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原本只是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声索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与美、日、澳等区域外大国并无直接关联，更不涉及所谓的国际规则与地区秩序问题。但是，近年来美国以确保“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强势介入南海争端，致使该地区局势急剧恶化，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对于南海博弈会否导致中美直接对抗的深度担忧。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美国关键盟友的澳大利亚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由密切配合美国的行动，成为南海争端进一步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手”以及除日本以外又一个在南海问题上紧跟美国的“重要帮手”。不过迄今为止，南海问题中的澳大利亚因素并未如美国因素甚至日本因素那样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分析只是偶尔散见于论述中澳关系、美澳同盟以及澳大利亚宏观对外政策时顺带展开的部分话题之中，而且这些分析更多只是强调澳在南海争端中坚持所谓“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并未能够就此种立场背后所蕴含的政策取向乃至战略意指作出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批判吸收国内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与地理、经济与安全、美国与中国、规则与秩序等多个层面，对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进行一种更为系统的理性分析, 以求能够准确揭示其政策逻辑和内涵,全面把握其政策取向与限度,为进一步探讨南海问题的疏解路径和管控方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地理、历史、东西方
澳大利亚东濒太平洋的珊瑚海和塔斯曼海，北、西、南三面临印度洋及其边缘海，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隔海相望。“如果按照地理位置的逻辑，居住在澳洲大陆的应该是亚洲人”，然而，“因为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生活在这里的却绝大多数是西方人。”澳一直自视为欧洲文明在海外的延伸部分对英国的母国情节根深蒂固，对欧洲文化、宗教、价值观有着强烈认同，甚至高调宣称西方价值观是其“立国之本”和“国家精神”。但是，作为“地处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者“被错放在亚洲的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毕竟离欧洲有“万里之遥”，而距亚洲则“近在咫尺”，其国家属性也因此呈现为“一系列矛盾的集合体”。尽管“那些自认为属于西方文明直系的澳大利亚政治文化精英，几乎天然地就对其文化、语言、宗教形态迥异的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戒心”，但“与亚洲国家为邻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继续立足西方还是选择融入亚洲”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也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安全是和英国的关系分不开的”，“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它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以至于“很少有人愿意卷入世界政治的旋涡……或者去了解整个世界体系的性质”。但是，二战的爆发“破坏了以前所能接受的澳大利亚安全的原则”，使得“那种决定亚洲和太平洋人民态度的有关历史和社会力量的知识同关于西欧文化的知识开始变得同等重要”，而“对其毗邻亚洲这一事实周期性的发现”，也由此成为澳战后历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当然，这一过程明显受到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影响，以至于在如何定位自己的国家身份问题上，澳历届政府所呈现给世人的，都往往是一种“在立足西方与融入亚洲之间纠结”、“在历史文化与地理位置之间徘徊”的镜像，并因此被称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不过，类似的判断显然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冲突客观上并未妨碍澳大利亚立足于西方标准而对发生在东方的事情采取行动，这其中既包括冷战时期参加朝鲜战争和卷入越南战争的行动，也包括冷战后主导东帝汶维和、平息斐济和所罗门的行动，以及一直以来对于东南亚事务的介入和干预行动。特别是在东帝汶危机的前后两个阶段，澳大利亚的政策立场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而最终采取的行动则代表了其处理本地区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按照“霍华德主义”的说法，“澳处在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的交叉地带”虽然“在地理上位于亚洲”但“其根基是西方的、英国的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又与北美有着强大的联系”，因此“没有必要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做出选择，而应当以国家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按照自己的条件在本地区发挥有影响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面对历史文化与地理位置之间的“选择性困境”，澳大利亚事实上已经通过“立足西方”和“融入亚洲”之间的“再平衡”找到了其对外政策的契合点这就是在所谓“西方基因”之上增加“东方元素”，或者说是立足于西方的标准应对和处理发生在东方的事情，而不是相反。尽管霍华德之后的历届政府依然每每在“融入亚洲”和“回归欧美”之间各有侧重，并继续给人以澳仍旧在历史与地理间徘徊之感但这样的状况更多只是属于政策制定者面对特定情势和任务的“权宜之举”，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外政策思维与行动的“主导逻辑”。正是在历史文化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澳大利亚认为它有足够的理由和充分的依据继续关注南海争端，并肯定会以自己认为必要的方式进一步加大介入力度进而影响相关事态的发展，因为这符合其对外政策思维与行动的“主导逻辑”。
二、经济、安全、权力场
