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的争论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变化虽然缓慢，但无可置疑。信服显得问题与近几十年来的争论问题大相径庭，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决定未来经济进步（以及经济政策）讨论的概念框架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经济增长潜在速度的，这一问题造成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严重分歧。比如，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从中期看，美国经济年人均增长达到0.5%就要谢天谢地了。另一些人——其中最认真的大概是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对新兴经济体深感悲观。许多大牌分析家的共同假设是技术进步将会减速，包括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关系最密切的赶超收益。
另一边是“新科技派”，他们认为我们正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口，这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真正的“智能机器”，它们将成为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近乎完美的替代品。这些“机器人”（其中一些以软件的面目出现）也可称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拜3D打印所赐，它们将在能源效率、交通（如自动驾驶汽车）、医疗和个性化大生产等领域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第二个问题是收入分配。在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中，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指出，基本经济力正在让利润占总收入的比例持久性地提高，资本回报率将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此外，许多人观察到，如果资本能够日益替代出高技能劳动力之外的一切，而教育体系需要经过长期调整才能大规模提供新技能，那么高技能和其他所有工种工资之间的巨大差异将导致不平等性恶化。
或许十年后美国经济将是这样的：顶层5%——大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工资工人、赢家通吃的全球领先者——拿走50%的国民收入（今天的比例已接近40%）。尽管国家间环境仍然大不相同，但基本经济趋势是全球性的。这些趋势在政治上可持续吗？
第三个问题是进一步自动化的就业效应。在前几次工业革命期间，人类从非常“繁琐”的工作中得到了解放。比如，收银员、电话操作员、计票员都会消失，会计师、旅行或财务顾问、司机和其他工种的需求也会大大减少。
如果“科技派”部分正确，那么GDP将有很大提高。既然如此，为何我们不能为获得25—30小时的每周工作时长和两个月的年假、让智能机器替我们劳动而欢呼雀跃呢？
既然有这些新科技，生产率也即将大幅度提高，为何还有这么多人继续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更多地工作、更晚地退出才能让经济保持竞争力？还是说，只有高技能者才需要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因为他们数量太少？果真如此的话，也许老工人应该更早退休给技能更适合新世纪的年轻人腾出空间。如果这样的改变有利于增加总体GDP，财政转移就可以负担提早退休，而退休本身也可以变成有弹性的、逐渐实现的过程。
最后一个问题是气候变化以及可能的自然资源约束，这一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已经耳熟能详。这些因素会妨碍长期增长吗？还是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转型能催生新的技术革命，实际增加繁荣？
随着这些问题成为政策日程的最当务之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传统上对增长（定义为总GDP的增加，用一个世纪前发明的国民收入账户来计算衡量）的关注的用处已经越来越小。
经济进步的性质和衡量标准应该包括能够让社会驯服科技的力量使其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新的社会契约。工作、学习、休闲、保持健康和“生产性”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连续统的一部分，政策目标应该明确指向促进这一连续统、增加可测福祉。
不平等性扩大背后的趋势必须用多种政策工具来解决，将税收手段和终身、包容、可负担的教育和医疗放在确保平等和社会流动的政策的核心。尽管人类生命质量仍可以大大改善（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但将注意力集中在总体GDP上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