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库的发展中，声誉的重要性堪比智库的生命。从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声誉”可以解析成三个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
智库最关键的是人才，而非经费
文汇报：在美国，民间智库是主流，但在中国，民间智库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您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李成：中美两国智库的现状差异，与两国的社会政治土壤、智库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在美国，最主要的智库是民间智库，政府也有一些智库，但比较小，其研究成果基本上不对外。
事实上，美国的民间智库中也有很多“弱势群体”，根据詹姆士·麦甘的研究，美国有1800多个智库，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几十个，还有许多智库的运营非常艰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很多智库尤其是小型智库纷纷倒闭。智库有强有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强势智库大多是社科院、国经中心等政府背景深厚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智库，它拥有很多资源，包括资金、人力等。
还有一类智库设在大学里，这类智库在中国发展得比较快，而在美国更习惯用“研究中心”来称呼它们，因为它们的服务对象往往不是政府，也不提供决策参考，它们更关注教学研究和对外交流。
文汇报：如何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与壮大。在中国，不少民营智库运行艰难，一方面是缺乏经济条件做支撑，另一方面是留不住高素质人才，您认为，这两者之间哪个因素更为重要？
李成：我认为智库最关键的是人才，而非经费。智库选择的人才必须是非常著名的或有巨大潜力的，有话语权，他们能够不断地得到媒体、学术界、国际国内民众的注意。我想，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才对智库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只要能够得到话语权、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一个智库就会应运而生。
在智库的实际发展中，资金和人才两个因素相辅相成。中国目前有个非常好的条件——大量的私有企业主资金丰沛，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不难想象，再过几年、十几年，中国也会出现本土的“布鲁金斯”。我们知道布鲁金斯学会是以一个零售商的名字命名，罗伯特·布鲁金斯发迹后，创立了两个教育研究机构，一个是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这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另一个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再过两年就是100周年，目前100周年的捐款活动已经在进行。我想，再过几年中国也会出现类似布鲁金斯的有远见的企业家，他们会投资智库的发展，中国出现布鲁金斯、卡耐基等有影响力的以人名命名的智库指日可待。
文汇报：既然人才是智库发展的关键，那么中国的民间智库在发展中如何防止人才流失？
李成：这个问题是双向的，比如中国也会有知识分子、辞职官员下海，他们有时会把智库当做“旋转门”。
留住人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到工作环境，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要为智库中的人才提供好的工作环境，最重要的是给予其一定的学术自由，智库中的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决定他的研究方向、特点，同时还应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不要给研究人员太多来自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压力。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100名左右，但辅助人员有近300人，这300人中包括研究助手和公关、捐款、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而目前中国的不少智库里，“将军”多，“士兵”少，难以形成有效机制。智库里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工作搭配。
人才很重要，但只靠人才，没有一个良好的运作模式，有时会把优势变成弱势。对于中国的智库来说，更重要的是，其聘请的专家学者能够在智库里工作、有所贡献，而不是单纯挂个名字。毕竟，作为一个思想库，其首要任务是产出思想，能够对政策有所影响，提供新的观念、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文汇报：如您所说，中国也有“旋转门”现象，但主要是退休的官员进入智库，很少出现年轻的智库成员进入政府，您认为，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从哪方面入手，做哪些准备？
李成：中国的“旋转门”现象与中国的政治特色、官员的年龄限制有关，很多官员在五六十岁就退休了，在西方，五六十岁是官员发展最具优势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官员想要继续发挥作用，用他的经历、经验发挥余热，就选择到智库寻求发展，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在西方，更多的现象是年轻的智库成员到政府去，这其实跟美国的两党制有关，因为每4年的总统选举都会带来一些人事变动，如果总统换届、两党轮换，根据一般统计，会有约4000个联邦行政部门的位置出现更替，新上任的4000人中，至少四分之一来自智库，或是有学术背景和研究能力的人士，这也为智库的年轻学者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精英的选拔，东西方方式很不一样，中国的官员选拔更看重基层经验，官员大多数是从地方一路成长上来。
不过，近年来也有中国的智库人员进入政府工作。我觉得随着中国对专业化的重视及智库今后的发展，对海归学者的重用，尤其是智库年轻成员与媒体的互动渐多，中国“旋转门”的单边现象会有所改善。但毕竟中国政治特色与西方两党政治文化有着本质差别，在中国，智库中的年轻人进入政府的数量可能会增多，但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来源。
智库的独立性会增强其信誉度
文汇报：尽管中国缺乏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但像咨询公司、公关公司这样的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它们当中，能否走出高质量的民间智库？