“经济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追求的最主要利益”，也可以说是“根本利益”。澳大利亚之所以积极介入南海问题，首先就是因为它在该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而多年来它之所以一再强调“融入亚洲”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该地区经济价值的强力吸引和促动。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幸抓住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并成功分享了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红利，澳才不致沦为李光耀所曾预言的“亚洲贫困的白人渣滓”，成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根据澳外交与贸易部的数据，目前其10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处于亚太地区，有7个属于西太平洋国家。如此众多的经济伙伴汇集于该地区，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澳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考量，特别是伴随其主要贸易对象开始转向东亚国家横跨南中国海的航线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澳高度关注南海航线的安全问题，一再敦促中国和南海其他争端方切实保障该地区航行自由，甚至明确将其国家利益的范围标示为“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东北亚的弧形地带，包括该地区所依赖的海上通道。”
安全利益在国家利益构成中居于基础与核心地位，是“决定国家战略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尽管地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四面环海且不与大国为邻但自脱离英国独立以来的全部历史表明，“澳大利亚的安全和财富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有保证”，以至于“它总是焦虑不安地关注亚洲地区任何非西方权势力量的发展，并将后者视为对自身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威胁来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澳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安全环境的评估明显地由“乐观”转向“谨慎”，开始高度关注从地区到全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并且反复强调这些变化“有可能增加澳大利亚受到直接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也有可能使得澳大利亚战略利益严重受损。”
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历次版本的《国防白皮书》都习惯于以地理位置为依据由内到外划分国家安全利益，并一直体现出大致相同的体系框架。按照2013年版白皮书的表述，其安全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第一，捍卫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即保卫澳的本土安全；第二，确保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即澳的近邻，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南太平洋诸国；第三，确保印—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其地理范围从亚洲北部到东印度洋，重点地区是东南亚；第四，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稳定的全球安全秩序。显然，南中国海周边的东南亚地区是澳大利亚安全防范的主要区域，也是确保实现其整体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正如2009年版白皮书所强调的，“东南亚的邻居地跨我们北部的门户”，“为了持续部署力量来对抗澳大利亚，敌对势力将会操控这一门户”，“一个稳定而团结的东南亚将会减弱这种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从1945年4月首次提出“中等强国”概念起，澳大利亚历代政治精英都对这一国家定位情有独钟，而其“所有的外交政策也都是为了不遗余力扮演好这一角色”。为此，它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持续推进“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积极谋求向西太平洋乃至更广阔地区拓展。特别是伴随2013年版《国防白皮书》将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范围界定为“印—太”地区，其战略地理理念已经由原来的“不稳定之弧”发展到了新的“印太战略弧”。如果把“印—太”地区比作一个新的“大棋局”或者“权力场”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很显然就是一个“支轴”，或者如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所言“处于印太地区的十字路口”。可以想见，伴随澳大利亚将“印太体系”概念融入到自己的国防和外交战略之中，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必然会呈愈来愈强之势，而且必定会以更为主动的方式谋求对己有利的局面，进而确保乃至提升在该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美国、中国、东南亚
鉴于确保国家安全的很多关键性因素如地区安全形势基本稳定、全球主要贸易水道畅通无阻和国际经济秩序运转有序等均非澳大利亚自身能力所能掌控，因此自立国以来的绝大部分时期里，“澳战略决策的道路一直是依附于本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海军强国”。特别是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太平洋的支配者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已经嵌入到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之中，成为其外交和战略规划中不可撼动的关键部分。“作为一个急需全球性强国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确保其海上航道畅通的国家来说，澳大利亚必须凭借其提供的辅助力量、基地和资源，以盟友的身份为全球性强国所发动的战争做出自身的贡献，以期换取全球性强国对其独立和安全的承诺。”为此，澳历届政府都将澳美同盟视为其国防及安全合作的基石，并作为主要的“追随者”参加了几乎所有美国参与或发动的战争。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认为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一次重新定向”。对此，作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和价值观的“副警长”，以及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南北双锚之一，澳大利亚一如既往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澳美同盟关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
