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欧盟制定的十年发展规划，即《欧洲2020：迈向智慧型、可持续和包容型的发展》的报告是如此开篇的：“欧洲身处转型时刻。危机耗费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时间，暴露了欧洲经济的结构性弱点。” 《里斯本议程》囊括了超过100项目标，核心战略包括：建设信息化社会，以研发促进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转型，推动内部市场建设，促进竞争力和创新性的结构性改革。促进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投资人力资源，反对社会排斥。以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该政策旨在实现欧盟区域的充分就业，增强区域间的凝聚力。以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来看，期待年均增长率要达到3%。而自《里斯本议程》公布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年均增长率只达到了2.12%。这个差距意味着，要实现《议程》所设定的3%的增长目标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可以预想，如果要达到《欧洲2020》中设定的“智慧型、可持续和包容型”的增长目标将会难上加难，即使欧元危机在中长期得到解决。规划对如何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具体的实现转型，如何实现欧盟的目标却语焉不详。欧盟委员会认为，以下三个要点是互相促进的：
智慧型增长：发展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促进资源节约型、更环保和更富有竞争力的经济；包容型增长：促进高就业经济，以此带动社会和区域的融合。而要实现这些要点，主要提出了七项主要举措：一是创新型欧洲：提升促进科研和创新融资的渠道和环境，促进保证创新理念能够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创造增长和工作；二是青年的流动：提升教育体系的绩效，帮助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三是数字欧洲：拓展加快高速互联网建设，获得家庭和企业使用统一电子市场的收益。四是资源高效的欧洲：促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率，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增强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促进交通行业的现代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五是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尤其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商业环境。支持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健全、可持续工业基地的发展。六是一个关于新技能和就业的议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现代化，促进终身性的技能发展计划，促进劳动参与，更好实现劳动供给与需求的配比，还包括推动劳动流动的问题。七是欧洲反贫困的平台：保证社会和区域的融合，使经济和就业的增长的效应能够更广泛的被贫困人群分享，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社会中扮演活跃的角色。
第五项举措涉及到产业政策，而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项策略（创新、数字欧洲，资源节约型，技能和就业）都实际上与产业政策相关。并且，如果产业政策能够促进竞争力，那么在增长的影响下，第二和第七项措施（青年就业；贫困减少）也有可能促进融合。关键的问题在于，《欧洲2020》中没有明确从区域的角度来提出对策，这有可能限制目标的实现。区域性中间机构对实现这些措施至关重要。这一层级是实现《欧洲2020》产业政策的保障，也是财政联邦主义的制度基础，是经济更有活力的基础。在这样的一个改革体系中，还应该考虑更强的保险机制，以此管理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
从2007年后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进展来看，这些目标显得过于英雄主义，对欧元区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在当下的环境里，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元边缘经济体提供了不少经济援助，而这些措施都可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带来后果难料的影响，这些都显示出《欧洲2020》的局限性。并且，由于欧洲央行设定了在2011年中后期购买成员国债务的条款，这些措施都显示出对欧盟成员国主权的干预。从这些应对措施可以看出，欧盟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策略，而《欧洲2020》也并不例外。