李成：首先，在西方，智库无论是否有官方背景，其与咨询、公关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有概念的区别，智库从定义上来讲就是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而咨询、公关公司都是营利的，其致力的方向与公共政策研究有区别。咨询、公关公司不是研究机构，有特定的服务对象，不影响政策，只提供研究，而且是营利的。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界限模糊的情况，比如兰德公司本身也营利，其收入与项目合约挂钩。
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都是公开的，不是为某一个企业、个人来服务。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捐助是没有限制的赞助，捐助方不能干涉学会的研究，即使有些说明了研究领域或项目，也不能规定研究人员的研究方法或控制研究结果，正因如此，经过一段长期发展，布鲁金斯学会赢得了声誉，形成了今天的影响力。
文汇报：对于智库来说，独立性非常重要，但在东亚地区，大部分受政府资金支持，日本的许多智库由财团资助，如何避免这类智库所出具的研究报告受出资方意愿的影响，特别是避免按照出资人意愿来出具报告的可能性？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各种规则保证独立性，在接受捐款时会讲得非常清楚，不管捐款方以哪种方式捐款，都不能影响研究本身。因为秉持这样的原则，会有很多捐款被布鲁金斯学会退回去，比例非常之高，在美国这已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种独立的文化象征。
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中，布鲁金斯学会始终保持中立性，尽管有些人认为布鲁金斯学会比较亲民主党，但事实上也会有共和党的干将到布鲁金斯学会做总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前任总裁就是共和党人，我们外交关系部门曾经有一个主任并兼学会副总裁理查德·哈斯，是共和党重量级的官员。我们的董事会中有很多共和党的精英。
文汇报：仅仅从绝对数量而言，目前中国智库数量庞大，但却似乎缺乏像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那样具有世界级影响的高质量智库，您认为原因何在？
李成：一个智库的成功由多方面促成：除了经费，还要重视智库的理念、人才及研究方向，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知识的沉淀和它以往的成就汇总，美国的智库年份最早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在最近几十年美国智库发展尤其快，而中国的民间智库最近10年左右才开始起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间智库的现状是可以理解的。
习近平主席提出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智库的发展速度会更快。同时，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后，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来自央企、政府、私企的资金会投向智库，也将助力智库的发展。但是智库的人才、研究方式、传统的建立、声誉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智库在初创期可能会有资金短缺的问题，智库应该对经费来源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来源有问题的资金会影响智库的发展。我想提醒的是，智库的真正发展需要很好的声誉，布鲁金斯近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声誉不可能为了几百万、几千万的经费赞助而交换，因为这个声誉反过来会为智库的发展带来很多机会，如果初创期就为了经费而抛弃声誉，这笔经费带来的问题最终会变成智库发展的累赘。
文汇报：部分中国智库已经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决心，您认为，中国智库若想跻身世界舞台，承揽更多的项目，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和创新？
李成：首先要对全球的研究有一个基本认识：比如学术界、政策界探讨的惯例是什么，智库必须要了解这些“游戏规则”，但不一定要完全跟随。第二，智库要出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其影响力位于全球和美国之首，这与我们很多有历史价值的研究项目有关，如联合国的建立，罗斯福新政的评估，福利、税收、外交、能源、科技、医保、移民政策的有建树性的研究。对于布鲁金斯学会而言，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是整个学会的生命之源。智库的这些研究成果不是纯理论性的，它们应该有扎实的时政研究基础，能够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做大规模的研究，但是，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是，怎么把研究成果推向外界，这方面中国的智库需要学很多东西，这是个关键。
作为一个研究政策的智库，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时政性和前瞻性，但同时，研究人员要有很好的学术根底，要有全球的视野，要考虑非专业读者的理解能力，不能自说自话。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要非常清楚传播的对象是谁，对政府部门的传播与对学术圈的传播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发布研究报告，需要一定的方式手段、传播技巧
文汇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士·麦甘博士提出，未来智库必须在新的传播形式上做一些思考，面对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多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阅读纸质研究成果，您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传播智库的成果？
李成：新媒体的特点是短平快，但更多时候只能作为辅助表达，最终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只通过几十个字来表达清楚。当然，我们处在新媒体带来的变革过程，以后书籍的发表可能会通过网络进行，但网络并不完全是平等的，毕竟不是每个智库网站都能受到重视。