澳美同盟的此轮强化在涉及南海问题时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以至于很多战略家都一度提出并探讨过两者之间的所谓“因果联系”。尽管对于这种相关性的判断尚需进一步验证，但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澳的确是在不断强化与美同盟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彼此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有时甚至给人以亦步亦趋之感。2010年7月，继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在南海拥有“国家利益”，并由此拉开美国公开介入南海争端的序幕不久，澳时任外长陆克文也明确表示南海问题关乎澳大利亚的利益。2011年11月，澳美两国发表的声明宣布美海军将在达尔文港和澳北部领土驻军，其数量将在2017年达到2500人。2014年8月双方正式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军力部署协议》，从而为美不断提升在澳的军事存在确立了法律框架。2015年5月，澳美日三国防长联合声明进而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地表示“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使用强制或武力单方面改变南海地区现状。随后，在2015年10月、2016年1月和5月美导弹驱逐舰多次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的一连串事件中，澳大利亚均公开表态支持美国的行动，并声称将继续与地区合作伙伴在航行安全问题上进行亲密合作。
当然，同盟关系的强化对美澳两国来说具有不太相同的战略意图澳大利亚应该不会如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带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政策追求。由于首次面临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脱钩现象，目前澳在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确确实实处于一种“鱼与熊掌”式两难选择的境地。冷战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日益紧密，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2015年3月澳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年6月两国又最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充分显示了澳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的信心和决心。不过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显然并未同比转化为政治上的互信，而彼此互信的缺失又在根本上制约了两国关系的深度发展。尽管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这一事实却远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人长期以来对的刻板印象乃至成见，指责其外交行为“盛气凌人”，认为崛起的其正在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看法目前在澳普通民众当中绝非少数，而类似中国铝业公司收购澳力拓集团失败案、中国华为公司竞标澳国家宽带网络合同遭否决之类的事件，在两国经贸投资关系领域也已屡见不鲜。
这种认知状况以及它所反映的民意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为其采取两面下注式的“对华对冲战略”提供了充分依据，也为其“通过积极介入南海争端以求规制和约束中国行为”的政策逻辑提供了合理解释。在这一逻辑框架内，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依赖作为其中的一个孤立因素显然已经无法抵消其他多个因素共同发挥的合力作用，促使澳大利亚在介入南海争端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尽可能中立的立场，或许才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地理上唯一紧邻澳洲大陆的地区，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尽管在量级上无法与美中两个大国相提并论，但由于其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正中的地缘战略位置，依然被澳视为对亚太地区格局演进具有关键性影响，并能够为其提高地区强国地位提供重要战略机遇。为此，近年来它一方面不断加强与美日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与东盟组织的合作，并频频借助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针对南海争端发声。通过这些行动，澳实际上已经初步搭建起一个以美国同盟体系为引领、以东南亚国家为支点、以东盟机制为平台的合作关系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其预防性介入南海问题的机会和能力。
四、规则、秩序、世界观
综观近年来澳官方人士涉及南海问题的正式表态，其公开政策立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强烈敦促有关各方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同时反复强调自己对南海争端不选边站；二是明确支持东盟关于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倡议，积极推动建立多方安全和协商机制。对于前者，澳一方面多次表示它“不站在声称拥有大部分海域归属权的中国一方，也不站在声称拥有部分海域归属权的其他各方”，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南海主权纠纷各方应该根据国际法以及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纠纷”，并一再强调“争端的解决必须要与国际法一致，与海洋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致”。对于后者，澳强调“各争端国应当遵循国际法律准则和通过多边安全协商机制解决领海争议”，“澳支持东盟行为准则以解决领海和领土争端”，“支持通过一套指导方针来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我们相信行为准则可以既遵循国际法又有助于解决南海争端的任何问题。这是澳大利亚一直以来的立场，也是值得长期坚持推进的立场。”
最近几年间，由阿基诺三世政府挑起的南海仲裁案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南海主权声索中的合法性共识，尤其是通过渲染中国“以大欺小”的形象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在这一过程中，澳大利亚虽然继续声称不持明确站队的立场，但是却将南海局势动荡的原因简单推向中国一方与美日等国一道大肆鼓噪中国的“扩岛”行为，并对菲律宾走国际司法仲裁的道路给予了明确支持。2016年7月仲裁结果出炉不久，澳外长毕晓普即公开表态“这对双方都是最终的裁决且具法律约束力”，“中国必须接受且必须停止在争议水域建造人工岛”，“无视裁决将严重违反国际法，付出巨大声誉成本”。为此中国外交部专门向澳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并以“殷鉴不远”的措辞予以警告。但是即便如此，美日澳三国外长依然于香格里拉会议期间发表了一份“严重关切”南海问题的声明呼吁中菲两国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仲裁结果，“反对任何增加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被认为是对中国发出的“最强烈和最具体”的警告。