危机呈现出一种趋势，那就是，欧盟经济治理显现出一种政策滞后，即政策执行中与其他政策干预措施互不衔接，比如融合政策和区域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联。在变动的环境和危机状态下，倾向于“路径依赖”，形成对既往结构和过程的依赖，因为他们不会改变。这样，宏观经济治理仍就强调市场理性，主张通过价格调节实现稳定，这就使财政政策对增长和就业没有太大影响。并且，不同政策功能之间的外溢效应和模糊边界也被忽视了。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欧洲2020》表现得明显滞后，而且过于单一化。
要实现欧洲经济的重新组合、重新平衡和重新启动（3Rs），欧盟委员会的政策迟滞是否会阻碍目标的实现？更进一步，《欧洲2020》“自上而下”的侦测途径会不会导致其重蹈《里斯本Ⅲ》覆辙，要通过许多年的调整，才能实现其目标？本文尝试对这些挑战进行分析，认为以区域导向的产业政策有可能增加欧盟经济治理的协同发展。通过模糊集合的分析，本文尝试研究不同治理领域方式的外溢效应，对政策分析做出贡献。
二、《欧洲2020》治理领域的构成
人们也许可以原谅，欧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没有考量到金融和财政危机。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讲到，不应该回到“一如既往”，但是融合和竞争力的咒语似乎把欧盟经济治理陷入到“一如既往”的困境中。矛盾在于，在两个要素之间似乎只能择其一，二者的拉扯导致了政策的滞后，导致过去和现在的失败。
即便欧盟引入了公共协调机制（OMC），尝试达到各国和欧盟政策的平衡，里斯本Ⅱ也没能解决问题，《里斯本议程》治理基础仍然令人困扰。欧盟委员会主席注意到，在后里斯本时代有必要把不同战略和因素综合纳入考量。然而，《欧州2020》战略中并没有突出强调这种战略性融合的必要性。在图1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不同治理领域和要素，而各个因素是独自运作的。政策迟滞现象变得非常突出，因为融合政策总是服从于竞争政策，它作为一个政策变量总是变化缓慢。欧盟经济治理政策（包括单一市场以及欧元区）与其他政策都彼此独立，尤其与区域性融合政策更是不相关。换句话说，在欧盟政策框架中，宏观经济治理看起来像是一个政策参数（policy parameter），而其他领域的政策似乎是相依变量（contingent variables）。金融和财政危机使得这一问题的暴露无遗，在当前形势下，欧元区内宏观经济治理受到了严峻挑战。
（一）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调控
全球金融危机最初于2007年底在美国爆发，尽管对危机产生根源的解释有差异，但是整个发展是很清楚的。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生成主要有三项基本条件：一是大规模的贸易赤字。二是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外部补贴。三是货币币值被严重高估。
对欧洲经济治理来说，欧元区涵盖了27个成员国中的17个和其中三个最大的经济体，核心和边缘成员国的不均衡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由于欧元区体系基本设计的缺陷，造成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由于缺乏财政转移（财政联邦主义）对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进行跨国补贴。缺乏这样的制度，欧元区就无法被认为是最优货币区（OCA），而这是单一货币区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尽管欧元区相对成功，但《马斯特里奇条约》的意图是政治性的。正如经济学家维勒姆·布特尔注意到，欧元区基本上是“经济上瞎扯”。为了解决欧元区成员国过剩赤字问题，欧盟制定了《稳定与增长条款》（SGP），这些财政治理形式局限于公共部门的观念之中，使市场经济中的公共支出出现了政策延滞。这种延滞的假设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才能影响产出增长率和就业率，而不是财政政策。
