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时任中国国家总理的温家宝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如今，不平衡状态依然存在，而中国经济则太过集中于投资领域并过度依赖于信贷。
当前的中国领导层承诺要建立一个更为均衡的发展模式，并相信市场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但当某些领域需要更强监管之时，中国官员们不应奢望自由市场会成为金融部门的一剂万能药。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经济不平衡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出由信贷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危机。
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年均投资/GDP比率就达到极高的40%水平，而经济学家们也在呼吁向更消费导向的增长形势转型。2012年上述比率上升到47%，而工程建设已经占到了全部产值的40%。总信贷量也从相当于GDP的130%飙升到200%，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影子银行”信贷都急剧扩张。
中国和全球经济都从这一刺激行动中受益，而这也在危险的通缩时期推高了总需求。但这也导致了在重工业，房地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量浪费，为中国留下了去杠杆化和坏账的挑战。
在许多领域，市场纪律的强化确实在应对失衡状况的结构性原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压低价格的农村土地鼓励了过度浪费的建设投资。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正常所有权关系的缺失令后者可以只支付最低限度的红利并在业务发展方面过度投资。对银行存款利率设定的上限导致家庭储蓄者实际上是巨额补贴了企业贷款者。国企也比私企更容易从国有银行得到贷款。
但日本在1980年代的经验证明，那种认为金融自由化就能使经济走向平衡稳定的想法是错误的。正如乔·斯蒂维尔（Joe Studwell）在其著作《亚洲是如何运行》中证明的那样，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不是通过自由市场的信贷供应实现经济奇迹的，相反，它们是依靠有意将信贷导入工业发展而非房地产或消费实现成功的。
当日本在1980年代放松对银行系统的管制之后，借着就是一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随后的经济破灭，结果就是持续20年的低速增长和通缩。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仅相当于日本的1/4，如果中国在实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出现了类似的挫折，那必将是悲剧性的。
然而中国经济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层住宅、大型交通枢纽、会议中心，体育馆和博物馆都比在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反映出两大中国特色因素和所有银行系统的一个内在特点的互动结合。第一大特色是当局强调“城市化”，但这种城市化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工业化的副产品。其二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去中心化手段，区域之间不断竞争，各城市都以宏大华丽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为荣。
在这一混合体中的共有特点则是世界各地的银行都可以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私人信贷，资金以及购买力，而如果不受公共政策限制的话，这些银行都有一个天然的偏好，就是把上述创造物投入到房地产发展中去，并因此推高土地价格。
即便排除了明显的市场扭曲并强化市场纪律，这些因素依然会导致房产建设泡沫并最终破裂。危机前的爱尔兰和西班牙银行都和中国的国有银行一样拥有资助过度房地产建设的能力。
因此，即便中国引入了更多的市场管制来取得一个积极的成效，它必须计划好用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危机前缺失的政策工具去限制信贷创造。应当大规模应用对贷款额/价值比和贷款额/收入比设置上限的方法。同时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应体现在对房地产贷款方面比银行内部信贷风险评估更高的风险权重。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维持商业银行的资本储备要求以限制信贷创造，而不是像2008年前的发达经济体那样将其视为过时的东西。影子银行的信贷供应必须严加规管。对信贷周期的控制能力至关重要，不可拱手让给自由市场。
中国因此面对这一个严峻的挑战。它必须实施一个转型，不是朝向导致了2008年危机的西方模式，而是实现一个将某些市场管制因素和强大公共政策限制相结合的全新模式。
这场转型能否平稳进行对全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到2020年代初期，中国的GDP将达20万亿。如果信贷/GDP比率在那时达到250%，就意味着总贷款和债务证券价值将达到50万亿，比美国2008年是的次级贷规模还大3倍。如今，大多数债务的偿付都在国有部门以内，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但随着私人部门不断发展，国企受到严格预算限制，外部资本账户被放开，这一庞大信贷数额将导致全球金融风险不断增大。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比2008年危机前的发达经济体政策制定者们更好地认识到自由市场的优点和风险。如果不是的话，另一场危机——而且比前一场更加剧烈——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