就目前情势看，南海问题已经在原本就已非常复杂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之外，增加了一个更为敏感的“自由航行权问题”，但后者的直接冲突方其实并不是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而是与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最关键的盟友，包括澳大利亚。众所周知，中美对于“自由航行”方面的规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对《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有着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对在别国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军事活动分歧较大。实际上，美国对于所谓“海洋规则”的关注更多只是一种表象，根本问题还在于它将与中国在南海的博弈上升到了亚太主导权之争的高度“自我预设性”地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分歧和摩擦。对此，澳大利亚公开支持美国的立场，对美“基于规则”的各类行动给与了积极配合，而双方战略协调所涉及的领域，既包括“对地区稳定的强调，对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的认同”，也包括“对海上安全以及开放的海上航线的关注以及在国际法原则下对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尊重”。
当然，上述的分析只是客观上强调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对于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基本一致的战略认知，并不否认它在包括南海争端在内的相关国际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立场更多地属于自主选择的结果。从近年来一些国际战略学者所表达的观点来看，澳大利亚对于南海问题的关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争端本身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而是上升到了能否以及如何确保现有国际规则和地区秩序得以继续维系的高度。实际上，在引发地区形势变动的若干因素当中，澳大利亚更倾向于将中国的经济腾飞和实力增长看作是其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变因”，甚至将其视为全球力量转移和体系变化的“最大推手”。联想到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一系列权力冲突景象，特别是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大东亚战争”之苦的惨痛经历，澳大利亚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把南海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看作是崛起的中国对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秩序主导权的一次冲击，而那种过分强调权力竞争的传统思维模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主导澳政治与知识精英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对所谓“规则”的关注，还是对所谓“秩序”的担忧，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所有所作所为，或许都可以归结为其固有的内在“世界观”的一种必然的外在反映。
五、矛盾、困境、局限性
不管是追随美国的“联盟逻辑”使然，还是出于自身的所谓“国家利益”，澳大利亚积极介入南海争端的行动起到了一种“矛盾放大器”的作用，不仅会给南海争端的管控和疏解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也将使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不过，澳毕竟不是自然身处南海区域之内，在该地区主权争议和海洋权益争端中也并非直接的当事国，因此对于相关问题的介入在更多情况下只能通过间接或者迂回的方式进行，这就在根本上限制了它在该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而所谓“在西方基因之上增加东方元素”，“立足西方标准管控东方事务”的政策逻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亚洲国家所接受，也依然属于不定之数。由于彼此在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澳视为一个危险而又陌生的“他者”。尽管近年来一些国家欢迎澳参与本地区事务，并且乐见其作为一支平衡力量进入南中国海，但是对于它们来说，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毕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考虑到它们的接受能力和容忍限度，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而且很难说在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这些国家不会将澳与美日等国一起视为南海争端乃至地区事务的“搅局者”。
从最近几年南海争端的一系列事态发展来看，悍然走上前台的美国事实上已经抛弃了所谓“不选边站队”的政策立场，从原本半遮半掩的“观察者”变成了现在明目张胆的“干预者”。这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在南海海空正面交锋的帷幕已经正式拉开，而中美关系也将势所必然地成为主导南海局势发展、决定南海问题走向的最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南海政策，也不管它在试图影响南海局势发展方面如何地出工和卖力，都将只能作为一个次要角色起到某种辅助作用，因为毕竟它只是美国领导下的同盟体系中的一个棋子而已。这种状况不仅会极大压缩其政策选择的空间，制约其自主作用的发挥而且必然会使其南海政策思维陷入到一个更大更深的战略性困境之中，这就是如何才能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脉搏进而在两者之间做出对自己来说最为有利的选择。尽管直到目前为止，澳尚未遭遇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战略困境，但是这种“幸运状况”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中美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一旦双方竞争加剧导致彼此关系恶化甚至摊牌，它将不得不经受在中美之间进行抉择的痛苦。如何寻找一条最佳路径以求疏解“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仰仗美国”的结构性困局，已成为摆在澳政治和知识精英特别是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关键性议题。
