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出于反恐、争夺资源及发展地缘政治利益等目的，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新的大角逐，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虽然从长期来看，任何角逐一方都很难在这场角逐中成为绝对的赢家，但是，中国的中亚战略是最具竞争力的。
早在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就曾经说过：“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心地带；谁控制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其中，麦金德所指的世界岛，主要包括亚欧大陆和非洲，而亚欧大陆的腹地，当时的俄属中亚及西伯利亚地区则是所谓的中心地带。[1]由此可见中亚在世界上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事实上，由于地处东西交通尤其是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路和几大文明交汇之处，自古迄今，中亚一直是各种势力争夺的要地。尤其是19世纪英俄在中亚展开激烈竞争，使中亚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后人称之为“大角逐”（或称大博弈，Big Game或Great Game）。[2]
英俄角逐中亚，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在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后，为了争夺原材料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扩充势力范围，而对外展开了殖民扩张活动。中亚尤其是英属印度与俄国之间的地区便成为英俄两国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其地域范围南及克什米尔与阿富汗，北及锡尔河河谷，东为突厥斯坦（即新疆），西至布哈拉。英、俄两国争夺的焦点是：阿富汗、河中地区和新疆，当时这些地区在许多地图上尚称为“未知地区”。[3]另一方面，与中亚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有关。早在18世纪，俄国即已明确了南下向印度洋扩展其地域范围的战略目标，而中亚乃俄国实现这一战略的必经之路。英国则是在19世纪中期逐步征服整个印度后，出于防范俄国可能的南下企图，以免俄国危及英属印度的安全，也开始将其扩张目标对准中亚，与俄国在上述地区展开了竞争。[4]在英国人看来，这是英国“寻求阻止俄国威胁英属印度的一种途径”，是“英国为保障英属印度不受到来自西北攻击的危险而寻求的一种方式”。[5]
在这场角逐中，俄国逐渐取代18世纪时曾在中亚占据主导地位的清朝，成为中亚新的主宰者，河中等中亚大部地区被并入俄国领土。阿富汗则置于英国保护之下。新疆成为英、俄在中亚角逐的唯一焦点。最终，俄国迫使清朝割让了大片领土，英、俄两国均在新疆攫取了相当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权益。这场角逐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而告终结。
至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苏军撤出阿富汗，以及苏联解体导致中亚五国先后独立，中亚再次成为世界关注和各种主要势力争夺的焦点。此可称为第二次中亚“大角逐”或是“新的大角逐（New Big Game）”。[6]相比第一次以英俄为主角的大角逐，参与第二次角逐的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及角逐模式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两次大角逐中，中国均深深卷入其中，只不过两次的角色迥然不同。前一次，受国力日趋衰微及战略明显重东轻西的影响，清朝的中亚政策日益消极退缩，18世纪时曾在中亚占据重要地位的清朝日益沦为中亚地缘政治角逐的配角，清朝在中亚的政治利益等遭受重大的损失，其统治之下的新疆乃至西藏地区也沦为英、俄角逐的目标。而在后一次中，中国则已经成为角逐中亚的各种势力中的重要一支。在正在进行中的此次中亚大角逐中，如何发展与中亚乃至西亚、南亚等内陆亚洲各国的关系及维护和确保中国在中亚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关系着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寻求合适的角逐中亚之路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极为重要。而谁是这场角逐的胜者，中亚在这场角逐中的地位和将来如何，中国是否希望或是能够恢复18世纪清朝在中亚的主导地位，均是本文将要关注和阐述的问题。
一
在第一次中亚大角逐结束70余年后，受苏军撤出阿富汗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中亚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暂时的政治真空局面。一些分析家将包括中亚在内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称为“后苏联空间”，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受前苏联影响依然很大，西方的民主框架和人权价值观等尚未得到中亚各国及其民众的普遍认同。[7]
近20年来，中亚的这种局势广受各方势力关注。各大强国均开始对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地位以及丰富战略资源的中亚地区施加其影响和价值观，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反恐之需。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运动在中亚得到快速发展，其主张的极端宗教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对美、俄和中国等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均构成了较大的威胁。为此，各国开始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如中俄主导下的“上合组织”之主要目的即为反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反恐给予了各国介入中亚事务的正当理由，尤其对于某些国家而言，甚至成为实施其真正的中亚战略的烟雾弹。第二，中亚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能源资源进口国，自然视中亚为其保障能源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地区。俄罗斯虽然是能源出口大国，但是希望通过对中亚当地政权的政治影响，让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通过俄罗斯的输油管和输气管输送到国际市场。美国则是希望能够控制中亚的能源资源，达到操控国际能源市场、遏制中国等国发展的目的。第三，中亚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这也是吸引各国角逐中亚的最重要因素。各国均希望通过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来遏制其他大国在中亚的利益，并保障自己的安全。
