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日前在出席第十四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高质量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时表示，中国经济在网络数字时代将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在服务经济为主的新阶段，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的突出优势，将继续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新阶段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平均近10%的增长，同时也是波动的增长。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学术界对于经济增速下行有多种解释，包括：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国际环境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等。
江小涓表示，从影响宏观经济的三个主要变量投资、消费、出口来观察近几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其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变小。虽然从数字上看，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消费的贡献率比较低，实际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比较稳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投资是拉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长速度越快的时候，消费的贡献就越低。从宏观经济来看，持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也不是合理选项。
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进技术的减少和服务经济的到来。从人口红利角度来看，我国从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净增长是负数，与经济向下走势高度契合。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是抚养率，抚养率低就说明有很好的劳动力供给。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我国的抚养率一直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四十年我国的抚养率会越来越高，特别是老人抚养率特别高，这种高抚养率与以儿童为主的高抚养率相比，对整个社会和家庭造成的压力和心态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此外，产业升级后，可以引进的技术存量减少，由此带来效率改善速度放缓。
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在三次产业中，农业和工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2015年开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渐上升。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几乎没有例外，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持续下降。
为什么当经济结构以服务经济为主的时候经济增速会下降？因为服务业的效率比较低。许多服务业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面对面”、“同时同地”出现，比如教育、医疗、艺术表演、保安、保姆等，无法使用高效设备大批量生产，没有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然而，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要求近似的报酬，“服务”效率低但工资不能低，与商品相比日趋昂贵。
服务业如何低效率高成本？比如，1984年购买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需要花费1000元人民币，雇佣一位保姆的价格是每年500元，当时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制造为主，制造和服务业的比重是2比1。到了2018年，32英寸彩色平板的价格是1000元，雇佣保姆的价格变成了每年5万元，这时候服务和制造业的比重是2比98。其实，我们的消费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从价值上来看好像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很多发达国家，当服务业变成主导产业后，同样的资源投入，但是产出效率明显下降，所以人们讲这是一个高成本低效率的发展时代。
中国会不会遵循其他国家的轨迹，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时期，无法将增长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江小涓认为，中国经济转为中高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
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发展迅速，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但是近些年国际贸易投资增长势头受到阻碍，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停滞。对比1998年到2007年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2008年到2017年增速明显放缓，中国也发生了同样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过去四十年中，由于技术、运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变化，全球价值链可以切割转移，很多产品被切割成不同部分，在不同国家生产。跨国公司相关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标识。1980年，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只占1/3，2000年骤然增加到75%，到2010年更是增加到80%。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比重不但没有继续增长，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一个产品被切割在不同国家生产，最后组装起来的部分和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新技术变化，这个过程会因为天花板而减速。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过程，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一些中低端产业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冲突。事实上，再现出口的重要性已不大可能，我国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最高点时候的接近40%回调到现在不到20%。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数值。数据显示，7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不到18%。此外，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所以，我们总的判断是，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开放的重要性将相对降低。”江小涓说。
中国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强大竞争者
江小涓认为，从内外部条件和国际经验看，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不过，从国情特点和技术发展来看，中国经济仍然会比其他国家的表现更好一些。“因为中国在网络数字时代进入服务经济阶段。”
以前服务业之所以不能支撑经济增长，是因为以往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现在的新技术，如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突破了“时空同步”、“同时同地”的界限要求，极大地提高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新技术还能融合制造与服务。
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劳动生产率一直没有明显提高，但是现在有了远程教育后，慕课（MOOC）可以极大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据统计，截至2018年，清华大学5年建设了258门慕课，惠及全球800余万人。生活英语听说课、财务分析与决策课、心理学概论课位列所有在线课程选课人数前三名。再比如，金融服务可以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提高效率，现在个人和小微的贷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未来技术发展将继续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有特殊优势，人口规模大，网络应用水平领先，网络与数字产业规模经济优势明显，边际成本很低。比如，一部网剧100万人观看和10亿人观看几乎没有差别。规模大就是优势，流量就是生产力。此外，我国制造业规模大基础好，这是生产型服务业特别大的基础优势，支持产业互联网发展并创造了很多互联网时代制造业新发展模式。
恰好在网络时代、数字时代，中国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比较低，它既然要同时同地就不可能远程贸易，所以服务业在以前不可贸易；但是现在网络时代，网络空间的服务贸易交易成本很低，规模经济非常显著，所以中国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方面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从实际表现来看也确实如此。
以政策制订的八大取向顺应服务经济新需求
江小涓表示，针对上述各种新变化和新的发展特点，政策需求应该有相应的应对之策。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经济时代的相对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做什么呢？关键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中国经济有了新的增长来源，对比其他国家就可能有相对更好的增长表现，宏观调控还是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第二，产业结构政策应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性的政策。服务业提高效率并能与制造业更多地融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来回较劲。现在的服务和制造很难分开，以5G为例，5G首先是一个信息服务，它的特点是高通量、低延时，但是如果没有巨量的物联网落地连接万物的话，没有什么用处。聊天说话不需要那么高通量，一定要和产业互联网、生产制造及很多落地场景结合起来才能行。所以服务一定会与制造连接。同样，如果制造不上网、不用云、不联通的话，很难取得大的发展。未来产业的发展将是更柔性、更融合、更连通的发展，可以不提谁先发展谁后发展，最终通过市场确认二者的关系。
第三，技术开发政策应当将技术开发更多交给市场，政府提供应用场景。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但应用场景企业不可控、发展受限。比如自动驾驶，企业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机器，但是法律、路面、交通管制，相关配套的一些规则，都需要一个整体空间场景的设置，这不是企业能做的。技术开发现在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在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第四，产业组织政策应该注重同时形成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我国的国内产业优势来自于巨大的市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鼓励大平台企业发展和鼓励竞争并重。现在的平台企业需要具备比较大的规模才拥有竞争力，但是这些企业拥有较强的实力后如果没有其他企业与其竞争的话，很有可能形成垄断。所以两方面工作都要做，完全可以在两者中做到比较好的平衡。
第五，国际竞争政策应该从总体中性趋向国民待遇。中国会回到中等程度的国际化，这是一个量的问题。我们正在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在垂直分工的时候，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处于高端，所以要支持国内产业升级。现在很多产品其实是水平分工，中国有消费者愿意买苹果手机，很多国外消费者愿意购买华为手机，在这些领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
第六，国际收支政策要统筹考虑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较长时间内，我国仍然会存在贸易顺差，不过这个顺差会逐步缩小。因此，要统筹考虑贸易顺差、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的问题。如果国际贸易盈利比较多的话，要么就加大对外投资，要么就购买外国国债，要平衡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七，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有了互联网之后，许多公共服务从市场失灵转向市场相容，而且效率更高，服务更优，价格更低，并且更多地在那些市场仍然不能为的领域使劲。市场可以为的地方政府尽量后退，做好标准评估、监管等工作。
第八，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导形成有效共治。新技术带来许多新问题，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公共治理政策应当研究如何引导各方形成有效治理。
