中国的崛起，急需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大势所迫。
政府力量的局限
北京的雾霾借由两会，放大了中国环境污染的效应，终于引起了决策层的警觉。本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称像对贫苦宣战一样，对环境污染宣战。
虽然国家公布了庞大的治污计划，政府决心很大，不过，未来的污染治理，不可忽视市场的力量，不可忽略社会的力量。
治理污染，首当其冲的，涉及到财力投入。而相对政府投入，发挥市场的力量更为重要。
在前一轮的污染治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级政府的财力投入，多数是不够用的。北京可以投入7600亿治理污染，未来可能达到1万亿，固然鼓舞人心，但是，全国没有几个像北京这样财力雄厚的城市。地方的另外一个难处是，最近几年，各地普遍投资过猛，积累了大量的地方债，地方还债任务繁重，而且未来民生投入需求巨大，在此情况下，投入环保的财力，恐怕更要受到限制。
来自中央政府的财力支持是有限的，国内多数城市应更多地依靠企业和社会的投入。本次中央政府准备拿出50亿元治污资金，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发放，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具体包括京津冀蒙晋鲁6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其中，河北也就得到40%的资金，也就是仅仅20亿。
要推动地区之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但是，转移支付仍然是一个政府手段，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建立，甚至有时候跑偏了，比如本次南水北调东段，江苏扬州是东线的水源地，但从2006年至2013年，当地水价却连续7年上涨，而涨价名目，是代缴“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本来是应该获得补偿的地方，却要为南水北调的成本买单。在未来，这种情况仍难避免。政府之手，有时候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让资本而非权力更多主导环保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绝非一句空话。
在过去几年的投资热潮中，民间的投资，逐步超过政府的投资，去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近60%为民间投资，BT模式在各地普遍流行。未来在环保方面，民间力量超过政府力量，亦应为大势所趋，广开财源，方可保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进行。
目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全球推行“自然资本宣言”（NCD），倡导用金融手段，包括贷款、投资和保险等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方面的事务。未来，环保金融的模式在国内的需求亦将日益扩大。比如北京方面曾拟对居民征收大气污染方面的费税，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是金融机构或者是企业先期投资某一个小区一定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比如植树种草，然后通过改善环境之后，再向居民收取一定费用，就比政府运作要灵活得多，而且无需动用政府财力。
未来，地方的工业污染治理，也需引入市场机制，比如由一家公司出资，治理某条河流的沿线污染，然后由此家公司向造成污染源的众多企业一起收费。当下，对于工业污染，很多地方都是捡污染最厉害的企业进行罚款，以图杀一儆百，最后实际并没有解决污染问题，而借助市场的力量，则可真正起到作用。
近年来，中国的赤潮现象越来越严重，中科院生态所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进行红树林复原，以及黄河三角洲湿地复原，未来即可借鉴国外湿地修复模式。在美国，流行一种“湿地银行”的模式，比如地产商建房需毁掉一块湿地，就必须出钱在别处另建一块同等价值的湿地，此时，就可以发挥NGO或者是企业的力量。让其先行出资修复或者重建湿地，最后，地产商出钱，建设方收回成本并赢利。美国最著名的湿地银行家Kevin Erwin，就曾参与了佛罗里达等地的湿地修复。未来，在生态破坏严重的中国，这种模式亦前景广阔。
让社会而非政府成为环保的主角
为什么治污还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呢？某种程度上，这源于政府“万能”的失灵。
比如，自2005年以来，环保部曾试图推行绿色GDP ，但是却一直难以落实。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投鼠忌器。
在中国仍风靡GDP主义，注重物质财富的增速时，众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注意水、空气、土壤、森林、湖泊等“自然资本”的价值。1997年，当时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罗伯特·康世坦（RobertCostanza）联合十几位学者，首次系统地测算出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服务价值约为33.3万亿美金，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这个数据被普遍借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科学家麦格林（Jacqueline McGlade）曾在2003年至2013年担任了两届欧洲环保署长，在她任内，欧洲环保署多年来推行一项名为“欧洲国家环境绩效”的排名，此排名亦对欧盟各国的自然资本进行了估值。
在国内，大约在2004年，第一个绿色财富核算在神农架进行试点，2006年通过验收的结果显示，神农架当年的绿色财富价值约236亿元，是当年GDP四倍以上。人均30万元,大约是全国人均GDP的30倍。但最终，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国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关于国家和各个省市的自然资源估值的风潮。