为此，当今世界主要力量继19世纪的英俄之后，再次展开了对中亚的角逐，而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三支力量。
1、俄罗斯。苏联虽然解体，接过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虽然实力较苏联大为削弱，却并不想轻易放弃中亚地区，而是通过独联体努力维持着对中亚的影响，避免中亚轻易倒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尤其是在1999年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人更是希望普京能够推动国家的复苏，尽快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并加强对中亚等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在俄罗斯看来，在国家安全领域，中亚可以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阻隔阿富汗罂粟、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影响，并抵御北约和一些激进国家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俄罗斯的冲击。[8]经过多年的努力，尽管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纷纷独立，有的还转向了西方，但是俄罗斯通过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合作，重点掌控中亚地缘安全和能源的主导权，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而且，俄罗斯还在2004年加入中亚五国组成的“中亚合作组织”（CACO），以致俄罗斯被人称为是一个中亚国家，改变了中亚的政治构成。[9]另外，俄罗斯还通过“上合组织”（SCO），同中国及相关一些中亚国家等展开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2、美国。对美国来说，中亚是冷战后的美国在欧亚大陆遏制和孤立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区。苏联解体后，美国利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无力抗衡美国的势力扩张之极，在其自身固有的国际影响力的驱使下，并在得到北约等国际机构的支持和以色列与印度等“伙伴国”的合作下，同时利用了巴基斯坦等国的政府，开始介入中亚事务，希望将中亚发展为美国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链条中的重要部分。不过，在“9·11”之前，美国对于中亚还缺乏足够的兴趣。[10]而“9·11”恐怖事件的发生则成为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直接藉口，之后，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步伐日趋加快，尤其是与其主导下的北约以反恐名义出兵阿富汗，在阿富汗展开了长期的反恐斗争，这成为新世纪中亚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迄今仍对中亚形势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美国还在“反恐战争”的框架内向中亚各国提出设立军事基地的申请，并通过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发动颜色革命，在吉尔吉斯设立了马纳斯空军基地，成为美国镶入中亚的一枚重要棋子。
如果说“9·11”恐怖事件的发生是引发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短期动力，那么，谋求主导和控制中亚以图压制俄罗斯和中国则可谓美国在中亚的长远战略。这势必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互相冲突，二者之间的竞争势不可免。[11]而二者在中亚的这种地缘政治战略角逐，其触角又势必直抵中国新疆，不仅会对中国的能源资源安全供应造成严峻挑战，并可能危及中国西部边疆的战略安全。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发展还是地缘政治战略考虑，中亚战略势必在中国的利益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自然也将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之外的另一个角逐中亚的主要参与者。这样，一场类似于19世纪英、俄中亚“大角逐”的新的中亚“大角逐”就在中亚地区逐步展开。
3、中国。中国之所以会卷入这场中亚角逐，原因主要有：第一，抵御美俄角逐中亚可能带给中国的威胁。美、俄在中亚进行的地缘政治战略角逐，触角势必直抵中国新疆，不仅可能影响到中国西部边疆的战略安全，而且也会对中国的能源资源战略形成严峻挑战，从而危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如目前美国领导下的联军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触角即已临近中国西部边疆，坚持不干涉原则的中国担心联军最终可能会干涉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事务。[12]第二，出于反恐之需。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对中国新疆的安全存在现实的威胁，中国需要阻止新疆的分裂势力和中亚极端主义之间的联系，以保障西部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第三，中国的发展之需。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中亚的能源资源，还需要在一个和平稳定的中亚拥有政治上的可靠盟友，需要维持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边界稳定与友好关系。第四，扩张中国的影响。和平崛起的中国当然不应总是韬光养晦，也需要适时适度地展示自己的力量，提升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这一方面需要扩大在中亚以及中亚周边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求更好的地缘政治地位。[13]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发展还是地缘政治战略考虑，中亚战略势必在中国的利益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自然会主动或是被动地卷入到对中亚的逐鹿之中，从而成为俄罗斯和美国之外的另一个角逐中亚的主要参与者。在角逐方式中，中国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发展同中亚各国关系的目的，同时，中国又与俄罗斯协同成立了“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成为中国发展和加强同中亚国家政治合作和友好关系的重要渠道。
