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的动力也可以来自市场。就中国目前的实际而言，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治污很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经济代价。因此，行之有效的污染治理机制必然涉及政府顶层设计和市场激励机制设计。
环境经济学考虑得最多的就是人的行为
文汇报：环境问题事关全世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在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在您看来，与其他学科的环境研究相比，环境经济学有哪些特色？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目前发展状况如何？
赵金华：环境经济学考虑得最多的就是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怎么进行机制设计和政策制定，这是环境经济学和其他环境学相比最大的区别和特色。环境经济学最关注的是激励，当一项政策、举措、新技术推出之后，环境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采纳它？比如，环境经济学在评估一项环保技术的时候，不仅考虑企业用了新的技术之后能减排多少，而是先考虑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企业是否适用，什么情况下会用，用得对不对，是否每天都用，怎么样激励企业去用这个技术。
环境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经济学任何领域的发展，都有社会背景。一旦社会出现问题，经济学就将回应它。环境经济学也是这样，真正发源于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环境保护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遇到石油危机，环境经济学中关于石油能源的研究就发展起来。随后，伴随西方政府对于污染的政策法规越来越广泛，研究人员发现政府以直接命令或控制型政策所起的效果并不好，环境经济学中基于市场管理手段的研究就随之发展起来了；现在大家发现气候变化是社会关注的重点，环境经济学里面的一大部分人就又开始做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社会上出现了新问题，要么是发展新的学科，要么就是在已有的学科里扩展再去研究一些新的问题，所以环境经济学发展过程特别清晰，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在国外，环境经济学已经属于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是经济学学科中比较重要的分支学科。首先，从学科整体力量来看，该学科研究人员、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都非常多，对环境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也很多。其次，国外看一个学科，尤其是社科类学科成不成熟，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看它对社会及政策的影响。环境经济学在国外对政府制定政策影响很大，比如可交易的污染权、美国二氧化硫的交易、京都议定书中的碳排放交易等。可见，环境经济学在西方是比较成熟的，随着全球环境资源方面的挑战逐渐加剧，环境经济学也相应地在继续发展。
文汇报：在中国，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情况如何？
赵金华：环境经济学在中国还属于初级阶段，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师资数量都比较少，对此感兴趣的学生也比较少。造成这种与国外鲜明差距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对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一提到环境问题，大家想得更多的还是自然科学、环境工程等方面。在社会科学方面，如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领域，还鲜为人知。从长远看，肯定需要依赖环境经济学这样能够对政策、企业、个人行为进行深入剖析的学科，只有把其中的这些关系理顺，制定出来的环保政策才是可持续的。所以，应该对环境经济学进行大力扶植。
第二，对于环境方面跨学科的研究支持力度不够。国内的研究基本上工程问题就是工程问题，环保政策问题就是政策问题，没有有效结合。而实际上恰恰是工程学科专家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告诉他人的反应是怎样的，政策方面专家也需要了解实际的环境运作规律是怎样的。跨学科的研究在国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对跨学科的环境研究项目支持比重越来越高，而对纯学科的支持比重越来越小，对于很多比较重要的环境问题，比如水、温室气体等问题研究，资助的都是跨学科的课题。
文汇报：对个人、企业和政府来说，实施环境保护的动力何在？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如何使其各自都采取自觉的行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改善环境？
赵金华：环境保护是一个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有一个特性就是仅仅依靠市场的话就会供给不足。大家都想别人做而自己不做。如何激励大家投身环保？首先，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规则，因为环境是一个公共物品，政府只有把公共环境变好了，才算完成职责。所以政府要么提供一种环保标准，要么是通过征税等一系列政策来约束大家的行为。从企业角度来讲，环境保护的动力可以来自市场。比如，在美国，很多企业自愿做环保，因为这样可以树立或改变企业的形象，环保的概念股都卖得很好，因为公众比较在意这种企业形象。对于个人来说，提高公共的环保意识非常重要。老百姓对于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希望政府能允许公众参与，大力发展NGO等公益组织来调动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政府应该提倡环境方面的NGO发展，公众参与度强了，环境意识会变得更好。
文汇报：您是美国环保署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经济分委会委员，该委员会具体职责是什么？委员们是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在中国的环境法规制定和环境治理中，如何更好地搭建起一座政府环保部门与学者建言献策之间的桥梁？
赵金华：美国环保署制定环保政策时强调政策的科学性。科学性体现在：一是公开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过程，让大家都来评论监督；二是美国政府对于每一项政策都会事前进行评估及成本效益分析。评估的过程非常科学，咨询委员会就是要保证评估是有科学性的，而不是政府自己对自己进行评估。在美国进行政策评估，一定要做鉴定。环保署中的各个分委员会，对政策中涉及到的不同方面进行鉴定，涉及到经济方面的，就由我们环境经济学分委员会来评估鉴定。整个评估过程就像审核论文一样，非常规范和严格。
在中国，建立起政府环保部门与学者建言献策之间的桥梁，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双向公开。政府公开政策制定的过程，让专家能知道政府要做什么，怎么做。同时，专家的建议政府能听得到，能多听。这里指的专家是包括大学科研人员在内的人员，而不仅限于政府部门内的科研人员。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相互促进
文汇报：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人，当诗意地栖居。”对于世界上那些生活在严重污染环境中不能自由呼吸的人们来说，“诗意地栖居”就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范围高浓度的雾霾灾害，影响了人们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同时给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针对近来中国频发的雾霾天气，您如何评价？觉得应该如何治理？
