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尤其在美国公众辩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以往关注较少的领域，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担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回到了镀金时代的极端状况；但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同时，拉美的不平等依然没有缓和的迹象。
到目前为止我们吸取了哪些教训？或许目前讨论中最有趣的一点是人们最看重不平等在穷人福祉以外的负面效果。
辩论的焦点之一是假设不平等不利于总体经济增长。另一个焦点是不平等破坏稳定，导致经济出现动荡。比方说，不平等究竟是不是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幕后推手？
另一个命题是不平等转化为嫉妒和不满：特定收入水平的人本来可能很高兴，但当他们发现别人拿得更多时高兴却变成了不满。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观点认为高管对薪酬的离谱要求并非因为他们那么看重钱，而是为了地位而相互争斗。
最重要的莫过于第四种担忧。人们担心因为金钱在政界的作用越来越大，富人有能力说服政府采取偏袒其所在阶层的政策。虽然至少民主国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三个问题进行自我修正，但寡头体制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趋势却能够自我强化。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政治献金案的最新裁决表明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
但坚持反寡头论并非控制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贫困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根本是不可取的。美国多数选民也关注不平等，甚至就连排名前1%的富人有三分之二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并支持累进税制。只要不因为政府过度干预破坏经济效率或改变激励原则，绝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应该对不幸群体施以援手。
问题在于虽然有悖于自身经济利益，但选民却往往会一再选出制定有悖于上述目标法律的政治家。比如10年前，美国的当选领导人不知采用何种手段蒙蔽了美国最可能没有遗产留给子女的中间选民，让他们相信必须取消5亿房地产税才能保护家庭小型农场。
换句话说，问题并不是中间选民不愿牺牲增长换取更多平等。问题在于政治进程产生出既牺牲增长又影响平等的结果。
具体到美国而言，最明智的措施包括扩大实施劳动收入税收抵免政策（EITC）、取消对低收入工人征收工资税、减少对高收入纳税者的税收减免及恢复较高额度的遗产税征收。上述政策能有效缩短贫富差距，同时对总收入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尤其如果同时采取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最好能以某种税收取代）等提高效率的举措，包括普及型学前教育和普及型医保在内的其他政策或许甚至能在缓和不平等的同时促进总体经济增长。
此外，许多被标榜为改善收入分配的计划不仅有损于经济效率，而且也让穷人受益极少。农业补贴的最初理念主要是扶助小型农户，但农业综合企业却一向是上述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按揭补贴催生了次贷危机，但其甚至不是以帮助低收入家庭为主要目的的。但很多美国人都被说服支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对经济问题不甚明了。
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打着平等幌子的政策，但实际不仅效率低下，甚至有损于既定目标。发展中国家扭曲的税收、补贴或食品及能源价格监管政策往往对改善收入分配不太有效，并且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举例来讲，在各国每年花在化石燃料补贴上的4000多亿美元中，只有远低于20%的份额最终能被最贫困的20%人口享受到。最贫困的40%人口享受到的社会支出同样低得不成比例。另一方面，事实证明有条件转移支付非常有效；它们能够惠及穷人，同时改善教育和医疗状况。
反寡头政治论主张富人太过有钱，他们会用这些钱选出制定法律照顾其自身利益的政客。但我认为探讨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并指出哪些政客支持这些政策其实效果更好。这意味着赞成劳动收入税收抵免和学前教育政策；对石油、农业和抵押债务补贴政策投反对票。
还有一种替代方案是采取迂回策略，通过削弱富人购买选票的能力来推进更开明的政策。但无论那个目标有多重要，它的实现需要通过解决不平等问题控制富人所得到的收入，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实行以劳动收入税收抵免和学前教育为代表的促进平等的政策。从策略上讲，难道抱怨寡头政治真的比直接为穷人说话更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