4、其他国家。值得指出的是，除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大国之外，其他诸如印度、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也均企图向中亚施加其影响。这些国家较倾向于单独行动，不过如伊朗和土耳其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合作，印度则拥有美国的支持。在总体上，这些力量虽然与美、俄、中三方势力尚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其影响力呈逐步上升之势。
这样，一场类似于19世纪英、俄中亚“大角逐”的以俄、美、中三国为主要参与者的新的中亚“大角逐”就在中亚地区拉开了帷幕。
二
英、俄第一次角逐中亚，深刻改变了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其影响可以说迄今都未完全消失。而正在进行的这场中亚大角逐，其结果将会如何，又会给中亚和角逐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显然还系未知数。但是无论如何，其影响同样将是非常深远的。
（一）美国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这场角逐中，美国凭借其综合国力及盟友的支持，相对较为强势，与19世纪的俄国颇为相似。但是，美国也有诸多不利因素
1、地缘劣势。美国不像俄、中那样与中亚接壤，其领土远离中亚，缺少永久性基地，这种地缘劣势必将对美国中亚战略的成败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美国目前在吉尔吉斯拥有马纳斯军事基地，2010年又在吉尔吉斯新增加了一个非军事基地，但是由于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吉尔吉斯局势的走向，将来或许会影响到美国在吉尔吉斯的军事基地的命运。为了避免乌兹别克斯坦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事情的再次发生和不利影响，美国只能打着反恐的旗号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而且必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以通过控制阿富汗向中亚进行渗透。但是，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赢得阿富汗战争的企图将很难实现。而阿富汗战事如果无法如期早日结束，必然导致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支持率的下降并影响到对这场战争本身的支持。近来传出的美国政府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消息也说明美国政府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
2、中亚穆斯林中存在的反美情绪。自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频频示好伊斯兰国家，希望改善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寻求同穆斯林国家更广泛的合作。如2009年6月，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针对伊斯兰世界的讲话，希望美国同全世界15亿穆斯林有一个“新开端”，呼吁结束周而复始的“怀疑和争议”。奥巴马此举显然是想修复因伊拉克战争而遭到损害的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同穆斯林世界的合作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打击恐怖主义上，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共同利益。他希望寻求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新开端”的设想，体现出新任美国总统处理同伊斯兰世界的一种新的途径。但是，这种示好在很多方面其实只是一种表象，一旦涉及到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示好便会暴露出它的虚伪性。而且，2010年“9·11”纪念日前后，因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以及美国牧师特里·琼斯焚烧古兰经事件而在美国国内引发的社会分裂和对穆斯林的歧视等，都在各国穆斯林中引起了对美国的仇视情绪。如果无法处理好来自穆斯林的这些敌意，那么美国在中亚的行动以及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势必遇到严峻的挑战。而且，美国不顾中亚国情，急推“民主化”并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这种急于求成且对中亚各国内部事务的强烈干涉不仅未能扶植亲西方政权，反而导致美国在中亚陷于被动，也导致各国穆斯林对于美国是否真正想在这些国家推进民主抱有极大的怀疑，可谓适得其反。[14]
3、来自俄罗斯、中国等国的挑战。在这次中亚大角逐中，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合作而非对立的态度，尤其是双方主导成立的上合组织成为彼此合作的重要渠道。虽然美国极力在中亚煽动地区的不稳定，挑拨中亚国家与俄、中等国的关系，而不是推动合作，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都难以影响到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合作和互动关系。中俄的合作以及伊朗和中亚各国的逐渐加入对于美国的中亚战略显然形成了挑战。
因此，这种建立在冲突和战争基础上，且矛头指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美国对待中亚问题的模式，虽然暂时使美国在这场角逐中占有部分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显然无法取得类似于19世纪俄国取得的那种成就，甚至会面临着失败的命运。
(二)俄罗斯