仅从技术角度而言，在大数据时代，自然生态的变化情况，不难获取。欧洲环境署曾推出了个名为“地球之眼（Eye on Earth）”的技术项目，在2012年里约峰会上被确认为全球性公共环境信息平台。
技术不是问题，难的是摆平地方的发展利益。当年曾参与测算神农架自然资本估值的学者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小峰回忆，测算结果出来之后，引起了普遍的争议，一个争议是，这个236亿是否精确，不同的地方自然资本估值是不一样的，青海和北京就不可能一样，另外一个争议是，神农架当时在湖北的GDP倒数第一，若按照自然资本价值算却排名第一，而很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反成为负面典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形成了对立。环保局就此左右为难。若强行推动，必招致地方反对。环保部在更高级别的权力阻碍面前，就开始失灵了。
社会组织的力量与灵活性逐步显现。事实上，在国外，这种估值也多数由社会组织完成，只是鉴于中国大政府的传统，以前社会的力量被抑制。未来，可以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对于自然资本的估值，国内有一家名为德稻环保金融研究院（IGI）的机构，即雄心勃勃地汇聚了全球顶尖科学家和学者，计划推出中国各个省市的自然资本的估值情况。环保部顾忌的事情，作为社会组织，他们反可以放胆去做，这就是社会组织在某些方面比政府机构更灵活的地方。
治理污染，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一个评估，否则一个地方的生态到底破坏到什么地步，发展到什么地步，都是一笔糊涂账，环保检测往往更多是运动式的对企业罚款。未来，中国应该也可建立一套对于生态系统的估值，然后根据每年的变化，对于各个地方进行奖惩。
无论是环保的资金来源，还是社会动员，都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而且需要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当下，除政府机构外，一些社会环保机构也逐步崛起，如国内的自然之友，环境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等，未来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些组织的作用将逐步显现。
不喝西北风，也不吃光子孙饭
本次两会上，与“卖空气罐头”相映成趣的是九江市委书记殷美根，九江是中国欠发达的地区，殷美根的疑问是，欠发达地区不要GDP，难道要喝西北风？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隔空对话。
事实上，不同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诉求也不同。东部最近几年增速普遍下降，中西部则发力猛追。
如果你问贵州当地人，到底要山水，还是要钞票时，恐怕多数人选择是后者。对于穷人来说，繁华世界比青山绿水的吸引力大多了。为什么国家这些年对生态保护选择性漠视？这不仅源于政府的发展冲动，亦源于民间的发展冲动。
欧美国家的高污染产业基本都已转移，生活水平也步入稳定期，中国创造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环境亦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但仍然穷。要求中国达到欧美那种环保水平很难。
习近平在两会前夕不戴口罩，亲临南锣鼓巷游乐，实际上就是要表明决心，一定要转变中国的发展模式，治理污染。
最近三年来中国在经济增速与单位能耗方面的变化，即可看到未来趋势。从2011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9.2%、7.8%和7.7%，呈缓慢下降趋势，而同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则分别减少2%、3.6%和3.7%，呈快速递增趋势。
这里，可以看到国家战略的变化。国家调低了经济增速的预期，我们的增速稍微低一点，实际上在全球领域仍然还算很高了，而我们在生态保护领域，步伐需要更大。通俗地说，经济慢一小步，环保快一大步。
最近几年，国家一直在提倡“底线思维”，后发地方确实不能喝西北风，要快，但是，不能打破生态环境的极限。不能把九江、贵州这些地方，搞得跟北京一样雾霾重重。
关键是平衡。作为穷国，中国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也许是，在增速方面，保持一个长期的次高速，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速度。
力倡“卖空气罐头”的贵州，最近几年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倍增计划，近三年来贵州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5%、13.6%，12.7%，增速在全国省份中居前三名。大批大批的工业园区拔地而起，贵州遍地青山绿水，纵使大搞工业，生态环境仍可领先全国。既可搞工业，又可以“卖空气罐头”，贵州在中国的双面优势，将日益明显。
而位居中部的武汉，最近几年也为发展快速的地方，其速度在在计划单列市中名列第一，作为坐拥江湖山川的“江城”，武汉的生态环境，在大城市中优势比较突出，在经济发展和保持生态环境方面，武汉拥有比北京和上海等地更多的弹性空间。可持续发展性更强。在武汉的远期规划中，体现出了一种“底线思维”。武汉的最大底线是，绝不填江。而在其3000多平方公里的都市发展区内，保留了1500平方公里的生态底线区，说白了，发展区与生态区，正好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或者就是未来多数中西部城市的普遍发展模式。首要重视物质财富，顺带生态环境保底，金山有价，青山无形。金山代表现实，青山留给未来，保持现实与未来的平衡，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显性财富与隐性财富的平衡，积极进取与敬畏底线的平衡，方为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