在欧元区既有治理结构中，缺乏财政转移体制这一点广受批评，因为如果受到外部不均衡的冲击时，这一体制难以管理。不同的地区和产业部门，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最优货币区（OCA）问题，大家展开了政策辩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旦实现了金融一体化，货币同盟内部实现财政平等化的需求就相对降低了。在欧元区的背景下，欧洲单一市场（SEM）的实现对这一结果是有利的。麦金恩说道，在完全实现金融一体化条件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会取代财政平等化的体制。欧洲委员会的《金融服务改革》没有得到完全实施限制了目标的实现，产品和劳动市场缺乏一体化加强了欧洲各地在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差异。
甚至最近冲击爆发前，人们都可以从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财政事务委员会的网站上预感到欧洲各机构在经济治理中的紧张关系。尽管如此，大家基本认同公共财政可通过两个主要途径增强潜在的增长和就业：一是生产要素的积聚。政府通过促进产业积聚能够直接促进增长和就业。通过税收和利润分配提供适当的激励。通过影响民众和企业在工作、储蓄和投资方面的决策，税收和利润分配能够对实体经济的功能产生影响。福利体系在矫正市场失灵和保障社会融合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这些途径能够促进增长和就业。二是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健全的公共财政对宏观经济稳定有所贡献，并有助于价格保持在低利率水平。这双重效应都会对个人投资和储蓄产生影响。健全的公共财政通过降低公共负债，以及利息负担，能够缩小税收扭曲的空间，并且增加生产性公共开支的水平。
第一个层面似乎直接促进了竞争力和融合水平，而第二个层面又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融合水平，公共开支和投资又似乎又排挤了私人部门。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欧洲成员国单一的货币政策如何传导到各现存地区。这就是说，超国家的货币政策，以及在国家层面的财政政策（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要能够同时运作。也就是说，设定欧元区范围的利息率将会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与国家界限相抵触。而欧元区的财政制度，在一国范围内实行则限制了区域管理经济冲击的能力。如果追求一般性的治理形式，将会损害有所差别但又有所联系的目标，从而阻碍竞争力和融合水平的提升。
在这样的环境下，构建一套财政联邦主义的制度，在区域层次实现协调看来是必要的。有些人不赞同在欧元区实行财政联邦主义，最初的反对声音主要认为收益（好处）是模糊的。《稳定和增长条款》所实行的财政规范，与欧盟融合计划相结合，并从欧盟向成员国转移支付，这些做法有可能阻碍一种区域性财政均衡的体制的创新。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短期来看需要不均衡的经济冲击，而复杂的国内转移系统有可能产生扭曲，会对参与地区提供不正常的激励。另外一些则对此持更具批判性的观点，大致是建议对《稳定和增长条款》进行改革，强化欧盟的财政协调。
此次危机要比原先反对时还严重，大规模的外部经济不均衡冲击几乎压垮了欧元区。可以说，目前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加强了成员国之间财政转移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尤其是，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以及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采取了更加制度化的回应举措，还包括欧洲金融监管系统以及监管机构的出现。欧元主权债务危机所促成的财政转移制度在本质上具有救火应急的性质。在这样的环境下，《欧洲2020》错过了将宏观经济治理和融合政策整合起来的机会，尤其表现在区域政策中。
为了应对危机，欧洲金融和银行体系提供了大量支持区域发展的财政支持。欧盟委员会预估，金融危机后银行系统的保证金将达到3万亿到4万亿欧元，其中有510亿元能对区域做出直接贡献。（尽管这不包括部分成员国的贡献）这与2007年的区域发展援助支出98亿欧相比，已经蔚为可观。正如温丝莱特注意到：在危机中，欧盟委员会所核准的全部金融部门资金约达到欧盟27个成员国GDP的三分之一。对这个数字有两点要说明。首先，这指的是核准的干预措施，还不是实际给付；在2009年5月中旬，援助已经占到了欧盟27国GDP的12.7%。其次，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总体上的保证金、援助金、重建计划和其他核准措施；这与国家援助项目还是不一样的，其价值只能通过事后分析法来估算。尽管如此，这样大的资金量也是令人惊叹：核准的干预措施差不多达到欧盟GDP的三分之一，而欧盟财政资源最高限只达到欧洲国民总收入的1.25%；仅仅在5个月里，成员国投入更多资源在临时的银行干预（达到4000亿欧），超过了在欧盟融合政策过去7年里的投入（3470亿欧）；这项投入的规模，总额超过了3万亿欧元，使得年均国家援助支付的490亿欧相形见绌，这项资金在2007年仅占到欧盟GDP的0.4%。
