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本轮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的结构性调整时期。
如今，美国的债务危机、财政危机及经济危机虽已不再持续恶化，但远未进入正常增长轨道，或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言，美国可能“处于‘长期停滞’时期”。欧洲虽未因债务危机而陷入更深危机，但其经济危机已呈长期化趋势。日本仍难有效摆脱20余年通缩困境，其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仍将持续。新兴经济体虽在危机初期有一段令人兴奋的高增长，但因其储蓄与外汇“双缺口”机制普遍未能修正，目前大多陷入经济减速、国际收支恶化、资本外流和本币汇率在剧烈波动中贬值的困境之中。如此乱局，导致全球治理出现真空。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机构，不仅面对复杂多样的非传统挑战束手无策，甚至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危机中产生的新的治理机制，如某些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虽一度风光无限，但在局面稍缓之后，随即被各种狭隘的国家利益绑架，发展势头不再。总之，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便已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
从经济结构变动角度分析，由于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当经济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时，中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并累及经济增长率下降。从生产要素结构上分析，在科技进步缓慢的背景下出现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下降，同样会引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以及人口参与率下降，随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规模渐趋缩减，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同时并存的，将是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
需求面的变化也指向新的增长态势。根据社科院的研究报告，2006年以来，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有过稳定提高，但是，在2011年达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贡献率一路下滑，2013年降至50%。同期，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2010年以后，不仅连续三年为负，2013年更落至－4.4%的新低点。相反，投资的贡献率倒是上升的：2006—2013年的7年里，其贡献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这些数据说明：要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获得合理的需求结构支撑，仍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上述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减速并非坏事，因为它促使我们下决心全面转向提高效益、重视质量、创新立国的可持续发展轨道。速度稍缓但质量和效益均不断提高的经济增长，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转型的目标可有多个指向，集中而言，则是要追求无水分的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主要体现为低效率。成本高昂、产出过剩，是其主要表征。
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的因应之策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集中显示了我们的改革决心。在转型的动力上，我们将更加注重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将致力于打造提升效率和增长潜力的长效机制。
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在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结构性调整的转型时期，改革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哪个国家对此认识更深刻、策略更完备，就将在未来发展中抢占先机。就此而论，中国无疑再次居于世界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