对于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际舆论往往更多聚焦于双方军事同盟的强化，但却选择性地忽视了两国关系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这就是澳大利亚不论在外交、军事还是战略上都正不断表现出来的独立意识和自主倾向。尽管这种状况并不必然导致澳美同盟关系的弱化，而且澳官方人士也在反复强调这种自主“是在同盟框架之内的自主”，但是相对于美国方面对它的期望而言，澳试图独立发展地区影响力的设想毫无疑问属于一种“不和谐之音”。需要指出的是，此种认知的自然延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选择，而政治和知识精英与战略界人士关注的焦点，也大多开始集中于如何围绕南海争端在中美之间寻求一个“战略平衡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澳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选择“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实际上是它面对中美两国博弈这一大战略背景试图平衡经济需求和战略需求的一种无奈之举。尽管这一立场也使它在现阶段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所谓“战略灵活性”——既保持了与美国政策的同一性，又避免了得罪中国和其他声索国——但是毕竟强调和追求“灵活性”本身即意味着“原则性”的缺失或者坚守不利，而如何化解“灵活性”与“原则性”这对范畴之间的此消彼长，对澳大利亚来说也并非一个小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意愿整体构建与长期维护国际秩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执行自己的意志”，以“中等强国”身份为预期的澳大利亚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影响力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在类似于南海争端这样的地区重大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尽管它是一个领土大国、资源大国，但却并非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相对有限的国家实力成为其实现地区安全战略目标、充当区域性领导力量的最大制约因素，而这一因素又是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的。就目前的情况看，尽管澳凭借较高的人均GDP而被视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一员，但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再加上仅仅2300万的人口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区8万人（内含2.5万预备役士兵）的兵力配置，其国家力量构成中的短板和不足事实上已经一目了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澳自视为亚太、印太乃至全球体系的重要角色，显然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长远能力，而其在介入南海争端和参与东南亚地区事务时所自我设定的种种政策目标，也理所当然会给人以力所不逮之感。对澳大利亚来说，尽可能抛弃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面对争端各方诉求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时尽可能保持一种更为务实的中间立场，或许才是它真正理性的选择。
六、结语
澳大利亚属于南海区域外的国家，在该地区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中并非当事国，因此没有理由直接介入到具体争端当中。不过，南海地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安全乃至战略价值，这也是它高度关注相关局势发展并试图在其中谋求一定发言权和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虽然近年来澳在该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基本一致但其南海政策本身并非单纯追随美国的“联盟逻辑”使然，而是包括历史与地理、经济与安全、规则与秩序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促动的结果。尽管它在目前的局势发展中只能作为一个次要角色起到某种辅助作用，但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加剧南海争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中国来说，硬性排斥澳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特定作用并非理性之道，一味指责澳在南海问题上施加负面影响亦非明智之举，真正务实的选择应该是着眼于南海争端管控的大局，充分理解它在该地区的利益关切，通过因势利导的方式确保其谨言慎行。
以“中等强国身份”为导向的澳大利亚对外战略和以“大国身份”为导向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中澳两国在变动不居的亚太格局中仍然有着比较大的合作空间。就目前情况看，澳不太可能会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姿态，但是会以支持美国立场的方式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达到平衡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目的。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仍然是影响澳对外战略决策的首要因素一旦出现南海问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甚至直接摊牌的情况，美国肯定会逼迫它做出抉择而它也更有可能最终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鉴于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南海问题走势的主导性因素，而澳的政策选择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影响，因此争取实现中美关系总体平稳而不是波折不断，便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中国来说，必须注意挖掘澳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相对正能量”，争取在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复杂大环境中觅得最高效、最有利的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自己的正当权益。
经济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被认为是中澳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并被视为弥合双方战略认知差异、补足彼此政治互信缺失的希望所在。但是，仅仅强调经济合作所带来的绝对收益，并以此论证中澳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可以相互包容，显然并非万全之策，因为国家之间完全可能由于对外战略的对立或者安全利益的威胁而从仅仅满足于绝对收益转向更加关注相对优势。有鉴于此，在面对南海问题与中澳关系时，中国必须具有一种宏观战略思维和综合战略意识，把南海问题放在中澳关系的大势之中做出全面考量，把中澳关系置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局之中进行重点培育，在继续深化两国经贸联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澳在中国大周边外交中的战略地位，争取通过全方位合作的有效开展以及各个领域的良性互动，达到消除误判、化解分歧、改善认知、建立互信的目的，从而确保中澳关系能够沿着健康轨道发展同时确保澳在南海争端中成为“合作者”而非“搅局者”。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