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记忆
作者: [英] 西蒙·沙玛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 人文与社会译丛
译者: 胡淑陈 / 冯樨
出版年: 2013-10
页数: 840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自进入5月以来，南国的狂风骤雨时断时续地延伸着，多年未见如此恶劣的春夏天气。似乎是为了驱散乌云密布带来的低压闷气，偷闲到从化流溪河流域的林区两天，无语呆坐在晦冥恍惚的树林中和泛着幽绿之光的湖水边。脚下林中小路上厚积的腐叶层层叠叠，这是南方特有的春天里落叶的腐烂结局。在“啊，森林”这样的陈词滥调下面，我宁愿相信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句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在蚁穴、蜂窝、致命的荆棘之下，隐藏着一片畸形之地：“……发育不良的、蛆虫般的树木，／被肮脏的疾病夺去了叶子，／苔藓纠结于弯曲的枝条，/佝偻的树干上菌类如胡须般生长……”。这诗句转引自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第65页，胡淑陈、冯樨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谈的是立陶宛的森林，那里曾经是自由与专制浴血搏斗的战场。沙玛继续写道：抢在更加严酷的俄国审查机构和警察占领华沙之前，阿图尔·格罗特盖出版了他的记录波兰革命殉难史的三卷本历史画册。其中《立陶宛》的开篇是死亡飞过黑暗恐怖的荒野，守林人应声而起，别妻弃子，英勇地挥舞着立陶宛旗帜，与樵夫猎狗一起战死在树下；守林人的灵魂出现在年轻的寡妻和哭泣的幼儿身旁（69-70页）。西蒙·沙玛的家族来自立陶宛森林，因此他的“序”和第一章都围绕着这片森林展开；可以说，这是一部异常奇特和惊心动魄的以存在于风景与记忆之间的森林殉难史为中心的波兰近现代简史。
回到流溪河林区。湖山寂静，游人绝迹，在几乎停滞的时空感觉中体验湖光山色的奥秘，这种感受很久没有过了。离开的那天，天降暴雨，我们不得不涉水驱驰。在我们的车后山洪倾泻、水漫林梢。后来看朋友发来的山林受灾照片，意识到自然生态在人为干预下变得何等脆弱，而风景与记忆的转换又何等遽然！回来后翻出《风景与记忆》，读到这样的句子：“我躺下，透过树枝凝视着夜空，听着榆树和杨树吟诵着含糊不清的卡迪什，心想，曾经这儿只有立陶宛人，没有犹太人，当然也没有基督徒。后来，犹太人来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森林里，并把木材拿到各个河口和城市里去卖。如今，犹太人又消失不见了，但森林依旧在那里。”（39页）“我躺下，透过树枝凝视着夜空”，这的确是我在林区中的难忘之夜。我们应该相信的是，所有那些腐败的枝叶，所有那些与腐败枝叶捆绑在一起的人和事，最终是会消失的，而“森林依旧在那里”。当然，森林的殉难史也会永远在那里。
严格来说，这部《风景与记忆》不容易被分类，它不是综合性或专题性意义上的自然风景史、文化史或艺术史，但是又都与这些领域紧密相连。“本书探讨了神圣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对文化想象力的影响。……从多样的风景体验中挖掘出深层文化记忆，重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这样的简介是恰当的，但是它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更像是在自然史与文化史之间的一条极为宽阔的地带，上面镶嵌的是无数优美的或神秘的历史马赛克图案。它的核心观点是关于风景的文化性质：“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完全独立于文明的风景，只要详加考察，也同样是文明的产物。这就是《风景与记忆》的主旨。”（导言，第8页）“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化联想，也就根本无法想象或描绘自然风景。”（64页）“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67页）总之，它力图告诉读者的是，不存在与人类文明无涉的自然风景。那么，合理的推论就是，“我并不认为西方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我认为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导言，14页）既然这样，人对自然的发现、规划和保护就是应该肯定的。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没有比森林和河流包含有更多的神话与政治、生命与死亡等重要的人类观念的自然对象。河流常常被称作人类的母亲或摇篮，森林常被看作是人类出现在平原之前的故乡，其实这些描述都与来源、生长、变化等重要的生命观念密切相关。沙玛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水”中对于河流的叙述比其他部分更充满了思辩性：大地上的河流与人类的意识之流纵横交错地相互撞击，可以相信“那无名之流了然我所有的秘密。每一条清泉都涌出同样的记忆”（加斯东·巴舍拉）。
书后的“文献目录”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视野开阔、专业性很强的书目，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作者的思路和观点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学术路径。作者在开头就说“所有通向风景史的小径都必须经过两部长久以来都举足轻重且笔力雄健的著作，虽然它们所展现的视界和希企实现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是二者都极其敏锐地点出了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克拉伦斯.J．格拉肯（Clarence J．Glacken）的《罗得岛岸边的足迹：从古代至18世纪西方思想史中的自然与文化》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与城市》。值得一提的是，《乡村与城市》批判了怀旧的田园主义和城市进步主义，他使用的方法是对各种观点进行历史性的和批判性的追溯，这一点或许也曾给予西蒙·沙玛某种启示？有点遗憾的是，作者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文艺复兴研究的著名学者布克哈特，他的那部经典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第三章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人类思想史的影响，在我看来与该书第三部分颇有关系。比如，他认为但丁的诗句最早证实了自然对于人类精神有深刻的影响，而且但丁或许是自古以来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的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93-294页，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
沙玛还提到他在这个课题上的看法受到两部法国重要著作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加斯东·巴舍拉的《梦想的诗学》。当然，即便从表面上看，巴舍拉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风景与记忆》全书以自然元素木、水、石为主要框架，而巴舍拉的《梦想的诗学》则通过分析火、水、气、土等“四元素”与梦想的关系，揭示人的创造行为的奥秘，这是他的诗学想象理论的核心。从更核心的问题来看，巴舍拉强调对物质的凝视和梦想，其所生发的幽灵与辉光凝结为凝视者的意识之中的深层经验。沙玛也强调《风景与记忆》试图实现的目标是“观看并重新发现我们早已拥有但却忽略和漠视的东西”（导言，14页）。观看就是凝视，就是挖掘和赋予物质以文化记忆。在巴舍拉的诗学中，凝视产生梦想；在沙玛的风景文化史中，观看就是记忆。
“目录”中还提到，“河流作为政治工具和民族身份的重要性，请参看赫仁迪恩（同上）和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的《风景政治学》（The Politicsof Landscape，牛津，1979年版）。”这个论题的确是我们深感兴趣的。在书中，沙玛关于河流的政治学含义有多处论述，比如，“巨大的水坝和水力发电站正是现代专制者无上权力的象征，一如尼罗河灌溉运河之于法老。不计其数的苦工为筑造伏尔加一顿河运河而牺牲，而乘汽船航行河上之时，斯大林却可因此自封为这些河流的统治者”（301 页）。后来又提到“大英帝国开了头，苏维埃帝国（这个帝国非常信仰大型的水坝工程，似乎它们是经过辩证法论证的命运）收了尾”（446页）。大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坝经济学与大坝政治学已经向世人敲响警钟，人类的贪婪与狂妄已经开始受到惩罚。
无论如何，“如果说这是一本记忆之书，它并不是哀叹我们希望的灰飞烟灭。相反，它是一次穿越时空、让人大开眼界的旅行，这或许能让我们保持信念，坚信这个坚强、可爱的古老星球还有未来”（导言，20页）。沙玛说得很对。在这雷鸣雨暴的季节，让我们保持信念，坚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