俄罗斯对待中亚的战略目前正在经历着微妙的变化。前文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不愿放弃在中亚的影响力，中亚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独联体的框架内依然属于俄罗斯外交的重点。2007年，由于美国鼓动和支持的“颜色革命”触及了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超越了俄罗斯对美妥协政策的底线，因此，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慕尼黑的全球安全政策会议上一再强调，独联体是俄外交的第一重点，意指俄罗斯绝不让美国将中亚国家进一步改变颜色。这表明普京政府开始调整对美政策，着手谋划在中亚地区的外交反击。[15]但是，进入2010年后，在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领导下，俄罗斯对待中亚的战略开始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2010年7月，俄罗斯外交部举行题为“俄罗斯外交：保护国家利益与促进国家全面现代化”的驻外使节会议，梅德韦杰夫出席并作重要讲话，阐述了俄罗斯近期的外交重点，其中谈及：俄罗斯首先要与自己的主要国际伙伴(德国、法国、意大利、欧盟和美国)结成特殊的现代化联盟;其次，在亚太地区，应保证俄罗斯东部地区安全，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此，俄罗斯应尽量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进行互动，确保进一步与印度发展合作，并加强和日本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三，俄罗斯与独联体伙伴的合作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优先方向。[16]这表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型，美欧第一，亚太第二，独联体国家第三。显然，中亚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中亚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削弱，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但这必然会对俄罗斯中亚战略的成败产生消极影响。
另外，由于俄罗斯对中亚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手段并不多，而且，中亚年轻一代与俄语居民的文化和历史联系也不紧密，对俄罗斯多持消极态度，这就使俄罗斯很难固守其在中亚的阵地。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中亚不知不觉脱离“俄罗斯世界”，[17]正如19世纪的清朝在中亚的主导地位的削弱和消失。
(三)中国
在这场角逐中，中国呈后来居上之势。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与中亚接壤，相对具有地缘优势。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在政治和经贸等关系方面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双方的经贸交流，不仅对于中国自身的能源安全战略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也给中亚各国带来了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工程和科技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中国处理中亚问题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中亚国家民众对于双方地位不对称的担忧，也遭到了一些外来势力的挑拨，[18]但是，相对于美国对待中亚的模式，中国所采取的不干涉中亚各国内政以及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合作模式，无疑更容易使中国进入中亚国家，成为各国理想的合作伙伴，也更有利于减少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对新疆分裂分子可能的支持，从而确保中国新疆的安全。也就是，中国的中亚战略相对更容易取得成功。在这方面，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并与俄罗斯开展合作对中国非常重要。两国的合作将有助于消除极端伊斯兰主义在该地区的威胁，这就意味着剔除了美国插手这一地区的主要藉口，从而可能合力将美国的势力排除出中亚，减少美国等西方势力对俄罗斯车臣和中国新疆所可能进行的干涉。[19]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至少在短期内，尤其是在中国政府集中精力发展新疆等西部边疆的社会经济和维护边疆稳定的时期内，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在中亚的蔓延，这对中国而言是较为有利的。
(四)中亚各国
作为美、俄、中这场中亚大角逐的目标，目前的中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很有可能沦为欧亚大陆上最不稳定的地带之一。[20]一是阿富汗战争问题及由此而导致的中亚内部的形势问题。由于地近阿富汗冲突地带，这给中亚诸国带来了两大心腹之患：第一，贩毒;第二，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塔利班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高原、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肆无忌惮地横行。而阿富汗战争如果不能早日解决，将给中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局面。加之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意愿不是特别强烈，这就给解决上述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二是美、俄、中以及其他势力在中亚进行的角逐。这场角逐的胜负不仅关系着美、俄、中的国家利益，而且也关系着中亚的未来。由于角逐各方受各自利益的驱使，对于中亚各国的态度和行事方式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又反过来对上述三国中亚战略的成功与否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就是，谁能赢得中亚各国的信任和给予其更多的利益，谁就可能会获得这场角逐的最后胜利。从目前的情形看，中亚各国做出的选择是经常在不同国家之间摇摆，避免“站队”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试图从超级大国的冲突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