如果欧盟要实现《欧洲2020》的目标，回到正常状态，宏观经济政策和融合政策的深度融合很有必要。在此刻，强调《欧洲2020》产业政策，推动政策向区域倾斜有可能撬动发展。同时，如果有可能在欧元区构建一套有利于区域协调的财政联邦主义制度，则会促成《欧洲2020》主要治理领域和要素的融合。
（二） 融合政策的再调整？
在2010年的第五次《欧洲未来投资报告》中，经济、社会和区域融合政策都受到《欧洲2020》主要战略的影响。该报告从2014年到2020年，首次将区域融合纳入考量，对《里斯本条约》进行了附加说明。尽管此项附加政策广受好评，但仍可以看出，经济和社会整合并没有以区域为基础。另一个严重缺陷在于，由于最初的大胆假设，形塑了欧洲经济复苏的道路，这使得金融危机的影响被掩藏了。委员们在报告前言部分谈到区域政策和就业、社会事务以及融合政策之时，都可以得到证明。
此次危机显示，为了增强欧洲的竞争力，公民的幸福以及环境的质量，还不断需要新的政策。只有通过在关键领域的协调行动才能成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和区域整合，以及实现《欧洲2020》的目标。
尽管经济危机在某些地区的影响是严重的，但大体来看，在次发达地区和高度发达地区的破坏程度相差无几。所以，区域间的整体差异基本上也没有变化。总体上来看，欧盟在收敛区域的12国要比欧盟南部15国的损失要小一些。经济危机主要冲击的区域集中在制造业。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主要高度依赖于建筑行业。在旅游业集聚的地区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这些地区多数要比欧盟的平均水平略低，而这些区域占到了公共就业的一大部分。在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集聚的地区，多数的首都城市圈或活力城市区，在GDP和就业上都只受到了一般性的冲击。
总体来看，在制造业集中，拥有大量金融和商业服务的工业地区经济恢复要更为迅速，而那些更加依赖于旅游业、建筑业以及公共行政的地区则估计恢复更加缓慢。在危机中，64个收敛区域（convergence region）和15个变化地区要比欧盟平均水平更好，而一些之前颇有活力的地区，如爱尔兰、芬兰南部，以及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都损失惨重。
然而，收敛区域的表现差异非常大。危机对波兰大多数地区影响较小，希腊旅游业集聚地区，东德联邦州，以及欧盟12国的首都城市圈基本上也一样。相反，三个巴尔干国家，匈牙利西部，意大利南部，以及西班牙南部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收敛区域之外，像是荷兰、奥地利，以及西德和南德地区都要比欧洲其他区域表现更好。
德国部分繁荣区域，以及比利时北部，欧洲北部和中部的某些首都城市圈可能恢复较快。波兰也将会继续表现良好，欧盟12国的大多数地区都会恢复得比较快。相比之下，希腊收敛区域的未来则可能不明朗，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的一些区域则可能表现更差。到目前为止，德国部分区域已经有效避免了失业率的大幅上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短时工作计划”（Short-Term Working Scheme），以及雇主削减了工作时间。尽管经济衰退如此，意大利北部的失业率仍然还是保持较低。而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几乎所有地区，巴尔干国家以及爱尔兰，失业率都出现了剧烈增长。在2009年底，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是（17%到30%）：西班牙南部、法国边缘地区、拉脱维亚和布鲁塞尔。要迅速削减失业率并不乐观，大多数地区的失业率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2009年的这些预估现在已经有所缓和，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些预测都显示了政策的滞后。并且，如果要进行实质性的分析，则要阅读该报告的第二章。尽管这一章节集中在国内政策和融合政策，但是区域化的背景被忽略到了，尤其是区域发展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计划没有得到体现。“欧盟恢复计划中的融合政策”一章的关键要点在于：
在2009年，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欧盟基金占到了总公共投资的不少份额，从而限制了各国的预算支出和国内开支，而且由于未来几年还要削减政府借款，这种状况还可能持续。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欧盟基金对于维持公共投资水平的稳定至关重要，是经济恢复的关键要素。