对于智库来讲，优势不是短平快的讨论，而是扎实的研究报告。利用各种媒体同时发布智库的研究报告，需要一定的方式手段、传播技巧，这也是为什么布鲁金斯学会有很强的传播阵容。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做网站，来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学会内有很多人员观察网站的发展情况，几乎每天都有报告，至少一周会有一个详细的动态报告。同时，布鲁金斯学会跟美国及全球的主流媒体都有互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报纸上很难有一天完全没有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学者的采访，世界各地的主要电台、电视台也很难有一天看不到布鲁金斯学会的名字。媒体是智库学者传播自己观点、影响公众讨论，间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许多智库学者非常重视同记者建立联系，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汇报：在2011年的伦敦骚乱，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中，都能看出“意见领袖”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通过推特、脸书等新媒体工具迅速传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事实上，智库也是一种意见领袖，在面临突发情况时，智库如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消弭消极后果？
李成：在布鲁金斯学会三句座右铭中，高质量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录用智库的研究人员时非常谨慎，招聘的人选首先要是学科的领头羊，或者有比较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有非常好的声誉，一般都是已有成就的研究人员。我们的研究助理按规定不能接受采访，不能以布鲁金斯雇员的名义发表文章，这都是布鲁金斯学会保持高质量的原因。布鲁金斯学会尽管运用新媒体，但对新媒体的监督也非常看重，我们不希望发表一些错误的数据和观点，更忌讳发布危言耸听的声音，这跟布鲁金斯自身的亚文化有关。
我们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我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在管理上要比学术机构严格，比如说，我们发表的东西，要反复地请内外部人士评审，这是保持高质量的方法之一。有时媒体来采访，研究人员需要马上做出反应，有时也会被问到一些非研究领域内的问题，为了保持高质量，智库的专家都会经历一个长期训练和充实的过程，以便提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很多信息，并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文汇报：除了政府和媒体之外，智库也扮演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在未来，智库应该如何同媒体、政府合作，从而体现其传播力？
李成：每个智库情况不一样。有的智库把批评政府作为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这有其合理性；有的智库与政府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还有一些智库会在政府部门取得尊重，它们的研究人员会经常去政府部门听证、作报告等等。布鲁金斯学会属于第三种，如果我们请政府官员到学会演讲，他们大多数都愿意来，我们的研究人员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到白宫、国会，内阁的部委等政府机构作简报，这也是我们保持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但同时，布鲁金斯学会始终保持独立性，在很多场合我们会对政府的某些政策进行强烈的批评，比如中东政策、亚洲政策、国内的医保政策、移民政策等等，这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非常困难但又必须要做到的平衡。一方面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需要通过跟政府维持比较紧密的关系，来施展我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因为我们不是政府的喉舌，没有义务去传播政府的声音，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关注、判断政策的采纳效果，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预见到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经过长期的评估分析，许多智库与政府之间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机制，有时政府在推出新的政策前，会与一些重要智库的成员进行互动，这个互动是积极的。
从布鲁金斯学会理念上来讲，它是要贡献于美国的政治民主、美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国民享有平等的机会等等，同时对和平、对了解世界承担重要的责任。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研究人员要有全球的视野，因为布鲁金斯学会不仅仅是美国的智库，也应该是全世界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 ngs I nsti tuti on）是美国著名智库，作为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赢利组织，其研究领域涉及外交关系、全球经济、都市发展和美国国家治理。布鲁金斯学会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意见，也曾为政府输送高质量的人才，常被称为“开明的思想库”，在美国上千家智库中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
中国未来是否也会出现类似布鲁金斯学会的本土民间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对此抱有信心，但他同时指出，这需要一个积累过程。“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也是其成功的秘诀，李成将这三句话分享给成长中的中国民间智库，他认为，中国的民间智库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吸纳优秀人才，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保持独立性，形成良好的声誉，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力。
此次造访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期间，李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回答问题淡定客观，始终保持着大气谦和的学者风度，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李成诞生于上海，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6年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及研究部主任，目前他兼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由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美国百人会成员，并曾担任百人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