综上所述，虽然这场中亚大角逐仍在进行当中，形势尚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的有四点：第一，正如19世纪英、俄角逐基本上并未发生直接的冲突那样，此次美、俄、中三方在中亚也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第二，美、俄、中等任何一方想取得这场角逐的最终胜利都将非常困难;第三，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亚各国都将一直是大国角逐的对象;第四，中亚问题的解决，需要美、俄、中三国和中亚各国的合作。各方有必要尽快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讨论地区安全、阐述自己对地区问题的看法及打算，并在必要情况下做出决定，共同解决中亚问题，以防止这场角逐导致原本就不太平的中亚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三
作为此次中亚角逐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中国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在中亚的利益，保障中国新疆等西部边疆地区的平稳发展。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制定适合的中亚战略，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和经济发展优势，积极发展同中亚各国的政治、经贸合作，并在寻求俄罗斯和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支持和合作外，还应该重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新疆的政治稳定。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新疆政局动荡，通常离不开来自中亚的影响，毕竟，中亚与新疆在社会经济、民族、血缘尤其是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双方之间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因此，新疆如果出现动乱，极易为中亚极端势力利用，并在心理上得到中亚穆斯林的支持，这对中国中亚战略的实施和成败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就此而言，一个稳定的新疆是中国中亚战略成败之根本。
第二，加快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自21世纪初中国政府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新疆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公，地区间差异加大，尤其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喀什和和田等地区更是如此。如果不能保障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缩小南北疆以及新疆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当地民生，将极不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目前，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又给予新疆相当的优惠政策，并于2010年提出要在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建立两个特别经济区，尤其是喀什经济特区的建设至关重要。2004年，喀什地方政府就曾经提出要全力打造喀什在中亚南亚经济圈中的重心地位，旨在充分利用喀什在地域上毗连中亚、南亚，且与这些国家具有相同的民族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上又曾是连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喀什建成面向中亚、南亚国家的出口商品的重要基地和商贸中心。如今，中国政府又要在喀什建造像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如果这一举措能够顺利实施，对于新疆的发展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而一个发展迅速的新疆，对于毗邻的中亚各国的吸引力应该会越来越大。
第三，积极争取中亚各国及其民众参与新疆等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一方面是在中国走出去到中亚投资的同时，尽量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喀什经济特区的建设，并建立中亚与新疆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引中亚邻国民众参与新疆的建设，如引进劳工和部分技术人员，在合适的地方开展边境自由贸易等。也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双方之间的经贸往来，增进相互的依存度。这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在各国内部产生一些消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加强彼此间的认同，促进双方共存关系的发展。
第四，加强文化交流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均比较重视向外灌输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其中尤以美国为甚。中国目前对此亦较为重视，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来增进各国及其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发展模式等的了解。其中，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是较为重要的一种渠道，另外，互派留学生尤其是积极引进外国留学生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吸引并加大引进中亚各国留学生的力度，长此以往，将有助于消除双方的文化差异和误解，增进彼此的互信等。
第五，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阻碍中国与中亚各国间经贸、文化和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滞后。虽然新疆与中亚毗邻，但是交界很多地方多为山区，山高路险，交通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现有交通设施根本无法支撑日益活跃的国际经贸活动和人员往来，交通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与中亚之间关系发展及打造喀什经济特区的瓶颈。(
