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是一件苦差事，从数据采集到逻辑梳理，研究的难度较大，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追赶效应”进入尾端
“追赶效应”描述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在发展初期更容易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我们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贫穷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分工的时候，贫瘠的技术积累、低廉的要素价格、匮乏的资本存量以及脆弱的产业结构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后期追赶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贫瘠的技术积累与低廉的要素价格，导致少量的资本投入就会大大提高单位劳动的生产效率；在本国资本存量匮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实现，而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可以为其提供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理念也会随之进入。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穷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生产效率与资本投入会同时提升。国际经验显示，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追赶效应会最为明显，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追赶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步减弱，代工式的传统模式下的弊端逐步体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化可作为考察追赶效应较好的参考指标，但是一方面TFP指标是个后验的指标，另一方面计算起来太过复杂。我们可以换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基础产业中制造业的可贸易性程度最高,因此，我们可以对工业化率的变化展开分析。
韩国和日本同属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韩国的发展历程很值得我们参考。由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进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工业化速度较快；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有所放缓，而在逐步接近以及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整个工业化进程结束，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趋势上行。
亚洲部分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如泰国和马拉西亚。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比较快，但在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明显放慢，近年来随着向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逐步迈进工业率开始出现下降；泰国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速度较前期也开始减慢。拉美国家具有类似的规律，但整个发展历程反复无常、波动过于剧烈，人文、社会结构也与中国迥异，对我们的警示作用大于启发,尤其大家最常谈到的阿根廷，类似逆生长的发展路径，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大相径庭。
要素价格不再廉价
要素价格低廉，是穷国在追赶过程中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优势会逐渐被透支殆尽，或者至少相对优势在下降，对于生产国这种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我们以制造业雇员人均实际报酬作为衡量指标，审视一下主要经济体劳动力成本近些年来的变化情况。较为有趣的是,同时作为先发国家和典型消费国的美国、加拿大1970年代至1990年代劳动力成本的变化非常小，20年间劳动力实际报酬分别提升了3%和20%。相比而言，典型的生产国如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非常明显。其中，日本、德国、新加坡20年间劳动力实际报酬分别提升70%、60%和70%；韩国作为典型的后发生产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的最为明显，20年间提升了近四倍。
阿根廷、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入“陷阱”前劳动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显，但随着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的停滞、波动加大等，劳动力要素的实际成本阶段性地出现过回落。
看到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该段时期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不是出现了恶化。事实上，先发国家与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除日本部分时段略有回落，其他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劳动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显上升。尤其韩国最为明显，劳动人口占比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明显上升，从55%左右提升至接近7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劳动力实际成本明显上升的阶段，劳动力占比也是在明显上升的，或者如阿根廷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因此，人口结构根本不是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逻辑，可以采用“两部门”模型解释(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将整个经济体分成“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那么加入全球贸易分工会从两个层面导致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行。首先，由于追赶效应的存在，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较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之前出现明显提升，并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提升，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流通带动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其次，如前所述，追赶效应会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可贸易部门的占比也会逐步提升。因此，“追赶效应”带来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素价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会逐步削弱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的国际竞争优势，或者说逐步消化掉了后发国家早期发展模式的相对竞争优势。
内外失衡不断加剧
导致传统模式枯竭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内外失衡的不断加剧。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三元结构”下，“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实现了良好的外部循环，但却加剧了主要参与方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以美国、欧洲（德国除外）为代表的消费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以德国、日本、中国、东南亚国家等为代表的生产国和以部分拉美国家、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国，经常账户则持续顺差。生产国与资源国持续顺差获得的美元等货币，最终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形式流回到消费国、支持消费国的过度消费。整个产业链条分工环环相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国和资源国持续的顺差、消费国持续的逆差，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持续存在。而且，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定位越单一的国家，贸易不平衡的程度越深。
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内部失衡的出现，有时候源于事件性冲击的出现，更多时候则与该经济体的政治、文化乃至国民性等诸多原因有关。以拉美国家为例，普遍不喜欢储蓄，所以储蓄率历来比较低，但同时又要发展经济，所以只好靠借外债的形式弥补。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时表现的尤其严重，为讨好选民，政府对经济做出的承诺需要引入资金实现，于是外债规模不断增加，并最终导致了本世纪初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
内部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主要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对比上，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大致情况。数据显示，拉美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出口附加值相对会比较低，而且出口对象往往比较单一。这使得这些国家抵抗冲击的能力非常差。当全球经济低迷，或贸易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初级产品价格会剧烈波动，那些出口占比较高、且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议价权，往往受到的波及会更大。再叠加上脆弱的国内经济结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链，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为低端的层次，无法实现真正的突破，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一个视角，我们可以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上分析主要国家内部均衡与否的问题。举一个不太恰当但比较形象的例子，这就像一个人财富量与消费层次的匹配与否问题。工业化可以类比成一个人的财富量，城市化可类比一个人的消费层次。历史规律显示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同步提升；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率逐步降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会明显降低，但城市化率总体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城市化率超前，而工业化率不够或者工业发展还处于相对低等的水平。超前城市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贫民窟的出现与社会问题的增多，贫困、失业以及混乱的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二元分化，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盛行，进一步扰乱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程度的贫困，并加剧转型升级的难度。
转型缺乏核心支撑力
事实上，融入全球产业链条的好处不仅包括早期“追赶效应”带来的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还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术、设备与管理（很多时候是从先发国家淘汰下来的），弥补本国资本积累不够、技术效率低下的不足。但是这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会面临另外一重的阻碍，主要包括：先发国家设定的技术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等。如果说早期生产技术的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山寨”，那么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提高产品的研发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疑都在发展过程中提高了对研发创新的重视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反之，对研发创新点不重视导致“追赶效应”之后产品竞争优势缺失、国内产业结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下降。
从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每百万人研发技术人员数量等指标来看，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研发对经济的贡献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较长时期的国家研发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很低。这使得他们在全球贸易链条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较长一段时期维持在相对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冲入高收入群体或中高收入群体，也会因承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较低，而经常出现经济的剧烈波动，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