如上所述，对欧盟融合持微弱支持的观点认为，在欧盟目前经济和政治环境下，欧盟基金不应该用于弥补财政不足。最令人失望的是，2007年的人均区域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停止不前。此次危机是近80年来欧盟和世界经济遭受的最严重挫败，此时做出一些前瞻性预测并非没有价值。结果却是强化了一种观点，认为融合政策应更注重收敛，对融合政策的作用和影响缺乏一种批判性的解读。正如巴特勒和格泽拉克对融合政策和结构性基金的重要调查认为：
要在融合政策改革中保持方向，同样也要重新考虑“融合”的概念。颇有争议的是，融合应该被理解为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理解为努力实现收敛（convergence）。收敛是静态最优化，而融合本质上来说是动态的，和熵化（entropy）是相反的。并且，要达到收敛是很难的，尤其是欧盟层面可用资源有限。收敛要从其内含的“均等化”中解放出来，应被理解为和谐和合作（动态经济），避免毁灭性的的压力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及不同个体部门共同存在和合作的可能性。
这就加强了前面章节的观点，该文标题是“收敛或是分散？”他们询问的核心问题是：
融合政策是否能克服欧洲扩张所带来的区域发展的自然过程？更一般的来说，有没有任何政策能够扭转资源向迅速增长的发达区域知识经济的涌入？有没有任何政策能够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增长，缩小和发达地区的差距？他们在谈到欠发达区域追赶时谈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回应，但认为关键在于融合政策。在早期干预的时候，巴特勒和维恩注意到对融合政策的分析：复杂性来源于被评估政策本身的属性。结构性和融合基金项目是在共同的管制框架下实施的，但是各个国家和区域的制度安排各有不同，而实施和管理这些区域发展政策自然也不同。项目通过一系列金融举措，多样化的优惠政策来实施干预，包括：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商业发展、人力资源、研发、以及技术发展和创新、环境改善、环境和社区发展等。
巴特勒和维恩认识到，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融合政策的标志性意义大于他的实际意义，其中包括相对有限资金量的限制。竞争政策和融合政策的二元张力，直接对欧盟社会经济的多层级治理提出需要。要实现一项宏大战略，比如《欧洲2020》，有必要为其有效运作提供更好的环境。
多层次治理作为一个理念和实践，在融合政策的决策制定过程和执行中都非常重要。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缺乏一个全面的、多层次的和多渠道的治理框架，将不同政策领域整合在一起，则会大大限制融合政策效应的发挥。并且，如果融合性政策难以与区域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分开，甚至有会可能弱化多层次治理本身。
以上看法和《欧洲2020》尤其有关，这个规划仅对融合政策进行了粗略的概述，其他则见诸于欧盟委员会通报《欧洲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平台融合：一个社会和区域融合的框架》，但该报告也是语焉不详。而最近的通报《欧洲2020中区域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与我们此处的讨论更加有关。
（三） 《欧洲2020》治理结构的聚合分析
针对《欧洲2020》战略的形成过程和方法，及其过于分散化的治理方式，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首先，里斯本条约没有进一步体现融合政策。第二，以局部为导向的干预方式有可能弱化融合政策。第三，过于强调增长是融合必要条件，一种对社会经济更全面融合的观点被忽视掉了。第四，三个主要目标在欧盟范围内的推行，没有考虑到国家和区域因素。最后，欧盟最核心的挑战是包括人口问题、进一步促进区域整合、信息和传播技术，以及创新在促动融合和社会经济发展在内的作用都被忽略了。
在《欧洲2020中区域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通报中，名为“更好的治理”的一章谈到了治理环境变化中区域政策的角色：区域政策在实现欧盟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候至关重要，它是“以地方为基础”的政策，可以促进融合战略中的多层次治理和公司伙伴关系。但是，此处的可持续基本上指的还是环境可持续，而没有讨论到社会经济的内容。没有谈到“欧盟的数字未来”或者“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这就弱化了区域政策的整合。
因此，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整合呢？实际上，在数字化和产业政策的框架中都包含了智慧型增长和融合的内容。后者是不证自明的，而前者似乎包含了欧盟委员会《2010年信息化战略》的内容。在这个报告中，涉及到数字融合（e-Inclusion）、网络供给以及融合性电子政府等对整合颇有意义的内容。实际上，即便信息技术对欧盟的竞争力和增长做出了贡献，估计仍有30%的欧盟人口还没有使用网络。这就是产业政策以及数字政策的整合，而背景都是于产业和区域政策相关。