以喀什为例，当前，喀什与中、南亚国家还不通铁路，航空线也不多，交通主要依靠公路。但是，公路交通相当脆弱，主要依赖4个陆路边境口岸。受气候影响，各口岸均为季节性口岸，即使在开放季节，每年7、8月份又常常因山洪暴发而导致泥石流和塌方，影响彼此往来。而且，公路运输成本相当高，且安全性能较差。因此，目前喀什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公路运输发展还比较缓慢，客、货运输量都很小。目前中国向中亚各国出口的商品大多通过内地海港如宁波港运抵中亚。可见，交通的落后导致喀什根本无法将其与中、南亚国家之间的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果不加紧建设新疆与中亚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势必影响到双方之间经贸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方面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还需要与中亚有关国家政府进行协调合作。
第六，水资源问题。当今世界的水资源日益短缺，已经引起大多数国家的担忧和关切。根据有关机构预测，由于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到2050年，全球人均水资源将比目前减少一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因此，寻求有效的应对手段和措施正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最急迫问题。2010年10月，在突尼斯举行的第四届伊斯兰环境部长大会上，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更是建议成立伊斯兰水务委员会，以协调伊斯兰国家共同应对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严峻挑战。这足以说明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政府间的团结合作。中国的水资源问题也日益严峻，而且，由于亚洲多条大河尤其是跨境大河都发源于中国境内，如澜沧江(在中国境外称湄公河)和雅鲁藏布江(在中国境外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在中国和这些河流流经国家之间就较容易因水资源问题产生争端，并容易为一些国家利用而使之成为反对中国的工具。2010年这一问题更为突出。而在中国和中亚之间，亦存在水资源之间的分配利用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亚各国本身存在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如哈萨克斯坦的水资源就在前苏联各国中居于最后，中亚各国间常常因此产生纷争;[21]另一方面，中国因经济发展而欲开发利用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水资源，但由于这两条河流均流入或流经哈萨克斯坦，中国对上述河流的开发利用就容易产生两国间的纷争。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因中国实施的一些水力工程而表示过对中国的不满，哈萨克斯坦国内对此也存在很多的争议。[22]虽然这些争议的存在并不全是中国的责任，而且有些可能还是无中生有，但是，中国并不应该因此而忽视这些问题，而应尽量和相关国家就水资源问题进行公开透明的沟通，减少彼此的误解。毕竟，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和利益还是具有一定负面影响的。
总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中亚大角逐尚处于其开端。美、俄、中及其他势力都在避免在这场争夺中处于下风，而中亚各国也游移于各种势力之间，谨慎行事，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护自己的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机会与挑战并存。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中国的中亚战略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长远的眼光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较快和平稳的发展，并在新疆发展战略尤其是喀什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上取得成功，那么，中国就具有了美、俄等国所不具备的单方面优势，进而会带动和促进中国和中亚共同发展的双赢模式的形成。这种和谐的发展理念将会为中国赢得对中亚各国的巨大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必然远远超出18世纪清朝对中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Mackinder, Sir HalfordJohn,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RoyalGeographic Society, London (1904); Michael W. Cotter，TheNew Face of Central Asia, Caucasia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Vol. 2 (2) – Spring 2008, pp. 107-111;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Geographical_Pivot_of_History.
[2] 人们一般认为，“大角逐”一词最早出现在鲁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出版于1901年的小说《基姆》(Kim)中。不过，也有人认为，在1840年春夏时节一个到中亚旅行的名叫亚瑟·柯诺利(ArthurConolly)的年轻士兵的信中就已使用这一术语。后来，约翰·凯耶(JohnKaye)在其著作中将柯诺利所使用的这一术语公之于众。当然，基普林的小说《基姆》则让人们永远记住了这一术语。J.Kaye, Lives of Indian Officers,London, 1904, v.2, p.141, 145—146; Garry Alder, Big Game Hunting in CentralAsia,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Commonwealth History, Vol.IX, No.3, 1981, p.318; Peter C. Pu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Central Eurasi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2005, “Introduction”, n.1.
[3] H.C.Rawlinson, Observationon Two Memoirs Recently Published by M. Veniukov on the Pamir Region and theBolor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Proceedings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10, No.4, 1865-1866,p.134.
