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称为习近平的“一号工程”，但京津冀一体化会否搁浅，仍然变数未定。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三地整合计划，尽管充满无限商机和发展前景，但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以为，如果当前的跨区域协调和治理体制不改，即便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可能仍将只是空中楼阁。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亘古难题，因为竞争的基因根深蒂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如此，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合作更是如此。因为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跨区域协调的难度更大，以至于许多区域之间无法实现合作而产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巨大收益。
从历史上看，区域合作通常是自然演化的社会过程，而很少是政府强加的政治战略。国家意志和政府力量固然可以左右区域合作的走向和进程，但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合作需求则是推动其发展的最核心力量。特别是一些著名的城市群，如纽约曼哈顿、伦敦泰晤士河、东京、芝加哥、巴黎等，都是在经济勃发后自然演化和因应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越是区域交界处，越是贸易和经济交往最频密的热点地区，也最容易形成大都会区。
与欧美发达国家依靠自发力量不同，中国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区域整合，但这种大张旗鼓的结果往往是做足了表面文章，但实质进程和效果却大打折扣。“强扭的瓜不甜”，“拉郎配”也很难遂愿。例如，中国启动了许多城市群、经济带、开发区等区域合作计划，但真正能够实现一体化和融合发展的却少之又少。一项对中国县域经济的实证研究显示，越是处在省份之间交界处的县，经济发展越滞后，反而没有从省际贸易获益。大量案例也发现，跨省的道路往往最后演变为“断头路”，导致交通无法畅通和一体化。
为什么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如此之难？什么阻碍了这些目标宏大的区域合作计划？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依靠经济发展助推区域协同不一样，京津冀一直纠结于政治力量主导一切的逻辑。北京总是以“老大哥”的身份自居，看不起周边省份和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北京一直期望通过“摊大饼”的方式，按照五环、六环、七环的进度，不断拓展自己的中心地位。但是，北京集政治、经济、文化等于一身的单极发展模式，却无法提起天津和河北的兴趣，因为谁都不甘做“配角”。
区域之间职能分工不明，重复建设过多，是区域合作的痼疾。一个笑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个中国人建了一家加油站，很赚钱，紧接着沿路都是加油站了。于是大家纷纷降价并导致恶性竞争，但却没有人考虑开设食品店、维修站等提供配套服务。笔者以为，进一步放权，使地方政府有权限决定自己的合作伙伴与协调方式，或可助推区域一体化。虽然这样做有可能助长“诸侯割据”，但借助于来自更高一级政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实际上有利于破除利益藩篱。
与此同时，目前的政府绩效和干部考核体系往往以行政区为单位，使各地政府只关注自己辖区的业绩指标，而不顾及其他地区，甚至诱发“以邻为壑”和“相互拆台”。在这种情况下，强化以区域或城市群为单位的政绩考核，将相关地方政府的责任捆绑在一起，或许有助于破解这种“画地为牢”的狭隘思维。最近的调查发现，与建立在省内的污水监测站相比，建立在省界上的监测站更有可能推动流域沿线各省之间的通力合作，因为跨界污染的改善需要双方共同负责。
旷日持久的雾霾使长期搁浅的京津冀一体化重新浮出水面，但判断它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还为时尚早。京津冀一体化是当前中国区域整合与城市群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传统计划经济管理逻辑的失灵，也预示着多中心的网络治理和协同管理的未来。如果能够善加设计并有力实施，京津冀一体化的经济助推、环境改善和社会融合效应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应鼓励该地区的政府和社会部门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走出一条中国区域合作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