可以对《欧洲2020》的治理要素的融合度进行模糊集合分析。模糊集合分析源于数学，但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首先，模糊集合指的是一个集合中成员的要素和程度，以及集合的数量。（Fiss 2011）研究者常与问卷调查等方法相结合，以此分析社会数据。在许多情况下，模糊集合分析法既是定量的也是定性的，因为它将集合成员的标度进行了区分。（Goertz and Mahoney 2005）
在《欧洲2020》规划中，许多政策集合都是滞后的，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在2008年，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欧洲大学研究院出台了一个报告，该报告受欧洲委员会第六轮研究项目的支持，名为《对1990年代复苏中三个关键因素的模糊集合分析》，这项报告分析了欧盟成员国社会合约中三个支柱要素。尤其是经济利益团体组织（工会、企业和消费者团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拓展了社会合约的文献，尤其是讨论了政策协商对国民经济竞争力的促动力。
这项研究以0-1之间的分数来对欧盟成员国社会合约的模糊程度进行测量。根据研究，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希腊、瑞典和英国这样的成员国，在1990年代没有社会合约，因此赋值为0。而在芬兰、意大利、爱尔兰以及葡萄牙，这些有社会合约的国家，则赋值为1。后面的这一组成员国划归为“高度协商”的成员国家，而前一组或者其他程度较少的国家则处于中间。研究者做出如下观察：
总的来看，这三组大的解释变量强调了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因素，涉及到了7个不同的相关因变量。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在社会合约分析中有三个因素需要进一步讨论，即：是否有通融的货币政策，共识民主的传统，以及经济开放的程度。这一模糊集合的方法对评估《欧洲2020》中不同关联治理领域的整合程度颇有意义。图2显示了图1中所包含的要素，及其整合的基本情况。所有模糊集合的分析都起始于对模糊程度的阐述，即宏观经济政策和融合政策领域的主要政策集合。比如，宏观经济政策中稳定和增长条款（SGP）的硬约束都可以在模糊性上赋值为0，而“公开协调机制”（OMC）的软约束则可以赋值为约等于1，而一般性经济政策指导方案；以及欧洲就业战略则可赋中间值。
这三个主要领域都会出现一个迭代过程。其中关键是分析不同领域之间的模糊区域。在这里，评估和分析主要是对《欧洲2020》同其他两个治理领域的交叉范围进行分析。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产业政策和区域环境的互动，这有可能是达成三方社会公约有效性目标的原因。本文并不是要对《欧洲2020》进行模糊集合分析，或者提出一种更优良的评估和分析方法。而是，对现有框架中主要政策领域的融合程度进行观察。尤其是，产业政策在《欧洲2020》区域政策中扮演了支点的基本原理是如何实现的。
三、结论
《欧洲2020》代表了欧盟为了发掘经济潜能所制定和采取的战略。该项计划的三个核心内容是对《里斯本议程》宏大计划的某种修正，同时也继承了其政策滞后的特性。尽管这项计划要比《里斯本议程》更加具体，但是也有变成《里斯本III》的危险：即一项永远寻找政策原因而无法实现的战略。尤其是在2007年底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这更具有针对性。在危机影响下，《欧洲2020》中强调了要转向更加明确的产业政策。七个政策要点中，有五个实际上是产业政策。如果欧盟要在经济复苏中要实现三个“再”（再度组合、再度平衡、再度复苏），则产业政策在所有治理范围和区域发展中都是非常必要的。
危险在于，《欧洲2020》很有可能又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战略，从而加强了里斯本议程的政策迟滞，从而也还是“一如既往”。以“自上而下”推动政策的方式很难将其整合进一个战略性和操作性的框架内。在金融危机和后续财政危机的影响下，《里斯本议程》最终可能完全无用，尤其是在欧元区范围内。由于缺少某种财政联邦主义的体制，无法建立一套未来危机的风险应急体系，在区域层次对外部冲击进行有效缓和，《欧洲2020》也可能重蹈覆辙。
产业政策的作用，尤其是七个关键项目中的五个，允诺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和融合政策的更深度融合。产业政策也有可能扮演着支点的作用，撬动区域政策，将其整合进入《欧洲2020》的治理要素中来。通过模糊集合分析，我们能够对融合的程度和广度进行分析，这样的评估是有价值的。如果在政策整合以及实现结果的政策中，没有明确的区域政策规划，则《欧洲2020》有可能错失良机。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本文试图对现有的政策辩论有所贡献，并对未来的研究一成提供一些建议。
原文发表于《政策研究》2013年第3期，第274-2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