[4] 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和英属印度，普遍认为俄国可能会经中亚南下危及英属印度的安全，因此，在很多英国人心中存在一种“恐俄”(russophobia)心理，英国的远东专家也提出了“印度处于危险”的惊呼。他们认为俄国可能会经由两条路线南下威胁印度，一条经由波斯，一条从奥伦堡经由中亚的基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在俄国逐步占领中亚各汗国后，英国又担心俄国会取道新疆、西藏南下。不过，对于所谓的俄国威胁英属印度论，也有一些英国人持有不同意见。如弗莱利(SirHenry Bartle Edward Frere)就认为俄国不太可能侵略英属印度，因为俄国一方面在黑海和波罗的海面临着强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也缺乏发动这场战争的财力、人力以及组织能力。当时的英国记者包罗杰(DemetriusCharles Boulger)也认为，至少在1866年前，俄国人对于英属印度和喀什噶尔都并不关注。见SirA.W.Ward, G.P.Gooch ed. The Cambridge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3—1919, Vol.II, 1815—1866, GreenwoodPress, Connecticut, 1971, pp.199—201; 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档案(Oriental andIndia Office Colletions, British Library)，C137, Letters to Sir John Kaye, From Sir Henry Bartle Edward Frere, 12thJune 1874;包罗杰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175页。
[5]Garry Alder, “Big Game Hunting in Central Asia”,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IX, No.3,1981 May, p.320.
[6]ZviMagen and Olena Bagno-Moldavsky, The Big Game: The Great Powers in Central Asiaand the Caucasus, Strategic Assessment,vol.12, No. 4, February 2010, pp.115-126.
[7]可参考【俄罗斯】K.C.哈吉耶夫著，常玢译：《后苏联空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6年第2期。
[8]Zvi Magen and Olena Bagno-Moldavsky, The Big Game: The Great Powers in CentralAsia and the Caucasus.
[9]Farkhad TOLIPOV, Russia in Central Asia: Retreat, Retention, or Return CentralAsia And The Caucasus, No. 5(47), 2007, pp.19-32.
[10]Rajan Menon,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Survival, vol.45, no.2, summer 2003, pp.187-2004.
[11]Alexander G. Larin, Russia plus China, Removing the USSuperpower from Central Asia, Tamkang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9:3, 2006, pp.73-91.
[12]AlexanderKnyazev, The Afghan Issue in thePolitics of Eurasian Great Powers: Russia, China, India and Iran,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ume 8, No. 1, 2010, pp. 11-15.
[13]Jen-kun Fu, Reassessing a “New Great Game” between India andChina in Central Asia, China and EurasiaForum Quarterly, Volume 8, No. 1, 2010, pp.17-22.
[14]【美】约翰·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著，晏琼英等译：《谁为伊斯兰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54-59。
[15]郑羽：《“颜色革命”与中俄美三角关系》，《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4期，页12-15。
[16]马茹、胡丽雯、熊伊译：“梅德韦杰夫在俄驻外使节及国际组织常驻代表会议讲话摘要”，见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428352.
[17]【哈萨克斯坦】阿米尔·阿雷诺夫：《中亚何时爆炸》，(
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8月14日发表。
[18]如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就说，中国参与这场角逐，就是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水源以及原材料来加强其势力。见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ingh6/English。
[19] Alexander G. Larin,Russia plus China, Removing the US Superpower from Central Asia; Jen-kun Fu, Reassessing a “New Great Game” between India andChina in Central Asia.
[20]【俄罗斯】阿伦·德莱特拉著，童师群译：《中亚面临的四大挑战》，原文载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2010年7月2日发表，中文译文见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jsessionid=9DA9491A0AFF3C8B76CF1DD6CD900C87baseid=1&docno=428393。
[21]可参见释冰：《浅析中亚水资源危机与合作——从新现实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视角的转换》，《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1期，页25-29;潘志平：《中亚地缘政治现状分析(2008-2009)——相互交织的大小“博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页27-44。
[22] Stephen Blank., China’sWater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n and Leadership Potential, Issue of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Institute Analyst, 11/26/2009,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