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声音认为央行行长们已经“黔驴技穷”。他们已将政策利率降至近零水平，越来越多地采取了“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大招”。考虑到金融危机让实体经济活动状况不甚明了，很难确定地评估这些措施效果的好坏。但显然这些措施不是最好的办法。
让名义利率为零的下限羁绊货币政策早已毫无道理。一个简单又优美的解决方案是逐步向完全电子化的货币靠拢，使用电子货币后，支付利息（正或负）只要按个按钮就行了。而若使用纸币——特别是大面额钞票——实际上弊大于利，货币现代化可谓姗姗来迟。使用电子货币，央行能够如同现在所做的那样稳定通胀。（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布伊特（Willem Buiter）给出了多种解决纸币造成的不便的方法，但取消纸币是最简单的。）
其次，还有一种不那么优美的办法，即让央行将目标通胀率从今天的标准水平2%提高到仍属温和水平的4%。将通胀目标永久提高到4%的方案首先由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一篇有趣又深邃的论文中提出，并获得了其他许多学者的支持，包括最近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不幸的是，实现平稳而有说服力地向新目标转变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任务。
布兰查德第一次提出他的方案是，我感到非常新鲜，但也有所怀疑。请注意，两年前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建议在几年的时间里将通胀提高到4%以实现债务积压的再通胀并加速工资调整。但暂时提高通胀解决危机和改变长期预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二十年来，央行行长们一直告诉公众，2%的通胀是最佳状态，因此人们会产生困惑，难道他们在宣布他们改变主意了吗？并且主意还不是略有改变，而是全盘改变。想想2013年5月，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货币政策将回到更温和的节奏，结果引起了市场的“收回之怒”（taper tantrums）。人们会问，既然央行行长把长期目标从2%提高到4%，那么难保他们又说应该提高到5%或6%。
考虑到可能引起公众的迷惑和不信任，因此4%的通胀目标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至少2%的通胀目标还有点道理可言，因为央行行长可以说它已经相当接近于零。（大部分专家认为，真正的基于福利的价格指数所表现的通胀将大大低于政府通胀数据，因为官方数据不能体现新产品源源不断进入经济带来的好处。）
这和各国在一战后试图重建金本位时面临的问题有些相似。开战前，货币由黄金作支撑，并且兑换率可视为固定。尽管这一体系导致银行挤兑频发、货币稳定政策空间狭小，但人们对这一体系的信心使其能够锚定预期。
不幸的是，这一体系在1914年8月大战爆发后全盘崩溃了。急需收入的参战国被迫转向通胀金融。它们无法同时实现货币贬值又维持其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
战后，随着秩序的恢复，政府试图回归黄金，部分也是因为要摆出回归常态的姿态。但两次大战间的金本位复辟最终还是崩溃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法重新建立公共信任。央行将长期通胀目标变为4%有可能导致同样的过程。
幸运的是，我们有比这好得多的办法。转向电子政府货币不需要通胀目标的破坏性变化。次要的技术问题也可以轻松解决。比如，普通公民将被允许（一定程度的）零利息交易余额。理论上，名义利率只有在发生深度通缩危机时才会跌入负区间。
但当这样的危机真的发生时，央行可以以比现在可行的快得多的速度采取强力手段解决危机。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政府都在提供大面额钞票，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大面额钞票的大部分都用在了地下经济和非法活动上。转向二十一世纪货币体系可以让二十一世纪央行制度也变得更加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