赵金华：旷日持久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环境的深深忧虑，也再度敲响了治理污染刻不容缓的警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却也十分高昂。雾霾问题仅仅是凸显的环境污染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土壤和水的污染也已经到了必须全力治理的程度。
治理雾霾污染问题，首先要有直接针对空气质量的立法。伦敦的污染事件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清洁空气法案的通过，美国于1963年开始实施的清洁空气法案。在这些关于空气质量的法案通过之后的数十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空气质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其次，保证环境监管部门的独立性，理清环境监管的关系。此外还要建立权威的、更加透明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比如，美国环保署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数以千计的空气污染物检测站点，同时还有很多流动的空气质量监测车，通过流动的取样来监测各地的空气质量，从而为执法监管提供权威准确的数据。
再次，是要严格治理机动车尾气。中国雾霾的成因中，汽车尾气污染排放对城市空气污染分担力占比约为20%至25%。所以治理机动车能显著减少大气污染，这也是国外治理大气污染常用的方法。最后，依靠“从量”的气体污染物控制手段。比如，企业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都有与之对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如果企业违背了这个标准，该企业需要从其他企业购买污染物的排放指标或接受环境监管部门的处罚。然而，目前中国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从价”的手段，即企业根据排放量的高低向环境监管部门交纳排污费，这样的手段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对于总的污染物排放量不可控，因为企业只要付费就可以排污。
文汇报：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有人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体，现阶段保护了环境往往就限制了发展。您如何看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赵金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短期内两者确实有竞争的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很多方面是互相促进的。首先，如果一开始就坚持绿色发展，企业有这方面的限制，当排污被施以重罚之后，企业要么会找新的技术，提高效率，要么会选择其他不易产生废物的原材料。这样就会直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长远来讲，企业的生产力也就随之提高了。
其次，环境的政策可以促进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现在老讲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常常是用产业政策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其实环境政策也可以帮助调节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
文汇报：现在一方面污染已经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抓紧时间进行经济转型。现在对中国政府来讲是否是一个战略的机会，应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赵金华：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做一些事情不可的地步了。实际上，空气污染是这样，中国的水污染、土壤的污染同样严重。只不过雾霾是大规模的、大家能看得见的直观污染。以前我们说治理环境问题是为了造福子孙万代，但目前中国的环境问题，现在治理就能立刻造福自己，更不用说子孙万代了。而且，环境污染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测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大约占当年GDP的7%至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环境污染的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效的污染治理政策手段一定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来治污是行不通的，因为污染和治污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反过来，由于政府和排污者之间存在信息高度不对称，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治污很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经济代价。因此，行之有效的污染治理机制必然涉及政府顶层设计和市场激励机制设计。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尽快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提升战略层级和权威性，组建超部委的高规格的环境治理协调机构。我们理当以近期的雾霾问题为契机，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环境的治理。当前环境污染形势严峻，污染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综合治理工程。仅仅依靠环保部等少数部委来治污权威性不够，需组建高规格的环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更高权威机构和领导挂帅。
第二，集聚研究力量，进行可行性、有效性、适应范围等方面的科学论证、顶层设计和环境政策研究。环境治理存在长期性、复杂性。政策层面的科学设计要远比开发研究某种污染治理的技术重要得多。有效的政策需要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形成。拉夫运河灾难事件后，美国旋即颁布了超级基金法案，至今已出台6大类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案。经济学家围绕超级基金法案展开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也促成了该法案的数次修订。
第三，重视政策落地，理清针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监管和激励机制，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去。任何政策要起作用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执行，换句话说，政策需要落地。再好的政策，没有有效的监管和激励机制，也将成为空谈。地方政府多年来形成的以经济发展为先，侧重短期GDP增长的思维惯性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因此，需要自上而下在各级政府间理顺监管和激励机制。
第四，公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允许群众参与和监督。公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特别重要，否则就不能达到对污染者的有效监督。对中国来讲，环境政策手段更多的是靠政府强制，采取一些强制措施，短期内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来看并不能维持，反而会加剧环境恶化。部分原因是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公开度不够，专家评审论证不够，所以导致政策制定并不科学。只有公开了，群众才能参与进来，行使监督权。公众参与了监督了才会建立信任感。
文汇报：您在本次研讨会的演讲中，探讨了混合经济中的环境规制，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环境法规才能更易实施推广，更有成效？
赵金华：通常来讲，制定法律法规会考虑包括制定成本、执行成本以及法规效率等三个方面的情况。在中国，目前制定政策法规更多的是考虑实施的容易程度。但实际上，不能说一个法规容易推广就轻易实施，而是应该考虑它的效果，哪怕推广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有成效就应该推广。因此，只有兼顾上述三个方面的法规才更有成效。
此外，我认为政策层面的科学设计要远比开发研究某种污染治理的技术重要得多。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政策手段非但发挥不了治污的重要作用，甚至可能事与愿违。以中国一些城市推出的机动车限行措施为例，一样的政策墨西哥城自从1989年就开始采用，然而研究表明该政策导致该城的汽车保有量大幅增加，汽车尾气污染增加，空气质量没有得到改善，原因是限行导致更多的家庭购买第二辆车。
另外，对于中国这么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言，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采取量化的法规要比税收的法规更有效。在限制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开展排污权交易，通过交易能够大幅地减少排污企业因减排产生的经济成本，从而能激励它们积极地参与减排。
中国已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
文汇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在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有哪些值得中国吸取的经验教训？
赵金华：一些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先污染后增长的阶段，他们发现，实际上这样更浪费。美国拉夫运河灾难事件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一块400亩的土地，因1947年到1952年间一家化工厂的化学垃圾倾倒，让美国政府在30年后花了21年时间和近4亿美元去清理。从国际教训来看，“先污染后治理”代价沉重。而且考虑到国情和生态环境脆弱的情况，中国已经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最好从现在开始就去践行绿色发展，或者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点在什么地方，需要具体分析，但是大家一定知道不应该做什么。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肯定是不对的，将来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此外，还有一个教训就是要重视数据的保存与公开。当年伦敦、洛杉矶雾霾，有非常详实的数据记录可查，所以大家可以去分析研究。但现在有人问，我们中国的雾霾造成多大的健康损失，如果没有数据记录，或者数据不公开，研究人员没办法找到相关数据，因此也没有办法进行分析测算。
文汇报：人类共有一个地球，任何一国的环境问题，都关系到全人类的健康和福利。环境保护工作只有通过各国的通力合作才能做好，因此，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十分重要。你如何看待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对我国的环保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赵金华：污染以地域来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内自身的污染，另外一种是跨国界的污染，比如国际河流、温室气体、PM2.5等。针对国内自身的污染，这方面的国际合作更多的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得到其他国家的技术支持。针对跨国界污染，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造成的污染也特别多，像水资源的利用、酸雨雾霾等跨地域污染，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比如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如果美国也开始减排的话，中国的压力将非常大。这需要国家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开展环境外交、更多地履行国际环保义务。
当前，我们尤其需要既懂国情又了解发达国家环境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力量，在学习和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为国家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咨询。一方面，现有的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应扩大环境经济学特别是机制设计和环境政策研究方面的委员比重；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在集聚海内外研究力量方面的优势，重点扶持若干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内高校建立环境保护研究基地。
知行合一，堪称赵金华身上最显著的特点。论学养，他早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系与农业、食品与资源经济学系双聘教授，并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及环境与自然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论实践，2009年，他入选美国环保署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经济分委会委员。他曾担任《环境经济学与管理杂志》编辑，目前是《资源经济学年度评论》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日前，赵金华教授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为平台，牵头组织召开了“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环境挑战”国际研讨会。会上，来自全球十余家科研机构的近20位环境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工业企业的能源管理、环境政策法规等环境热点问题做了专题研讨，用全球视角解读中国环境挑战。
会后，受本报之托，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立国副教授对赵金华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赵金华提出，环境保护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有责任制定相关规则；同时，环境保护的动力也可以来自市场。就中国目前的实际而言，由于政府和排污者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治污很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经济代价。因此，行之有效的污染治理机制必然涉及到政府顶层设计和市场激励机制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